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卢慈窝村政治

　　东莞市卢慈窝村的权力更迭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持久战。从2008年2月村民投票罢免卢慈窝经济合作社董事长黄咸湿开始，长期以来村民私下里对村集体财富分配的疑惑和不满就被摆上了台面。2009年8月2日晚，他们再一次召开村民大会，罢免了副董事长、董事和监事会，这一次的理由触目惊心，控告黄咸湿受贿和职务侵占，金额高达700多万元。不过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或者官方的结论认定对黄咸湿的这些指控，被拉下马的原领导班子也觉得自己万般委屈。看起来，村里的纠纷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罢免的先例在村里的法律顾问徐礼田看来，最大的意义是对今后的领导班子形成深远的影响。

　　记者◎杨璐

　　对峙

　　卢慈窝村的牌坊就在107国道边上，正对着牌坊的是一条笔直的马路，沿马路进村，两旁的商铺偶尔有人光顾，厂房的门口坐着闲聊的工人，也有的房子拉着招租的横幅，村子里弥漫着闲散的气息。宽阔的马路在一栋四层的楼房前陡然变窄，再往里走是大部分村民的居住地。与前面商铺厂房不同，水塘、大树和弯弯绕绕的小径呈现的依旧是乡村面貌。站在城乡节点上的这栋四层楼房是村里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自从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后，卢慈窝村的名称改为“卢慈窝经济合作社”。新任董事长黄九和他的支持者们在股份合作社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本刊记者，而他们的对手，上一届领导班子留守的副董事长邓树昌就在隔壁的联社会计办公室喝茶。就在本刊记者到来前，刚在办公楼外面的篮球场上演了新风波——8月2日晚上，黄九在这里召开村民大会，660名股民中有417人投票赞成罢免副董事长邓树昌、董事黄景贤和监事会成员。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中，8月2日的这个村民大会掀起了一个高潮。会上黄九一派宣读了他们聘请深圳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的审计报告，控告原董事长黄咸湿受贿和职务侵占，金额高达700多万元，相当于平均从每个股民的口袋里贪污去了1万多元。这个结果让村民异常愤怒，走在村里不时有村民截住本刊记者反映：原来的董事长光吃饭就花了100多万元，喝5000元一盅的煲汤；村里建了祖先骨灰楼，周围人都不敢住，意见很大；厂房外墙壁的装饰用瓷砖刮风下雨就往下掉，还砸过行人，怀疑是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在菜市场听见原某领导的儿媳妇扬言要搞死投罢免票的人，心里很害怕。即使没有举出什么事例，也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和心情：“这件事情太严重了，要好好查一查。”

　　与村民们感性的控诉不同，黄九对前任的指控非常有理有据，他交给本刊记者一个文件袋，里面的一沓文件显示了他们的维权之路：黄咸湿在任期间的土地转让合同、东莞市测绘队出具的土地面积量算表、区审计调查组和深圳国安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对前任的财务审计报告、对黄咸湿的历次控告书、针对村里土地非法转让的判决书，罢免黄咸湿和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的选票。黄九详细解释了这些文件的作用：土地转让合同的日期是2001年，而那时黄咸湿还是普通村民。实际上，这些土地买卖都发生在2003年之后，这时的土地价格远高于2001年，签成2001年是为了贱卖土地。除此之外，合同上标明的面积要比东莞测绘队量算的面积小，甚至有一块地的差距在3亩之多。平白无故地给买地人如此之多的“优惠”，黄九怀疑前任收了好处或者与买地人共同瓜分集体资产。而财务审计报告中，黄咸湿实际支付的工程款要比按照合同计算的工程款多很多，并且多出来的钱没有合理解释。除了黄咸湿的问题，黄九还把矛头指向了退休两年的社区书记黄福如。“黄福如是黄咸湿背后的老板，如果没有黄福如，黄咸湿做不成这些事情。”黄九告诉本刊记者，黄咸湿做生意赔了钱，无法向黄福如还债，所以黄福如让黄咸湿坐了董事长这个位置。

　　面对村民们和反对者黄九的议论，早在去年3月，黄咸湿就以身体原因辞去了董事长的职务，而他的副手邓树昌和董事兼村长黄景贤则在黄九上台后，从本来的合作社办公室搬到了隔壁，不愿与黄九共处一室。700多万元的指控上了报纸后，黄咸湿深居简出，不与村民打招呼也不接受采访。而黄福如则对700多万元这个数字提出质疑：“从七八年前开始，会计就有上面派下来，他们领的是政府的工资，跟村里不发生关系。董事长想拿钱出来，要经过监事会和会计两关，怎么可能那么多人都是一伙儿的呢？”为了表示自己的公正，他拒绝评价黄九，但是告诉本刊记者，从他当书记的时候，村里就存在那么一小撮挑事儿的人。对于村民们高票通过的罢免，黄福如也表示理解：“如果是我，就算我哥哥是董事长我也投票呀，查出来的话，每人可以分一万多块呢。”副董事长邓树昌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8月9日下午交给本刊记者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证明自己的清白。

　　为了平息这场纷争，8月8日周六，社区和审计办公室派人重新丈量厂房和商铺的面积。工作人员希望双方共同见证，但是因为前来测量的人并没有带厂房和商铺的图纸，黄九和支持者认为这样的结果不科学，他们拒绝到现场。邓树昌一直跟随工作组，其间黄咸湿骑自行车经过一次，但是没跟任何人说话和停留。8月9日，邓树昌告诉本刊记者，测量结果与从前出入不大，自己是清白的。但是，他的儿子并不乐观——如果黄九不承认调查结果，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完。

　　村里的财富

　　在安徽人徐礼田眼里，东莞的农民们过的是富裕和悠闲的生活，平时靠喝茶发呆打发时间，随便出去转一圈就收回来几十万元的房租。因此，他的当事人、卢慈窝村的村民们并不全是为了年终2000多元的分红打官司，主要是看不惯前任的作风出一口气。这代表着很多东莞外地人对本地农民的财富想象，而在当了10年家的社区书记黄福如看来，村里的财富并不那么乐观。从地形上，黄福如把东莞分为山区和水乡，像长安镇这样出名富裕的镇就是山区，“山坡一平，多出多少田呢”。卢慈窝村所在的万江区则属于水乡，特征就是人多地少。土地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发展速度。上世纪80年代，山区的镇开始从农业向工业转化，大盖厂房、招商引资的时候，水乡的卢慈窝还维持着农耕的生活。“耕地不多首先要保证吃饭呀，那时候还有交公粮的任务，不能跟山区比。”村里人向本刊记者回忆，直到1997年，村里还有部分人以务农为生。黄福如回忆，整个万江区开始放手发展是在国家免去了交公粮之后，在时间上就比山区晚了10年。

　　卢慈窝村的发展还要更晚一点，它的土地离最近的干道107国道远，建厂房和商铺之前要先修路。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是1993和1994年农民把自家的承包田以每年每亩600块钱的价格租给外地人种菜，后来村里把土地收上来集中建厂房，房租也始终涨不上来。“每平方米每月的租金是6块钱，如果要到7块5就很难租出去了，而山区那些地方租金可以达到10块钱。”黄福如说，建厂房的成本高，房租又低，经过盘算和衡量，村里后来更多的是建商铺。不只是卢慈窝村，整个万江地区都是这样的特点。

　　根据黄福如的回忆，卢慈窝村开始卖地发展时候的主事者是已经去世的黄乾坤，黄乾坤的下一任就是被罢免的黄咸湿，也是在黄咸湿的任内，村里的土地卖光了，村民们完全从种地转向靠租金过活。在黄乾坤的时代，每个村民的年底分红是几百元。2003年作为试点，卢慈窝村先于东莞的大部分农村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村民变成了股民，黄咸湿是第一任董事长。当时的社区书记黄福如说，如果从自己考虑，他不愿意成为试点，因为推广起来要做很多工作。但是，股份制的好处在于人人手里都有一个章程，制度很完善。实行股份制的第一年，村民们的股份分红每人是2000元。

　　作为经营活动的主体，卢慈窝经济合作社的收入来源有账可查。在黄咸湿任职期间，经营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一至第四幢厂房、大龙厂房、么间厂房、文化活动中心的二层和三层、新洲市场商铺、本兰街二栋商铺的出租收入以及四宗土地的转让收入。根据区审计调查组2008年的调查报告，股份合作制改革之后的5年里，一共实现了盈余1219万元，平均每年的收入约为244万元。纵向比较，股份制改革之前的2002年的136.67万元，收入增加了78%。

　　但是如果横向比较，卢慈窝的经济成绩就没那么欢欣鼓舞了，因为发展得晚，年终的分红始终在2000多块钱，而像长安镇一年几万块钱的村子都有。具体到个人生活，卢慈窝村的村民虽然也有人办厂、做生意，可是真正发家致富的没有几个。黄裕球是新当选的村民代表，跟着黄九在村里跑跑腿、做些事，算是村里的管理人员，每月可以拿到1600块钱的工资。在此之前，他给别人开车每月的工资也是一千五六百元，不过村外的工作黄裕球觉得并不理想，因为通常这些工作都是包吃包住的，外地人觉得不错，本地人也拿这个数目就觉得不划算。黄裕球告诉本刊记者，很多村民都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如果不是在村里工作，大家就待着，靠出租老房子和股份分红过活。

　　村长的权力

　　2007年是卢慈窝村这场纷争的时间起点，这一年当了10年石美社区书记的黄福如退休了。回到一个通常的叙述里，石美社区相当于村，黄福如就是村支书，而卢慈窝村则是村里的生产队。在村民们的评价里，黄福如很霸道，一个人说了算。“黄乾坤当村长的时候，他哥哥介绍人来买地，黄乾坤就说价格他说的可不算，得别人说。这个别人就是黄福如。”黄福如自己也承认，如果他还当着书记，这些人闹不起来。除了铁腕的作风，利益牵扯也让村民们忌惮，“很多家庭里都有一个人是村里出面安排工作，比如在村里当治安员或者在村上的厂里挂职，家家都吃村里的饭，不听话不行呀”。即便现在，村民还向本刊记者推测，“黄乾坤前一任的老村长可能会支持黄九，但是他的孩子应该支持黄咸湿，因为孙子的工作是黄福如帮着疏通关系找的”。

　　2007年七八月份，村里最后一块土地杨梅洲的征地款1022万元拨了下来。黄九告诉本刊记者，按照规定，必须有30个股东签名，政府才会把钱给合作社。当时，董事长黄咸湿的班底找来签名的股东老的老、小的小，拿回巨额征地款后也没有分给股民。村里人私下对此事议论纷纷。“我原来在外面做生意，从来不管村里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才决定回来搞政治。”黄九说，这么多年来村里卖地都是村领导说了算，从来没开过村民大会，大家首先想弄清楚的是土地到底卖了多少钱。为了这个目的，黄九带着20多个年轻人在村里的祠堂开了“搞政治”的第一次会，“其实土地面积人人心里有数，从前都是包产到户，每人家里的地合在一起也就知道大概了”。村民们开始去村里的办公室要看土地转让的合同，一看才发现合同的时间和面积都不对。村民对村领导的质疑于是有了实际的证据。这一年年终每人股份分红2500元，虽然数目上与前几年相同，可是这一次，村民们并不满意，“黄咸湿说村里借了60万元给大家分红，可是全村660名股民，红利总数就100多万，村里那么多厂房和铺位，怎么最后还需要借钱呢”。

　　村民们的疑惑没有得到应有的解释，过完年的2月22日，黄裕球敲起了锣。卢慈窝村的习俗是敲锣意味着开会。黄裕球告诉本刊记者，锣声响起的时候，有村民对他说，有10年没听过这个声音了。重新开始的村民大会主要议题就是由8个临时村民代表提议，罢免卢慈窝董事会的领导成员，按照村民们的理解，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村长、监察小组、出纳等管理人员，也就是黄咸湿班底的所有人。不过这次村民大会并没有得到黄咸湿班底的承认，在邓树昌给本刊记者的声明中，黄咸湿是在2008年3月在石美社区党支部和居委会召开的全体干部会议上因为健康原因主动辞职的。因为这一届的任期到2009年，黄九在随后的选举中被选为代理的负责人。

　　黄九和支持者于是就搬进了合作社办公室，对立的黄咸湿留守班底则搬到了隔壁。事实上，目前，只要涉及调查前任问题的费用，小到60元的快递费，大到请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的十几万元，如果没有留守班底的同意，黄九都无法动用。黄九觉得对立的留守班底在扯自己后腿，他为此专门从支持者中选了两个助理，黄春树和邓锦枝。可是，这两个人也就是帮着黄九跑跑腿，没有实际权力，甚至如果留守班底不同意，不能从合作社的账户中支取工资。黄九告诉本刊记者，审计报告结果出来了，他要再次召开村民会议，罢免留守班底。这遭到了副董事长邓树昌的攻击，他说：“黄九当上董事长后，不思发展集体经济，而是处心积虑地搞自己的小圈子，要把副董事长、董事和全体监事换成自己人，方便自己行事。”

　　为了追回质疑的财物漏洞，黄九先后发动村民集资了30多万元聘请律师和会计师，可是到现在为止，指控的问题没有一个官方的结果。在黄咸湿的支持者看来，黄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当初群众支持他是为了追回所谓的贪污款，集资也是为了得到加倍的回报，现在一切都没有结果，黄九肯定有压力。”也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黄咸湿的支持者认为，即便此次罢免风波平息了，黄九还会再找其他的事儿。

　　而对于新任董事长黄九来讲，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虽然现在村民们拉着本刊记者说“黄九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我们好喜欢他”，但是，村民们对董事长的考量是年终分红的增加，这一点他的对手邓树昌看得很清楚。黄九运气好在2008年村里的外债刚好还完，所以每人增加了几百块的红利。可是，村里土地卖完了，黄九做了一年多，村里没有通过任何项目建设的决议，他有没有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让对手质疑。经过一年多的纠纷，全体村民都普及了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人人看中自己的选票。村里的财务公开栏也为村民们所关注，租赁承包合同的明细、每个月的应收款和应付款、整个6月份的银行日记账包括干部的报酬都贴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