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怀民:舞蹈是我参与社会的手段
他不是科班出身,却把全部理想附着在舞蹈上,
并带出 一支重量级国际舞团
文︱本刊记者 苏枫
据《吕氏春秋》记载,黄帝时一个叫大容的编舞家,做了两支舞——云门和大卷。云门,成了中国最古老的舞蹈,可惜舞步已失传。幸运的是,1973年,一个叫林怀民的男人,一手创建了台湾第一个当代舞团,命名“云门舞集”,自己任“艺术总监”。林怀民一生没有婚姻和孩子,视“云门”如珍如宝。如今,“云门”已走过三十余年,成为一支重量级国际舞团,载誉无数。
其实,如果你知道台湾的过去,就会发现,“云门”不只是一个杰出的舞蹈团体,它还代表着台湾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林怀民则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在20世纪的台湾文化史上,他与邓丽君、三毛一样,是一个有着清晰指向的时针。
不同的是,她们都走了,只剩他还在为“云门”四处奔走。今年11月林怀民再次来到大陆,进行其经典作品《行草》的巡演。
云门缘起
林怀民出身名门,14岁时出版小说《蝉》、《变形虹》蜚声台湾文坛。1970年,23岁的林怀民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班,学习文学。在美国求学期间,他有天跑到舞蹈系,选修了一门在日后影响他一生的课程——现代舞。“我非常认真,然而很笨,因为身体骨架子都已经成型了。所以那时在等地铁等巴士的时候,我脚就挂起来,挂在任何一个有杆子的地方。”
1972年林怀民回到台湾。那时的台湾流行赤脚医生,背着包到乡下服务。“我们那代人不少都受到赤脚医生精神的感染,想到乡下服务。而我更是一心想去乡下跳舞,所以稀里糊涂地成立了云门舞集。”在林怀民看来,舞蹈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参与社会的一种手段。
“云门”第一次公演时,无数人好奇,这个“弃文从舞”的家伙到底能折腾出什么花样,于是两场3000多张票,竟卖得精光。
看“云门”演出,让当年的台湾人第一次感受到何为“剧场规范”。1970年代的台湾剧院如同戏园子,演出中常会听到酒瓶“骨碌碌”从剧场最后一排一直滑到第一排。看戏迟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林怀民特意在“云门”的门票上注明:“准时开始,迟到观众中场才得就席。” 而演出时若有人用闪光灯拍照,林怀民或叫来舞台监督,把灯光全部打亮;或马上抓起舞伴大步走向后台。“演出时照相,会严重影响舞台效果。”林怀民追求的,是舞蹈的极致完美。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晚期,拜金主义开始在台湾上空弥漫,眼见台北的许多咖啡厅统统改名为“金可乐”、“金池塘”、“金工业”,林怀民痛心不已,他忽然觉得 “云门”与社会的对话彻底消失了,“没有对话的对象,你也不想和他们讲话。”带着落寞与悲哀,1988年,林怀民毅然停掉“云门”。此后几年,他如独行侠般在世界各地行走、沉淀。
多年后,林怀民带着一颗“安静的心”回到台湾。有天外出,一位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干吗停掉‘云门’?”“太难了。”林怀民答道。下车前,司机执意不要他钱,说:“我们开出租车在台北街头讨生活,一样辛苦,林先生,你要把‘云门’搞下去!”林怀民扔下钱逃出车,司机又从窗子把钱扔了出来,大声喊:“林先生,要加油!”那一刻, 林怀民忽然意识到,“云门”的存在已是台湾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于是,他“重操旧业”,“云门”重生。
云门之舞
云门舞集在成立之初就有一个口号: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我小时候不听京剧,根本不知道昆曲。那时候听斯特拉文斯基,听披头士,向往更远的地方。舞团成立的时候,我开始反思,我们应该找回自己的路,不模仿西方,做自己的东西。”
可什么才叫自己的东西?为了回答这个问题,36年来,云门舞集不断在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从古典文学、民间故事的演绎,到台湾历史、社会现象的衍化发挥,乃至前卫观念的尝试,均有所涉猎,完成了160余部作品。
源自庄子的《梦蝶》是林怀民为“云门”创作的第一个舞蹈。之后,他做出了《李白夜诗三首》、《哪咤》、《白蛇传》、《红楼梦》等充满古典人文情怀的作品。
“那个阶段从京剧中吸取了大量营养,但有一个原则——一切简化。弱化故事情节、简化道具,用隐喻说话。比如把《红楼梦》变成春夏秋冬四季,用四季的隐喻来代表生命的荣枯。”
但不久后,林怀民发现京剧可以带给观众熟悉感,但沟通感很低。“舞蹈最强悍的力量应当在于感官的沟通,在于不知名的、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于是,此后的二十几年林怀民一直在揣摩如何“用身体沟通讲话”,呈现最原始的、最具生命力的撞击。1994年的《流浪者之歌》是云门舞集的一个分水岭,舞者丢掉技术,直接用身体呈现灵魂。
为了让“云门”每个舞者都学会“用身体讲话”,林怀民还创出一套独门训练法:“云门”舞者通过传统的静坐、武术、拳术、太极导引、书法等训练,内观自我身体内部如何运作,以期改变自我与身体的关系。武术练的是四个字:松、沉、静、意;太极练气;拳术则讲究练骨骼。“打坐、调息、吐纳、禅定”成了云门舞集训练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八个字。
千年深情对话
林怀民此次带来大陆演出的《行草》包括三个作品:创作于2001年的《行草》、2003年的《行草贰》和2005年的《狂草》。
2000年,林怀民从“台北故宫”选出200多个字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苏东坡的《寒食帖》、张旭的《肚痛帖》……最后从中挑出十几个字,用电脑给它们“洗澡”。“那些字经过电脑处理后,强悍得不得了,有人的体温!好像王羲之刚刚写完字扔下笔,出去看鹅了一样!”林怀民眼睛亮亮,兴奋不已。
在《行草》开头,你会看见一个舞者用身体表现王羲之的“永”字。“书法讲究执笔运气,意念要不断延伸、绵延不绝。面对一张宣纸,你的笔有多少墨和力度,立刻就能在纸上看到墨的晕染,必须一口气来做你力度的展示,提起笔来,笔断意不断。哪怕点一个点,也要有高山坠石的力量。写一个‘一’,要能千里震云、崩浪雷奔。舞蹈时的肢体运作与书法具有很多共性,同样需要凝神运气,讲究虚实。”这或许正是林怀民让“云门” 舞者练习书法的原因。
《行草》表演时,舞台上,草书铺天盖地。年轻舞者用身体让那些古老文字再次复活、重新呼吸。而台下观众就如同那一片片笔墨晕染的宣纸。刹那间,千百年前的王羲之、苏东坡与今生今世的我们深情对话,感动认知莫逆于心。
云门走下去,我的作品慢慢蒸发掉
即使我不在,“云门”还要运转,年轻一代还要做更好的东西,“云门”不要变成一个博物馆
文︱本刊记者 苏枫
《小康》:云门舞集三十六年来,哪个时期是最困难的?
林怀民:最难的时候其实是现在,负担很重。比如说,盖房子钱不够。
去年年初,“云门”排练场被一把莫名的火烧了,那时我就做了决定,要永续经营。去年的大火,烧不掉“云门”的生命力。五千多位民众捐款支持“云门”重建,有大企业家捐赠的两三百万,也有小学生寄来的一百块钱,对我们来说,同样珍贵。当时,我走在路上都会有开哈雷的机车男孩停下来,说‘你是林怀民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加油!’正是很多这样的温暖和支持,让我们即使在财务最差的时候也要干下去。
《小康》:你最近两年是否会退休?
林怀民:我是一个不安于室的人,希望每天可以看到不同的太阳。创作者必须永远都在面对新的挑战,当你安稳坐下来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就是死亡。
不过我相信,在我之后,不管谁成为“云门”艺术总监,“云门”的生命力都是存在的。即使我不在,“云门”还要运转,年轻一代还要做更好的东西,我希望“云门”走下去,我的作品慢慢蒸发掉。21世纪,应该有新世代的编舞家,做新的作品。“云门”不要变成一个博物馆。
《小康》:台湾文化人蒋勋说过,你的《薪传》是想把《东方红》编进去。样板戏对你的早期美学观有怎样的影响?
林怀民:(眼睛瞪大,非常惊讶)我不知道他曾经说过这种话。那个时代在国外的台湾人,当然是唱过革命歌曲的,我也看过《东方红》,那种高昂的东西台湾是没有的,但我想这跟南北文化差异有关。但我的确没想过把《东方红》编进去。
《小康》:你跟三毛女士是很好的朋友。上个世纪末,三毛在很多大陆女性心目中构成了对台湾的全部想象。
林怀民:三毛在台湾流行的时候,还在戒严的时代,空气紧张。她告诉大家撒哈拉沙漠、遥远的异国、带着吉他去流浪,那是一个向往,那个时代的向往。
前两年我到威尼斯,听到“嘎啦嘎啦”的台语,一群来自台南乡下的老爷爷和老奶奶在旅游,在广场上喂鸽子。我过去跟他们聊天,问他们威尼斯怎么样。他们说欧洲很好啊,可是家里的那亩菜要收了,不知道孩子们弄得好不好。现在就是这样,台湾这样一个小岛已经与世界联系紧密,特别是解严以后,无所不可,你脱衣服露屁股,没有人抬眉毛。
《小康》:你现在最大的理想是什么?与青年时相比,有没有变化?
林怀民:没有任何改变。就是很倔强的,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母亲生病住院,半夜一点我回家,电梯里有个人,吓我一跳。那人说,要跟“云门”的舞者说谢谢,因为“九二一大地震”时,他们一家三代在一个棚子里过了好久,“云门”来了,老先生和老太太第一次有了笑容。对我来讲,这是比《纽约时报》的舞评更好的褒奖。
毕竟跳舞不是让人赏玩的,是要与生活有直接的关系,舞蹈可以激励,可以安慰。我常常对“云门”舞者说,我们不是艺人,不是在歌剧院只对有某种收入的人演出。我们是有用的人。“云门”刚成立时,十来个人的舞团去乡村演,三十多年来我们没有变节,去基层演出,现在还在进行。
《小康》:在这个影像盛行的时代,舞蹈的位置在哪里?
林怀民:舞蹈是活生生的身体,那个律动和呼吸是不可取代的。舞蹈是一开始发生就会失踪的东西,非常珍贵。这样瞬间即逝的艺术,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了媒体机器的时代,才越发显得难得。
林怀民: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大学期间就读新闻专业,获艺术硕士学位。现为“云门舞集”艺术总监。主要舞作:《白蛇传》、《薪传》、《红楼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