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桌面上的首要问题还是钱。上大学的第一天，老黎就带着黎力去申请贫困生贷款。1.7万元的额度还不够4年2万元的学费，全家人决定饿死也得把黎 力供出来。姐姐许下宏愿：“弟弟不毕业，我就不结婚。”坐在一旁的黎力往往只是默默地听着。看起来，他和这个家庭一样根本没得选择。

　　事实上，黎力并不愿过多向家人求援。大二的时候，远在厦门的姐姐黎红梅有一次接到弟弟的电话，黎力为难地说自己的口吃越来越严重了，可能会影响毕业 之后的发展。只是在厦门工厂流水线上打工的姐姐对此无能为力。黎力很为难地说自己想去上个口吃矫正班，但需要钱。姐姐马上汇了1000元给他，一段时间之 后，黎力告诉姐姐，根本没有效果。

　　黎力在学校最好的朋友许刚至今唏嘘不已，“他的命太不好了，有口吃的毛病，还得了乙肝，年纪也小，家里还穷，自卑心理很重。适应世界也总比我们慢两 拍，大一我们出去玩，他念书，大二我们买电脑了他看着，等到大三、大四我们好好学习该毕业了，他玩电脑上瘾了。他又没钱买电脑，去打工，影响了学业。这算 是谁造成的？”许刚已经自费考取了科技大学的一个研究生项目，可他并不承认自己比黎力聪明或用功。“你知道，就是那个原因，钱嘛。”他很坦诚。

　　试图不用家里的钱，不愿成为包袱的黎力在大四期间毅然选择到中关村电脑城打工，他梦想着早早赚到钱买到电脑。而噩梦也由此开始。每日超过12小时的 打工将黎力的时间榨干，他再也无暇学习，大四结束时，曾经引以为傲的功课彻底陷落了。按照规定，他必须延期毕业，或者也可称作留级，虽说北科大每年都允许 有4%-5%的学生延期毕业，但这是做了十几年优等生的黎力从没有过的经历。后来，在监狱中，黎力模糊地对律师述说着自己的心迹，“早不想活了，即便补考 毕业了也不想活下去……”

　　许刚还记得大四时黎力少有的一次“幽默”，当时宿舍所有人都买了手机，黎力自然也向往不已，有一次他说自己看中了一部一千出头的手机，大家问他还差多少钱，“还差1000吧。”黎力磕磕巴巴地自嘲着，周围人笑成了一片。

　　沉重的北京

　　“我真后悔跟他们说我继续在校进修，他们又开始担心了……”

　　北京是一座庞大的都市，奥运期间，北京奥组委在迎接奥运的小册子中用不是很肯定的语气告诉外国宾客，北京是一个大约有1400万人口的国际性都市。

　　如此雄浑的北京对于黎力这样的弱小个体来讲有些不成比例，尤其是在延期毕业后，黎力和他的一众同学们被迫搬出了学校，这种对比来得更加强烈了。对于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延期生来说，北京的生存压力可以想见。有报告显示，北京在全球消费水平的排名已高于纽约位居世界第11位。而一位在天涯论坛上连载自传 的北大毕业生戏谑道：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最穷的时候要到未名湖里去偷偷钓鱼，钓到就烤了吃，没有就要挨饿。

　　与黎力同宿舍的安俊军曾在校长接待日去质问学校，延期生为什么不被安排宿舍，校长答复“学校对你们延期生已经仁至义尽”。

　　劫案发生后，北科大校方为此召开会议，要求对所有延期毕业的学生进行一次梳理，加强联系沟通，甚至查清并公布了学校与黎力之间的经济账目以示校方长久的宽容。

　　相比于其他依靠家庭支持的延期生，黎力只能靠自己。为了生存，他开始频繁打工。一起搬出来住的博士生张勇记得在整个2008年，黎力出去做家教的频 率近乎疯狂，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他管这个叫“疯狂的家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很久。奥运开始前，房东执意要将这间接近鸟巢的房子涨价，出不起这个价 格的黎力们被轰了出来，他们只能另寻他处。附近一间狭小的单间成了四个学生新的暂居地，每个月每人仍要均摊到350元的租金。

　　艰辛的工作、流离失所的状态、看不到希望的毕业在黎力与家人的电话中被美化了，家人听到的版本是，儿子在北京找到了家教的工作(他们也不清楚家教是什么)，每月能赚好几千，还租了房，目前正在学校继续进修计算机语言，前途一片灿烂。谎言从此开始，就再也没能停下。

　　这成了黎力心中最大的秘密，或者说是心病。可以肯定，他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消耗在如何善意地瞒过家人上。有一次，他忍不住和许刚说：“我真后悔跟他们说我继续在校进修，他们又开始担心了……”

　　进入2009年，从小只是略有口吃毛病的黎力，情况愈发严重了。没人知道原因。同住的人已经习惯听他每次重复十几遍的说话方式，并分外宽容，但那些家长再也不愿搭理这个连话都说不清的学生了，几乎再没人请他去做家教，黎力的生活陷入彻底的困顿。

　　7月12日，黎力抢劫成功。他从银行跑出来后，将钱藏在草丛中的角落处。根据办案记录，他从中抽出了一叠钱，后来得知是1100元，他在超市先给手 机充了30块钱话费(已经停机很长时间)，又给自己买了一条夏天穿的裤子，一共花了150元。而出事后哥哥黎诚到黎力的租住地收拾东西，除了一包吃完的饼 干外，他没能发现一分钱。“很明显，最后一星期他在挨饿，每天只吃一顿饭。”同住的张勇回忆说。

　　说不出的秘密

　　“全家人都为了你活着，你这么说，对得起我们吗？”

　　“你说咬舌能自尽吗？”黎力有次和另一个同学半真半假地探讨着。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一旁的张勇后来觉得这不是玩笑。

　　在同住的人看来，黎力或许早就放弃了。进入2009年，黎力就很少出去打工，每天窝在住处，再也看不到2008年那样与生活顽强抗争的黎力了。这半 年，黎力的生活乱了套，整个作息时间倒成了美国式的，往往一宿不睡直到上午10点。合住的人总也看不到清醒的黎力，交流就更谈不上了。

　　他住处楼下有一家简陋的“成都美食店”，最便宜的盒饭要10元钱，黎力应该是吃不起的。半年来，超市贩卖的大饼、煎饼、酱货成了他的主食，生活水准 每况愈下。张勇看不过眼，在黎力又买回煎饼咀嚼时，轻描淡写地问：“能饱不？”张勇希望给黎力个台阶，让自己帮他一把，其实所有人都想帮他。

　　“嗯，能饱。”黎力含糊地应对。张勇心中一堆话就此被挡了回去。不仅仅是张勇，即便是黎力的哥哥、姐姐打来电话，黎力也只是聊一下闲话，还由于严重的口吃无法深谈，没人知道他心中真正的苦楚。与家里的联系从之前的10天一次拉长到一个月一次。

　　在学业上，微型计算机原理的课程成了他难以逾越的障碍，根据记录，他已经连续考了3次，全都没及格。2008年底的最后一次考试后，黎力和认识的人 讲，“肯定没问题，我都答满了”，而从此直到事发，他再也没去学校查过分，同屋的人都不清楚他是过分自信还是不敢面对。“这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可能他早 已放弃毕业这个念头了，并不是他绝对自信，而是他已经绝望了。”张勇后来思索着。

　　农历新年，黎力不多的朋友之一刘澄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我不想活了，很高兴认识你……”刘澄赶紧打长途电话过去安慰，这是黎力少有的向外界求援的例子，但朋友显然没能帮上他。

　　大年二十八，黎力最后一次回到了江西老家，由于奶奶重病要借钱医治，整个新年黎家愁云惨淡。大年初二的晚上，黎力很反常地要求和妈妈睡在一起。夜半 他哭了，他告诉母亲，自己不想活了，却仍没有将心中的秘密说出来。“全家人都为了你活着，你这么说，对得起我们吗？”妈妈训斥道。黎力沉默了，转天返回了 北京。就这样，没有多想的母亲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一根羽毛

　　“16日我们就退房散伙了，他再也无处可逃了，他垮了。”

　　7月11日，抢劫案的前一天。许刚、安俊军等人正结伴在北戴河的海边旅游，他们各自的家庭都付出了超过10万元的自费考研学费，这将会在未来给他们带来更光明的出路和希望。

　　下午时分，许刚收到了与黎力同住的小磊的电话，电话里说，“今天学校(给我们)发毕业证了，你们回来咱们聚聚。”许刚替他们高兴。与黎力一样，小磊等人也都已经是“大六”，毕业的最后一次机会。

　　由于已经拿到了毕业证书，小磊们打算回家，不继续租住在北京了。4个合租的人之前曾经很严肃地讨论过退租的问题，最后一致决定在7月16日，大家就 此散伙。但黎力含混的赞成让张勇很不放心，有一次他问黎力以后怎么办，黎力说去深圳找父母，“几号走？”张勇顺口一问。“15号。”黎力回答。张勇也就再 没多想。

　　此时还在北戴河的许刚却发愁了，他不知道散伙饭该怎么叫上黎力。由于拮据以及乙肝病毒携带的缘故，大四以后黎力从没参加过好友们的聚会，“可能对他 来说，每次吃饭即便是AA，也要二三十元，那是他不能承受的。”安俊军解释道。而且也没人知道黎力这回能不能拿到毕业证。许刚打算13日回去和黎力聊聊， 但他没得到这个机会。

　　很久以后，张勇回忆起那些日子，他说能够感觉到黎力的复杂心情，“我们都走了，他肯定租不起这里，大家都毕业，他到最后还是个高中生，他一直瞒着家里，这半年也都自己逃避着，可是16日我们就退房散伙了，他再也无处可逃了，他垮了。”

　　11日晚上7点，黎力收拾好东西出门。同屋的小磊问他干嘛去，黎力回答说吃饭。五六分钟后，黎力又返了回来，说忘了拿东西。临走前他搬了一把凳子坐在小磊他们身后，看同一屋檐下的哥们联机打着电脑游戏，良久。

　　黎力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北京科技大学西门外的超市门口，报亭老板终于看见，一个瘦小文弱的学生模样的男孩从超市里自己走出来，几个便衣却冲了上去，扭住了这个“小个”。“周围还有人扛着摄像机录像，看来是抓了典型了。”他笑着说。“那个小个，”他比划着高度，“自始至终没有反抗。”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江 发自北京、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