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我的奋斗

　　2009年4月，距离开庭约一个月的时间，3个受害家庭都收到了一封来自郫县安都镇的信。信是孙伟铭从看守所里写来的。他说自己“以当下卑下的身份来信”，是希望受害家庭能对他“多一些了解，并给予机会”。在信里，他讲述了自己来成都的奋斗经历，并强调自己的“个人价值”，这是他在成都打拼10年的立身之本，现在他希望能凭借它完成对自己、家庭和受害方的救赎：“我觉得无论个人能力，包括社会这么多年培养我，父母培养我，学校培养我，如果让我在这样的环境长久地待下去，是一种浪费。对受害家庭也是这样的。”

　　1998年，高中毕业的孙伟铭来到成都。对于自己的中学时光，孙伟铭很少跟朋友提起，只是简单总结为“盲目虚度光阴”，唯一和未来相关的是，“他告诉我们，他在中学一直坚持练长跑，是非常有毅力的一个人”，孙伟铭的朋友黄颖对本刊记者说。

　　父母是远在重庆的普通工人，对他在这个省会城市立足无法提供任何帮助，高中学历让他无法选择更高的起点，年仅20岁的孙伟铭从销售人员起步。他在一家软件公司谋取了一份销售职位，首月底薪仅400元。“基层的销售员基本都是家里没有背景的年轻人来从事，要承受比别的行业更多的拒绝和打击。”刘强(化名)曾经是孙伟铭的同事，他告诉本刊记者，

　　但孙伟铭“更严苛地逼自己做很多事情”。“公司早上8点30分打卡，他从来不迟到。我们有时候做不完的工作就拖到明天，他为了按时交标书或者文档，可以经常不吃晚饭，熬夜到三四点写完。”对自己工作的苛求在他当了销售总监后，普及到整个部门。“他订了惩罚制度，如果我们的文档里出现一个错别字，就要扣钱。他自己也一样受罚。”易川(化名)告诉本刊记者。他是孙伟铭的另一位朋友，易川看过孙伟铭在商场上的表现，“一个团队出售产品时，他会先让新人去做产品讲解，在整个过程处于劣势的时候，他站出来，把产品重新表述一下，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在法庭上和给受害家庭的信里，孙伟铭都提到自己是一个“有抱负的人”。虽然朋友们私下没有听到他描述自己的抱负，“但是从他工作的劲头可以看出来。他一周工作至少70个小时，为了工作可以放弃一切。他30岁还没交女朋友”。易川说。

　　孙伟铭的职业化和由此历练出的心理素质，成都电视台《红绿灯》栏目的制片人贾红雨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见到孙伟铭。孙伟铭的右边脸上还满是碎小细长的伤口，左边头上包着纱布，头部的撞伤导致眼部红肿。“一般人犯这么大事已经被打倒了，拒绝采访是很正常的。或者什么也不说，或者哭得没法说下去。但孙伟铭不一样，他没有崩溃，情绪很稳定。说话很慢，一边想一边说，感觉是个不会随意地说一些话的人。”贾红雨对本刊记者回忆。

　　“他态度很好，见面就先点头，像在生意场上见客户一样。他希望能给他父亲带几句话：第一，帮我转交一份未完成的合同，如果现在中止，会引起经济纠纷。第二，帮我转交车后备箱的电脑里的一些经济资料。第三，帮我请律师。第一个律师是某某，如果他不行，你找第二个律师。他分别交代了每一个需要他父亲找的人的名字和电话，所有号码都是随口说出的，感觉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这些事情都记在脑子里。”

　　孙伟铭捎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是：重庆的房子千万不要卖，这是你们留着养老的，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解决。

　　第二封信：我的家庭

　　从1998年离开重庆，孙伟铭就开始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父母都出身农村，在铁路部门从事基层工作。父亲孙林年近六旬，体弱多病，即将退休。但是为了多挣几百块奖金，他申请去为单位在偏远的工区煮饭，“工作的地点都是在山沟沟里转”。孙林对本刊记者说。母亲因病在多年前已经办理病退，父母收入加起来不到2000元，除了一套住房，没有其他财产。

　　因此，当孙林2008年12月15日接到成都警方的通知后，他面临着自己58年的人生经验难以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如何为儿子求得受害家庭的谅解？如何凑齐受害家庭要求的总额近百万元的赔偿金？还有如何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羞愧？

　　孙林到成都的时候是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晚上。“警察没有说到底出了多大的事，我就带了5000块钱，连身份证和药都忘了带。”孙林说。当他走出候车室时，正好有人拿着一张报纸在看，上面赫然就是儿子孙伟铭的照片和交通肇事致4死1伤的严重车祸。他一看就“吓倒了”，他在候车室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痛哭了一场，然后就在火车北站的广场上，来来回回地徘徊了一整夜。

　　孙林一直不敢跨进交警局的大门。“警察给他打了6次电话，他都说要来，但每次约定的时间他都没有出现。”韩思杰对本刊记者说。12月16日上午，当他终于出现在交警三分局的办公室，韩思杰的父亲抑制不住愤怒，给了他一耳光：“你敢骗我，打电话你也不接。”孙林双膝跪地，痛哭着说：“我确确实实没有电话，我用不来电话。”

　　孙林从来没有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尤其在儿子犯下这么大的事故后，公众的注意让他慌乱羞愧。在成都市交警三分局与受害者家属见面后，为了躲避媒体追问，他拎着塑料袋，急匆匆三步并作两步，几乎是从楼梯上跳着下楼。实在躲不开媒体追问时，他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汇报，“我正在四处凑钱”，“我们不敢露面，走在路上，别人都在戳我们的背脊骨啊”。孙林对本刊记者说。

　　因为凑不齐受害家庭要求的赔偿金，他也一直不敢跟受害者家属接触，这让受害家庭怀疑他解决问题的诚意。律师施俊英告诉本刊记者，孙林一直急切地想卖掉瑞升花园的房子，但由于孙伟铭在看守所，无法去公证处，房子出售遇到了法律上的障碍。孙林收了4次订金，最后都不得不退掉。孙伟铭的所有积蓄都用来买了这辆20多万元的别克车。事发后，办案民警在他身上搜出三张卡，一张有58元，一张有53元，另外一张卡里没有钱。

　　4条人命，近百万元的赔偿。这不是这个一直谨小慎微地生活、每个月全家收入不到2000元的老人能够处理的问题。

　　孙伟铭也知道这一点。2009年6月，孙伟铭给受害家庭寄去了第二封信。他的案子已开庭一个月，律师告诉他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极有可能被处以“无期”的处罚。这一封信孙伟铭写了正反4页，怕对方混淆顺序，他在每页下角编好了页码。

　　他在信中描述了他的家庭：“父亲成长在被抱养的家庭，自我懂事起，就听到太多他被冷落歧视的事。我的父母大半辈子堆积太多遗憾和疾苦。他们坚韧、勤俭持家总令我和妹妹感到温馨，日子看着一天一天好起来。我买车他们支持我，我买房他们也支持我，我没时间谈女朋友，他们替我张罗。我没时间洗衣收拾房间，常堆积起来，他们就隔段时间来成都为我整理卫生。打我懂事起，我没见过母亲买过一件饰品装扮自己。我父亲总是捡我过时的衣服穿，衬衣磨破领口袖口，夏天穿的汗衫，穿了好几年，背上七八个破洞，都不舍得丢弃。家中为了省钱，重庆那么热，直到现在客厅和卧室还没装空调。甚至2005年我买房入住时，父母坚持坐火车、公共汽车，自己动手用了好几次才将一张大木床和圆桌从重庆搬来供我使用。”

　　孙伟铭曾经是这个清贫家庭的希望。2008年，他将新买的别克车从成都开回重庆，这给“从未坐过小车”的父母极大的荣誉感。“他自己也很有成就感。”易川说，“他觉得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已经摆脱了原来窘迫的生活。”

    破灭

　　大约从2004年开始，随着事业成功，孙伟铭也开始有了一些工作之外的生活，比如出入一些白领的聚会。在聚会上，他告诉新认识的朋友，自己从财经大学毕业。在朋友黄颖的印象中，他确实“书生气很浓，干干净净的一个小伙子。戴着金丝眼镜，讲究仪表，很会规划自己的生活”。“有一次聊天说到女孩子总是花一块钱去买两块不需要的东西，男孩子是花两块钱去买一块需要的东西。孙伟铭说，我是花一块钱买两块需要的东西。”黄颖对本刊记者回忆。

　　2005年，他在瑞升花园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因为销售人员经常要穿正装，所以他有很多衬衣，都叠放得整整齐齐。他鞋子也很多，有时候我们去他家玩，我们看电视，他就自己打理鞋子。每双鞋子擦完了都用干毛巾塞进去，保持鞋子不变形。他说这样比用鞋托更好，干毛巾吸潮，更保护鞋子。”易川告诉本刊记者。

　　孙伟铭对这时候的自己也充满了信心，他甚至觉得自己的经历和心态可以帮助一些弱者。黄颖在一所小学担任班主任，她记得一次聚会的时候，孙伟铭问她，有没有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他说自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现在生活比较稳定了，不仅能从经济上帮助贫困生，还可以用积极的心态影响这些孩子”。

　　2006年春天，黄颖将自己班上的学生林芳推荐给了他。第一次见面约在“仁和春天”旁的一家麦当劳。“他拎着两口袋东西，都是给我女儿买的生活和学习用品，有洗发水、洗面奶、毛巾和书本用具。”林芳的母亲范小琼对本刊记者回忆。此后一年多，他几乎每个月都给范小琼打电话，约在西南书城门口或者“仁和春天”前面的广场碰头，给他们100块钱，并请他们吃一顿饭，“只有两次他很忙，就隔了一个月，但下次就给了200元”。范小琼说。孙伟铭确实在试图影响这个生于贫寒家庭的孩子，“他对林芳说，要好好学习，现在社会好了，自己努力是有出路的”。他甚至还注意她的生活细节。“有一次吃饭前，他叫林芳去洗手。我们是从农村来的，平时不是很讲究这些，让我这个当妈的感到很不好意思。”范小琼对本刊记者说。

　　黄颖最后一次和孙伟铭见面，是在2007年冬天的公共汽车上。这一年，孙伟铭和团队已经实现超千万元合同金额。“他依然西装笔挺地坐在公车上。我问他，现在收入已经比较高了，为什么不买车？他说太忙，没时间去考驾照。我还说，现在驾校可是越来越严格了。”

　　此后，黄颖再看到他，是在电视上。这时的孙伟铭让黄颖“有些震惊”：他穿着橘红色的囚犯背心，站在被告席上，身体比以前发胖，戴一副黑边眼镜，胡子拉碴。这个年轻人用10年时间经营起的成功形象、远大抱负和整个家庭的梦想，突然被他制造的一场车祸击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