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疑云

　　“被就业”直接省去了动员学生和家长的麻烦，负责就业的老师关在办公室里，一天之内就可以大幅提升签约就业率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张欣、芦 | 北京报道

　　2009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攻坚战，硝烟正浓。

　　官方公布，截至7月1日，415万高校毕业生落实了去向，就业率达到68%，与去年基本持平，而就业人数则增加了44万。距离今年初教育部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的9月1日实现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70%的目标任务，只有咫尺之遥。

　　然而，一则网帖让高就业率变了味道。

　　一位名为“酱里合酱”的网友发帖“庆祝”自己“被就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学校帮他同西安一家名为“陕西天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书，并盖有当地人事局的印章。

　　“酱里合酱”本名赵冬冬，西北政法大学2009届毕业生。“被就业”这一带着强烈网络特色的词汇，一时成为流行。

　　另一方面，来自民间的教育数据统计机构---麦可思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咨询公司，于7月1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6月底，应届本科生的签约率仅为40%，高职高专学生签约率为33%。

　　就业率，这本应是一项不算复杂的技术统计，其面貌忽然变得模糊起来。

　　赵冬冬不孤独

　　“被就业”发生前，一切风平浪静。

　　金融危机的灰色背景下，就业攻坚战紧锣密鼓。611万2009届高校毕业生面临毕业，而受金融危机影响，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岗位需求数量，同比下降20%左右。

　　“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首位，是今年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重大决策。”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一位负责人告诉《望东方周刊》。

　　教育部连同17个有关部委制定出台了29个文件，细化和落实国办文件精神，其中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实施毕业生就业推进工程、三年百万见习计划等；财政部针对到中西部地区基层就业和入伍服义务兵役的毕业生，出台了新的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商务部出台鼓励服务外包企业吸纳毕业生政策；科技部则鼓励重大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吸纳毕业生。

　　“国务委员刘延东今年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就有80次。”这位负责人称，“到目前为止，这些就业项目实施已初现成效。”

　　该负责人告诉本刊这样一组数据：“选聘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国家基层就业项目，招募人数总计将达12万余人。各地毕业生预征入伍报名人数已达13万人。截至7月份，服务外包企业吸纳毕业生人数已近20万。另有66所学校发布了5558个科研助理岗位信息。

　　68%的就业率是各部委联合攻坚的成果，来之不易。

　　“酱里合酱”“感谢母校为自己安排好一切”的帖子，显然捅了篓子。网友纷纷跟帖爆料自己的类似经历，赵冬冬显然并不孤独。

　　2006年7月毕业于北京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的陈峰(化名)向本刊讲述了3年前“被就业”的经历：“我偶然发现就业办公室的电脑中显示，我已经签约北京的一家软件公司。”

　　而事实上，直到毕业3个月后，陈峰才找到工作。“我当时问老师是怎么回事，她很敏感，关掉了页面，不让我看了。”

　　陈峰记得，当年学校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就业率数字高达95%以上，“我们宿舍8个人，有3个没找到工作。我们班43个人，毕业时没签约的肯定超过10个！”

　　“被就业”省去不少“麻烦”

　　今年毕业的哈尔滨理工大学威海分校学生张海(化名)在离校前，也签了一份虚假的就业协议。与陈峰蒙在鼓里“被就业”不同，张海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签字的，“每年都这么干，大家心里都明白。”

　　张海告诉本刊记者，离校前，学院领导召集开会，讲了就业率之于学校发展的重要意义，承诺假的就业协议完全不会影响档案和户口的去向，“一眼都没看，也不知道是什么单位，签了名我就走了。”

　　对于学校此举，张海表示可以体谅，“学校也不容易，就业率与专业招生是挂钩的，就业率低了，专业就被撤了”，“再说找不到工作，也不是学校的错”。这个“豁达”的男孩子目前待业在家。

　　事实上，无论当事人知情与否的“被就业”，都是在一种奇异的暧昧状态下运行：签约单位或者“友情客串”，与学校有默契，或者干脆就是虚拟的；学生们有的全然不知情，有的知情但根本见不到三方协议，也有的即便拿到了三方协议，也默认那只是在“帮母校最后一次忙”，并不会以这份法律文件为凭据，去和用人单位纠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7月28日，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因扣发20名未签订就业协议学生的毕业证被媒体曝光。该校从学生一入学就定下规矩：就业协议换毕业证，毕业未签订就业协议的，学校扣发毕业证。此招效果明显，该校“高职招生规模和录取线连续3年居北京同类院校首位，就业率达98%以上”。

　　“目前教育部门最关注的是学生的签约就业率。”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本刊记者，高校的就业率统计中，包含了签约、升学、定向或委培、出国、灵活就业(包括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国家或地方项目(三支一扶、入伍等)。

　　他说，每回收一份就业协议就意味着一人签约就业成功，这是实实在在可以量化的就业率。教育部门对签约率的“高度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高校“以就业协议换毕业证”、动员学生家长签署就业承诺书等名目繁多的就业率造假行为。 

　　“而‘被就业’则直接省去了动员学生和家长的麻烦，学校负责就业的老师关在办公室里，一天之内就可以大幅提升签约就业率。”熊丙奇将这种造假称为“明目张胆的就业欺诈”。

　　“人事代理”玄机

　　“被就业”事件后，赵冬冬就读的西北政法大学发布了说明：

　　该生为了将人事关系和户口落到西安市，曾在辅导员老师处进行过咨询，辅导员老师详细解释了有关政策规定，认为只有办理人事代理方可实现将人事关系和户口落到西安市的目的。随后，辅导员老师与某人事代理部门取得联系，并帮助找到一家就业单位，赵冬冬同学委托本班同学刘某在人事代理框架下与这家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

　　而事实上，所谓“人事代理”，其中大有玄机。

　　“说白了，就是变相的网上签约。”曾在山东某高校担任辅导员助理的方齐(化名)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讲解了“人事代理”的运作方式：待就业学生到人才交流中心，告知工作人员要办理人事代理协议，然后出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的账号和密码，工作人员直接登录完成签约程序，然后打印出纸质的就业协议。

　　“现在各地的人才市场都下辖几个公司专门做人事代理。”方齐告诉本刊记者，这样就可以完成学生、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三方协议”，“其实是一举三得，学生的档案和户口得以保留在学校所在城市；网上签约的程序完成，学校就增加了一个已就业人数，签约率上去了；人事代理部门收取代理费用。”

　　“当然学校一般不会提就业率，只是告诉学生，户口如果被打回原籍，再想回来会很难。”方齐说。

　　事实上，“人事代理”的活跃程度，与户籍政策的松紧度密切相关。

　　如北京市户籍政策相对严格，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称，只接受用人单位委托的人事代理服务，不接受个人人事代理业务；而在上海，非上海生源应届毕业生进沪就业要办理户籍申请表，实行评分制，达到标准分的就可办理上海市户籍；而其他一些二线城市，户籍政策相对宽松，以山东潍坊为例，学生缴纳180元的人事代理费用，即可以将户口和档案交由当地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代管1年，之后如果想继续托管，可以随时缴费，也可以在户口和档案迁出时一次付清。这种相对宽松的管理，客观上为人事代理提供了条件。

　　除了人事代理，灵活就业也为拉高签约率出力不少。

　　方齐说，学院会在毕业实习时将灵活就业申请表下发学生。4月份实习结束，还没签就业协议的同学，就会找实习单位在灵活就业申请表上加盖公章上交学校。有些院系还会找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单位，在灵活就业申请表上盖章，之后添加未签约同学的个人信息。

　　“在我们学校，两个灵活就业，相当于一个就业。”方齐告诉本刊记者，“灵活就业申请表可以派大用场。”

　　毕业前几个月，学校要求就业情况一周一报，辅导员会根据当时的签约情况交表，情况不好，就多交几份；就业率数字不是特别难看，就少交点。这样一来可以拉高就业率，二来避免灵活就业一次出现过多而显得突兀，三来还可以说明学院在为解决就业问题而不懈努力。

　　以方齐曾带过的艺术学院某系为例，全班有不少于1/3的同学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灵活就业的。

　　无视国家政策的“二选一”

　　有一点，让熊丙奇认为西北政法大学的“说明”逻辑有误。

　　他介绍说，早在2002年2月，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公安部、人事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意见第七条指出，对毕业离校时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档案管理机构对其档案免收服务费用。学校可根据本人意愿，将其户口转至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或两年内继续保留在原就读的高校，待落实工作单位后，将户口迁至工作单位所在地。超过两年仍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学校和档案管理机构将其在校户口及档案迁回入学前户籍所在地。

　　也就是说，学校有义务应毕业生要求，保留其户口和档案两年，这是个缓冲期。

　　熊丙奇认为，对照这一文件不难发现，西北政法大学有关“学生毕业时仍未落实就业单位的，应派回生源地人事部门”的解释，是无视国家政策。

　　而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调查，北京、上海、山东等地的多家高校，毕业生都接到过“学校代为保管档案和户口两年的政策从今年起作废”的通知。

　　“不办理人事代理又有什么办法呢？学校明确说不再代为保管档案和户口，又不想户口返回原籍。”方齐说出了很多毕业生的难处。在政策不明的情况下，只能是学校怎么说，学生就怎么做。迁回原籍或者签订人事代理，变成了“二选一”。

　　西北政法大学最终将“被就业”事件定性为辅导员“好心办错事”的个案，在赵冬冬就业协议书上签字的辅导员被调职。

　　本刊记者采访时，多位毕业生和辅导员表示了对这位辅导员的同情。

　　“毕业班辅导员的压力很大。”山东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辅导员说，哪个学院的就业率排在后面，会被点名批评，学院领导当然就会找负责就业工作的辅导员谈话，而且自己所带班级的就业情况会跟辅导员的考核、评优或者奖金挂钩。

　　引入第三方严查就业率造假

　　“不能仅用调离辅导员来大事化小。”熊丙奇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开展全国高校就业情况大调查，特别是对执行国家政策的情况、以“土政策”提高签约就业率的欺诈行为进行调查，对违规者严肃处理。

　　“改革就业率的统计方式，调整就业率的功能，这是下一步必须做的。”熊丙奇认为，“眼下的问题是，要引入第三方来严查就业率造假。”

　　“被就业”事件发生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7月27日回应说，高校一旦出现了就业率误差或造假，就对该高校的就业考核工作实行“一票否决”。

　　“在调查高校就业率造假这一问题上，作为利益相关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回避。”熊丙奇建议引入人大监督机制，一方面，人大本身就有监督政府工作的职能和责任，大学生就业工作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人大有必要了解其真实进展；另一方面，作为政府投资举办的高校，主要办学经费来自政府投入和受教育者的缴费，人大也有权了解高校的资金使用以及具体使用效果。

　　“虚假就业率是对和谐的最大伤害，”熊丙奇认为，“各级人大应担负组织调查就业率真假的责任，并根据调查结果，对政府部门和高校进行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