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吕娟 通讯员/石安琪 吴静

　　当媒体、专家还在分析研究“80后”的犯罪特点、原因时，“90后”已经以迅猛的速度“上位”。

　　翻倍增长的犯罪率

　　李晓强(化名)的白皙瘦弱让人很难将他与一起四五十人聚众斗殴案件中一方老大的身份联想在一起。

　　几个月前，北京市石景山区晋元桥下，四五十名来自石景山区某职高的学生分成两派，光天化日下手持砍刀、铁棒展开械斗，造成两人被砍伤，多人受轻伤的严重后果。

　　这些男孩中，年龄最大的17岁，最小的刚满14岁。

　　械斗的原因很简单，来自房山区的高某在校园内看到前面两个女生并排走，在后面戏弄地喊“一二一”，双方产生言语冲突。其中一个女孩找到自己同在该职高就读的男朋友张某，张在随后的几个小时内，纠集了20余名自己在学校内的平谷老乡，收集了刀、棒等凶器，向对方下了“战书”。双方约在晋元桥下，平谷一方率先赶到，手持凶器在桥下站成一排，俨然当下港台电影黑社会帮派斗争的场面。

　　械斗一度造成晋元桥附近的交通严重滞塞。

　　李晓强便是平谷一方的“带头大哥”。

　　张某在女朋友被欺负后，找到李晓强，希望他出头帮自己摆平。16岁的李晓强听罢，在宿舍楼道内喊了一声“平谷的跟我走”，随后派手下在学校附近的小卖铺买了4把菜刀，2把西瓜刀，收集铁棒若干。人员聚齐后，李拨通了对方高某的电话，和对方约了“解决问题”的地点，一行人遂赶往案发现场。

　　经过同案十几个人的指证，李晓强以主案犯的身份浮出水面，而在这场械斗中，他的刀刺向了对方一个男生，在此之前，他甚至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李晓强自己形容：“当时大脑一片空白。”

　　经过石景山检察机关的调查，李晓强此前多次因打架转学，来到这所职高不久，无论高、低年级的学生，有事都会找他出头。

　　但是，这个在同学的描述中“凶狠、暴躁”的男孩，第一次接受检察官的提讯时，像个孩子似的哇哇大哭，尽管他确实还是一个孩子。

　　“他觉得很委屈，不是后悔自己的行为，而是觉得自己无辜。”此案的承办人、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赵广静对此感到意外。

　　2009年9月16日，李晓强坐在记者的对面，仍然对自己被同学指证感到愤懑，他深埋着头，说话小心而礼貌。

　　记：你为什么会参与打架？

　　李：我跟张某在宿舍里谈事，对方高某来找张，看到我，问我服不服气，我没说话，后来大脑一片空白，(对自己做的事)什么都不知道了。

　　记：你跟高某以前有过结吗？

　　李：(沉默了一会儿)他以前总欺负我，我都忍了。

　　记：同学都说你脾气暴躁，你怎么看？

　　李：我不暴躁。可我受不了委屈。小时候我爸妈有一次冤枉我，我气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记：你有多久没见到爸爸妈妈了？

　　李：(埋头，沉默)一个多月了。

　　记：父母平时对你好吗？

　　李：挺好，我以前淘气，老惹他们生气，还转了两次学，到这个学校后，我长大了，不惹他们生气了。

　　记：但你却参与了打架，还刺伤了别人？

　　李：……

　　记：听说你的很多同学都指认你召集的他们？

　　李：(叹口气)他们是里外责任都推我身上了，反正我发誓不是我叫的人。

　　记：但是你买了那么多把刀？

　　李：(转头问检察官)请问您有提供凶器的罪名吗？(检察官回答“没有”)那我明白了，我只是买了刀，放到一个兜里，后来那个兜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记：对这件事你现在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李：……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2009年9月，一份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的调研数据显示：2007年海淀区全年共受理刑事案件4096件6433人，“90后”的犯罪为189件363人，占案件总数的4.6%；2008年全年共受理3463件4764人，“90后”的犯罪为198件284人，占案件总数的5.7%；2009年(截至6月底)全区共受理1848件2631人，占案件总数的9.1%。

　　从三年来的数据可看出，“90后”犯罪率在持续上扬。而另一组数据显示：2008年1～6月，海淀检察院共受理“90后”犯罪的案件仅47件67人，但2009年1～6月，该院共受理“90后”犯罪的案件已达168件272人，短短一年时间，此类案件就比去年同期上涨近4倍。

　　当媒体、专家还在分析研究“80后”的犯罪特点、原因时，“90后”已经以迅猛的速度“上位”，并呈现出成为“犯罪主力”的态势。

　　随意松散的团伙结案

　　“一个最客观的原因，进入2008年后，第一批‘90后’正式成年了，相对应的，一些人具备了更加‘成熟’的犯罪手段与能力。”

　　2008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检察官刘涛便注意到“90后”犯罪率上扬的趋势，而在这一年7月，该院受理的“太子堂”案件轰动京城，七八十名以“90后”为主的中学生自设堂会，在总堂主的带领下，报复仇家，随意行抢。

　　截至2009年6月，海淀区168件案件中就有28件61人为团伙犯罪，占案件总数的16.7%。“一些青少年在学校形成‘小团体’，只要其中一人有犯罪意识，就容易相互影响，形成共同犯罪。”

　　2008年的“太子堂”案件中，除了出生于1981年的总堂主张某外，大多数分堂主和“小弟”均是在校中学生。起初，他们只是基于一起玩和互相帮忙，但渐渐地，随着团伙势力的壮大乃至堂规的建立，他们的行为开始变味，“码场子、砸摊子、帮出头”，在寻衅滋事中，一些人对堂会组织产生了依赖感，甚至感觉加入组织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但是，更加具有“90后”团伙犯罪特性的是以网络为基础的松散型结伙作案。

　　“许多‘90后’违法犯罪团伙成员大多在网吧内结识，并以网吧作为平时聚集的主要场所。由于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常常以网吧、公园、个体小旅馆等作为临时过夜场所，因此团伙成员也并不是很清楚对方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暂住地等详细情况，他们彼此之间也仅是以绰号相称，作案时的成员组成比较松散，结伙时的随意性更强，并没有形成固定模式的团伙。”

　　2008年10月初，20岁的陈某、18岁的杨某等10余人从各自老家来到北京，相识后共同租住在海淀区某出租房，就开始在海淀区、昌平区、房山区等各个网吧实施盗窃活动。他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拉帮结队地出入网吧，一人负责扔钱、拍被害人的肩膀、与被害人搭话，一人趁被害人弯腰捡钱之机或他人不注意时，秘密窃取被害人放在电脑桌上的手机、钱包等财物。从2008年10月到11月，短短一个月，这一盗窃团伙盗窃三四十起，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

　　“‘90后’团伙作案的基础一改过去的以老乡为纽带，而多是建立在共同的爱好上，比如网络游戏。”

　　“网络一代”的疯狂

　　“如果说‘80后’是‘电视一代’，那么，‘90后’则是典型的‘网络一代’。”

　　生于七十年代末的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刘涛坦言，自己与身边的“90后”已经有了不可逾越的代沟。

　　“他们相信从网络上可以了解世界，对网络的信赖超越了对身边的人与事。”

　　相反，这些孩子实际生活中的朋友却很少，不愿与家庭、社会有过多的接触，久而久之，形成了孤僻、偏激的性格。

　　石景山区检察院检察官赵广静认为，“这种性格特征体现在犯罪手段与情节上，往往具有脱离他们实际年龄的暴力性、疯狂性”。

　　一个17岁的外地来京打工的男孩，带着女朋友跟两个哥们一起去舞厅，其中一个男孩提出和他的女朋友跳个舞，男孩二话不说，随手拿起一个酒瓶子砸破了对方的脑袋。

　　“提讯的过程中我问这个男孩，你这么做有什么想法，是不是一时冲动，现在是不是很后悔？他说我打他了，我赔他钱就行。他不以为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了什么伤害。”

　　而在以李晓强为首的聚众斗殴案中，一个15岁的男孩在接受赵广静提讯时“语重心长”地说：“检察官，你知道吗？这次别人打我，我不出头，把他打压下去，那我以后在这个学校没法混了，只有我这次把他打趴下了，以后的两三年才能过太平日子。”

　　2009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在全市开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矫治工作，聘请区教委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和经验的老师为孩子们提供一对一的心理疏导。心理救治的效果令赵广静喜忧参半。“近2/3的孩子经过心理疏导，效果明显，能够打开心扉，对自己的行为有了较为清醒、全面的认识，从而在日后审判、服刑的过程中能够较好地悔罪、认罪以及预防再犯罪，但是，对于其余1/3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几次心理咨询很难取得明显的效果。”

　　“他们中，有的暴力倾向性很强，有的性格呈现超乎年龄的两面性。”

　　赵岩(化名)十二三岁就只身从老家来到北京市石景山区，屡次因打架、斗殴被当地警方拘留，但均因不够年龄免于刑事处罚。

　　2007年，已满16岁的他去歌厅唱歌，因为别人挡着他的视线，双方发生言语冲突，赵岩随后只身一人回租住地取了砍刀，回来后叫出对方八九个人，在歌厅门口对打，把对方一人的手指砍断。

　　赵岩因此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一年有期徒刑。2008年冬，刑满释放仅一个月的他故态复萌。

　　“他跟同伴从洗浴中心出来打黑车，车上已经有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乘客，他让人家下来，人家不肯，问他为什么，他直接开后门，上了车，说你赶紧下去，否则后果自负。那个男的说你想怎么着呀，他下了车，二话不说，拉开副驾驶的门，冲那个男的大腿扎了两刀。”

　　中年男子下车后，赵岩并没有罢休，朝男子的后背连扎两刀，然后告诉自己的同伴，去洗浴中心找某某，把他放在那里的两把大砍刀拿来。拿到砍刀后，三个人持砍刀在大街上对男子进行追打。

　　对赵岩的几次心理咨询让心理老师感到一道明显的屏障竖立在双方之间。

　　“他什么话都不说，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结果漠然，觉得对方活该。”

　　而在另一起涉嫌绑架的案件中，主谋肖敬(化名)犯罪手段的隐蔽性令主诉检察官愕然。“为了报复自己的高中好友‘抢’走了自己喜欢的女孩，他指使两个初中同学将好友绑架，装到麻袋里，拉到偏僻的胡同里，伪装成为钱打劫，对对方实行殴打并索要钱财，而肖敬本人自始至终没有露面。”

　　“易怒好斗，受不了一点委屈，报复心理比较严重，一旦遇到问题就采取武力解决，而且不计后果。”对于“90后”犯罪体现出来的这些心理特征，刘涛感到忧心忡忡。

　　迷失在霓虹灯下

　　从2007年到2009年，海淀区检察院对“90后”犯罪现象进行调研时发现，超过70%的“90后”犯罪嫌疑人系外来务工人员子弟，或者本人就是外来务工人员。

　　石景山区检察院的调查数据与之一致，对此，赵广静表示，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这些孩子从贫困地区来到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有的迫于生活，有的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也因此，在外地来京未成年人的犯罪中，侵财类案件占有绝对比重。

　　小玉是“90后”犯罪嫌疑人中少数的女孩子。

　　2009年年初，17岁的小玉跟随男友从东北老家来到北京，在一所大学里做餐厅服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餐厅收银员的保险柜密码，她以用指甲刀为名，借来了收银员的钥匙串，进入餐厅，打开保险柜，拿走了里面的2万元钱。案发后，小玉表现得很平静，“她说看到学校里的同龄人吃的穿的都比自己好，自己心里不平衡，而自己在老家还有一个弟弟，出来打工就是为了供弟弟上学”。

　　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4月案发，17岁的张建(化名)在短短数月内入室盗窃11起，尽管每一次的数额都不大。张建是安徽人，很小的时候随父母到上海打工。随着年龄的增大，张建与父母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张负气之下只身来到北京。“他给人当过小工，但受不了累，虽然家境贫穷，但从小父母也没让他吃什么苦。在石景山区某网吧，张建结识了一个中年无业男性，两人先是在首钢附近偷铁，后又入室盗窃，或者趁夜深专撬一些报亭、小商店。”

　　在这样的过程中，张建成为了惯犯，“盗窃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侵财类案件中，“90后”反而体现出了明显的未成年特征，“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很不坚定，只要接触到不好的人，就跟人走了，连内心的挣扎都很少”。

　　“大多数孩子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没有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被社会原谅，这段经历也会很快地从自己的人生记忆中消失。”赵广静说。

　　一个参与抢劫的16岁四川来京男孩在向心理老师谈到自己已去世的父亲时，从不愿与心理老师对视的他忽然嚎啕大哭——几年前，男孩的父亲便是因为抢劫被判处死刑。

　　赵广静曾经在石景山区做了4年的中小学校法制副校长，针对中小学生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这项工作收效明显，“但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是漂浮在社会上的，他们居无定所，即使有专门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学校，能去上学的，家境还是比较好的，家里还有人管，还有很多孩子都是大人不在身边，自己也不去上学，也没有打工，漂流在社会上，无法谋身。你想对他进行法制宣传教育都是不可能的。”

　　链接：“90后”犯罪新特点

　　(主要取自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关于“90后”犯罪激增的调研报告)

　　★在校团伙犯罪增多

　　★侵财类案件居首，且具有暴力性和疯狂性

　　★低龄化

　　★网吧内结成松散型团伙，侦查破案难度较大

　　★青少年犯罪主体上存在较低的知识层次，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居多

　　★犯罪种类复杂化，由原先的以盗窃、故意伤害为主，到目前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抢劫、盗窃、强奸等，恶性犯罪种类增多

　　“90后”犯罪：教育与爱的缺位

　　文/陈华

　　在2015年前后，“90后”犯罪率逐年激增几乎是一种必然，因为随着时代的推移，他们逐渐走过青春期，开始步入成年人的行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将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

　　“90后”犯罪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突出特征：一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或其本身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二是与网络有关的团伙犯罪较多，三是侵财类案件居首。相对应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网络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人们对生活的追求物欲化。

　　可以说，心理失衡是“90后”犯罪的主要原因。面对人和事，他们容易产生嫉妒、不公、愤怒、不甘等心理，再加上团伙的力量，就会铤而走险，用暴力等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但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心理失衡的背后是教育与爱的缺位：这些孩子普遍就读于教育质量较差的学校，或者干脆已经退学、辍学；他们的父母忙于生计，整日为衣食住行而奔波，无暇与他们沟通、交流，既没时间、也没能力去教育他们；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缺乏良师益友，大多生活在孤独与寂寞之中。我在心理咨询中发现，“90后”罪犯表面看起来懂得很多，知道各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但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是非对错等规则意识方面严重匮乏，他们的父母没有对他们进行最基本的教育，也不去关心他们想什么、做什么；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人来告诉他们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他们唯一的交流对象就是那些“狐朋狗友”。

　　要避免这一切，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必须行动起来。首先，城市应该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机会，绝对不能让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校园；其次，所有学校都要加强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这不是仅仅办几个讲座的事情，而是要将法制教育纳入日常教育教学之中；再次，应该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所有家庭)提供家庭教育，使他们知道应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如何与子女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最后，父母自身必须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不管生活多么艰辛，也不能忽视家庭的温馨，不能忽视对孩子心灵的爱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