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调与管理艺术

　　蔡子强

　　丘吉尔曾经说过：“再没有比活在盖洛普民意调查及反复无常的民意狂飙下更危险的事了，它可以夺走你的心跳及神智。”

　　美国已故总统杜鲁门也说：“如果当年摩西在埃及进行民意调查，他还能不能领导犹太人走出埃及？如果当年耶稣在以色列进行民意调查，他又会如何传教？如果马丁·路德当年也进行民意调查，还会不会有宗教改革运动？关键是领导的正确与否，而非一时的舆论及民意。”

　　民意调查从来都是颇具争议性的东西，有人趋之若鹜，也有人不屑一顾。丘吉尔就完全看不起民调，但我们当然记得，如此一个战争英雄，在二战结束后便意外地被国民以选票赶下了台。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核心幕僚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说过：“领导这门学问，往往处于自己希望国家走多远与选民希望国家走多远这两者的张力之间。”

　　他认为要成功取得平衡，关键在于善用民调。

　　其实重视民意并以此作为施政的主要基础，在西方民主国家可谓十分普遍、由来已久。美国已故总统林肯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们的政府依赖民意来统治，谁能改变民意，也就能改变政府。”“我会等到最后一刻，看清楚民意的最新发展，再发表自己对问题的看法。”

　　如果不加注释，相信很多人都会以为这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政客的言论。但这两段话却是历史上以坚持原则著称，甚至于不惜为此发动内战的林肯，在1856及1861年的两篇重要演讲中说的。

　　当然，林肯那个年代还没有科学的民意调查，他只能靠每天早晨阅读华盛顿市的3份主要报章、批阅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以及与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交流来揣摩民意。这些工作往往使他心力交瘁。

　　相比林肯，近代的美国总统可说是幸福得多，因为他们可以依赖科学的民意调查。1935年，盖洛普民调面世，很快便得到罗斯福的重视。举个例子：二战期间，罗斯福为是否要基于军事考虑而轰炸圣城罗马犹豫不决。他最大的担忧便是因此开罪数目庞大的天主教徒选民，甚至触发国内反战情绪。最终令他痛下决心的是1944年3月的一项民调：高达三分之二的教徒表示如果宗教古迹得到特别保护，便不反对轰炸。两天后罗马便遭受战火洗礼。

　　另一个例子是前总统老布什。他任内曾发生加州大暴动，事后他打算发表全国性讲话，但不知道究竟该强烈谴责这种犯法行为，还是先对饱受生活折磨的暴乱民众表示关怀以起安抚作用，避免火上浇油。他的幕僚递交了两份截然不同的演讲稿给他，一份措词强硬，另一份则比较怀柔。关键时刻，老布什决定参照民意调查结果，选择前者。

　　任由民调主宰自己，是否会令政治家堕落，成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呢？

　　迪克·莫里斯在其另一本著作《在椭圆形办公室之后》(Behind the Oval Office)中说，关键在于能否知而善用，掌握舆论，与公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沟通。他在书中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

　　有段时间美国右派人士要求废除“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1960年代创设，旨在保证少数民族、妇女和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就业、留任和晋升机会)，当时加州的公民投票结果显示选民似乎也认同这个诉求。以维护弱势社群为任内主要目标的克林顿十分为难。但后来更详细的民调显示，国民反对的其实是配额制度、以种族或性别作为裁员之基础、纵使资历不合也获优先任用这3大政策流弊。克林顿于是参考这些民调结果，修订而没有废除“肯定性行动计划”，使得正反双方都大致能接受妥协方案。相反，没有更仔细分析民调结果的加州政府满盘皆输。

　　这本书里还透露了克林顿当年借民调在派遣军队到波斯尼亚的问题上扭转劣势的内幕。当时不同民调均显示，有高达35%-55%的美国人反对派遣军队，更深入的民调却显示，国民大多不清楚美军派驻当地后的工作及任务，以为是类似“越战”的山地歼灭战，马上联想到死伤无数的惨况。如果被清楚告知美军是去执行维护和平任务，他们的反应就大为不同。克林顿马上在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中清楚说明了维护和平任务与战斗任务的重要分别，争取到民众支持，顺利出兵波斯尼亚。

　　莫里斯说，在上述例子中，克林顿都没有放弃个人原则，民调只是协助他与公众加强沟通，将方案去芜存菁罢了。如果没有深入的民调，意志薄弱的总统碰到了以上情况，很可能掉头就跑，不能最终成就大事。

　　美国前总统卡特，曾为其民调顾问Pat Caddell在白宫内设了一个正式的办公室。另一位前总统里根更让其民调顾问Richard Wirthlin成为决策的核心幕僚之一。这大概是美国民调专家最吐气扬眉的时候了。

　　(除前文提到的两本书之外，本文多个有关民意调查对政治家决策影响的例子，参考了John Geer的《From Tea Leaves to Opinion Polls》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