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 我和贾宝玉似曾相识
我也想过,为了大的文化理念或者文化目的,我是不是牺牲一下自己?但那个牺牲其实是假的。与其让贾宝玉当文化局长,还不如就让他当个公子哥儿,跟他的姊姊妹妹谈谈恋爱,最后留下一本好的作品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如果一个女子在怀胎的时候不快乐,她的忧伤大概会遗传给肚里的孩子。”
蒋勋就是那个曾经不快乐的孩子。兄弟姐妹6人,独他继承了母亲的悲伤与敏感,母亲把去国怀乡的幻灭感、婚姻不如意的悲凉感,通过血液、脐带和隐秘的基因,提前埋入他的身体。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
蒋勋的母亲是满族正白旗人,外曾祖父是西安最后一任知府,“辛亥革命的时候,家里的东西被抢了3个月才抢光。”蒋勋带母亲游览台北故宫,展出珍品中有清朝薄胎瓷器,瓷胎薄得仿佛半透明的蛋壳。学艺术史的儿子不无得意地向母亲介绍,母亲很平淡地说:以前,你外婆家,有好几柜子这样的东西,每次她发脾气就摔几个。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家境败落,房子还在,光是外祖父上朝的补服(官服前襟的刺绣)就有好几箱。外祖母带着母亲,寡母独女,生活在只余下一副空壳的府第之中。那个被抢空了的家宅依然占据着西安二府街的整条街道。10来岁的母亲每晚都要独自穿过一进一进的门廊,去私家佛堂上香,宗祠两旁列祖列宗的画像,在黑暗里严肃地注视着这个扶着蜡烛、战战兢兢的少女……这是母亲的叙述,也是蒋勋的想象,“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但那画面我熟得不得了,母亲身上因此始终有种奇怪的忧郁,她的心事我都懂。”
领教过繁华背后的幻灭,繁华就成荒谬。1949年,蒋勋随父母举家逃难到台湾,当时他只有两岁。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逃亡,所有身外之物全成为活命的负担,在慌乱的迁徙中被丢弃干净,曾经的贵族后裔沦落到身无分文。“我始终觉得台湾就像南朝,偏安一隅。”
后来,他爱上了东晋王羲之的书法,爱上了南唐李后主的诗词,爱上了南宋的绘画……
出身北方高门望族的王羲之在永嘉之乱中举家逃亡南方,过江时看到无数尸首在江面漂浮——每次读到这一节,他就仿佛在阅读隔代的自己。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身世的?
蒋勋:母亲一直不太愿意讲,因为国民党宣传辛亥革命,台湾教科书里一直写着“腐朽的满清”,她不愿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满清后裔,是被革命的对象。但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其实很高兴。那时我读小学五六年级,正开始读《红楼梦》,知道自己是正白旗时我吓了一跳,因为曹雪芹也是正白旗。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渊源,仿佛我背负了一个很久远的家族秘密,这是一种罪,我必须为此赎罪。
人物周刊:小学五六年级认识就达到这个深度?或者仅仅因身世与众不同而高兴?
蒋勋:特别复杂,是自负、骄傲和悲壮感交织在一起。我常常写字送朋友,写李后主的“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梦里还在欢乐,醒来却发现自己是罪臣,是俘虏。后来我就有意识地从母亲嘴里挖故事,她说革命军攻下西安城的时候,4个城门被守住,有些词汇满人跟汉人发音不同,比如汉人说馒头,满人说馍馍,如果发音不小心暴露了自己是满人,马上就被拉出去杀头。历史没有对错,但它有一种大的残酷,在这样的残酷里,个人的意义完全消失了。
人物周刊:这段过往于你有特殊的意义。
蒋勋:母亲经历过荣华富贵,也经历过没落,正如14岁被抄家的曹雪芹。她喜欢琴棋书画,喜欢戏剧,非常优雅。而我父亲是福建的底层农民,后来进了黄埔军校,事业很成功。母亲希望通过嫁他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但她内心那个花冢,他一辈子都不懂。
我的小说《早春》里有个角色影射母亲。那个角色一生几次落难,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家产被抢光了,但房子还在,房产和田地租出去,收回的面粉从地板堆到屋顶。1949年放弃一切家产逃到台湾,才知道连房产也带不走,所以她经历了好几次觉悟,这种觉悟比读佛经还管用——曹雪芹经历的抄家据说是片甲不留,连金陵12钗都充军做了官妓。如果还给他保留了房产,估计也写不出《红楼梦》这样彻底觉悟的作品了。
后来我回大陆,他们说有政策可以申请发还当年的房产,我说不用了。站在二府街头,我拍了一张路牌的照片,寄给当时远在加拿大的母亲——当年的房子现在住着100多户人家,为了要回房产把他们赶出去?何必呢。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
母亲临终,蒋勋一直把她抱在怀中,在她的耳边念《金刚经》。她很安静地走了,在此之前,她已因为频繁洗肾,失明失聪。
父亲去世的时候,蒋勋问医生,“我可不可以帮他清洗身体?”征得医生同意后,他一件件地脱掉父亲的衣服,把父亲擦洗得干干净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裸体。”记忆里父亲行武而严厉,是威权的象征,因此难以亲近。此刻父亲仿佛缩小了,死亡让他失去了温度。
受之于父母的肉身仿佛一个魔咒,父亲死后,他密集地画了一系列作品《肉身的觉醒》。画面上,一个少年全身赤裸,明净无邪,或打坐,或拈花,或侧卧,仿佛青春期的孩子正在处理肉体与思维之间的关系。这批画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蒋勋的自画像,起码是精神自画像。作画时他请来了裸体模特,自己也脱到一丝不挂——他已人过中年,正在大学担任美术系主任,无数次坦然描画人体模特的经验在这一刻完全救不了他,他心跳如雷,呼吸也失去了节奏,慌乱到几乎不能脱下自己的衣服。
在他的新书《孤独六讲》里,“情欲孤独”作为第一章,赫然列于语言孤独、革命孤独、暴力孤独、思维孤独、伦理孤独之前。
“我拥抱着一个挚爱的身体时,我知道,自己是彻底孤独的,我所有的情欲只是无可奈何的占有。”蒋勋写道,“……我看到暴力者试图以枪声打破死寂,但所有的枪声只是击向巨大空洞的孤独回声。”
在美学课上,他跟学生一起做感官研究,他要求这些年轻孩子在洗澡前认真观察自己的身体,体会所有的感官与触觉,否则,他们不但难以画好人体肖像,甚至难以与自己和平共处。
在法国结识的专业品酒师,蒙着眼睛轻啜一口,就能准确无误地写出葡萄酒的34项参数:什么地区的酒,波尔多还是勃艮第、葡萄种在向阳还是背阳的山坡、什么季节采收、采收以后是否放在橡木桶里、经过多长时间的发酵。
品酒师告诉蒋勋,每个人都先天具备这能力,只不过你们读书读太多蒙蔽掉了。为了验证感官的天然丰沛,蒋勋带着学生,蒙着眼睛在夜间空旷的菜市场凭嗅觉而行,先后找到了鱼摊、肉摊、蔬菜摊……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实验?
蒋勋:前年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两个医生找到了人类的嗅觉中心,在鼻翼的发端,有一个大拇指盖大的腺体,可以分辨大约1万多种不同的气味。法国找了10个身高体型差不多的男人,打网球到臭汗淋漓,然后把这堆带着汗味的衣服放在一起,请他们的太太来认,结果她们用鼻子闻,竟然全找对了。其实我们有很强的嗅觉能力,但长期不用,不好意思用,因为我们不可能一认识人就在对方身上闻来闻去。
人物周刊:你们的实验成功吗?
蒋勋:台湾的菜市场管理很严,到晚上必须清洗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我们用手巾把眼睛蒙起来,挨个去闻,第一个找到的是卖鱼摊,空气中还有鱼和蛤蜊的腥味,但摘下手巾,地上连一片鱼鳞都没有找到。我们就坐在那里讨论:气味是什么?鱼已经死亡,可能早被人吃到肚子里去了,气味却没有消失,还在空气里坚持。后来我们还找到了羊肉、牛肉、猪肉、姜、葱、香菜、韭菜、茼蒿的气味。
人物周刊:这与美学有何关联?
蒋勋:“美学”这个词一直都被误解了,这个词的原意是“感觉学”,日本翻译时用了“美学”这个词。它不限于视觉美感,研究的是2000种色彩,10000多种嗅觉,各种分贝的听觉,及味觉和触觉。
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美”的定义是“羊大为美”,“善”字里也有“羊”,这可能都出于味觉系统,描绘的是吃羊肉时肥美的味觉体验。
人类有一个口腔期,小孩子爬来爬去的时候,拿到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小猫小狗闭着眼就可以索乳,婴儿也是。人类的视觉发育相对比较晚,味觉和嗅觉比较早。而我们的很多文化记忆和情绪经验,比如爱人是甜,妒忌是酸,伤心是苦,其实都跟味觉有关。
人物周刊:在人生的六种孤独里面,为什么你把“情欲孤独”列于首位?
蒋勋:台湾1988年解严后,终于有机会畅所欲言,在此之前,你讨论这些话题是会被抓去坐牢的。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头发留长一点都会被警察当街剪掉。因为我头发天然卷曲,父亲特意写信给教官说明绝非烫发,教官一把把信撕了:“你们还撒谎!”
儒家传统里对身体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回避态度,身体是不断被掩盖的,赤裸是不允许的,它等同于罪恶。只有一个刘伶,敢于全裸,却变成一个大嘲讽,变成佯狂作怪。
人物周刊:听说你在东海大学担任美术系主任时,主持的人体绘画课程在学校引人侧目。
蒋勋:每周有一堂课要画裸体模特,闲杂人等就来了,在外面走来走去,问他有什么事,要不要进来跟学生一起画,他忙说没事没事,赶快溜了,又好奇又恐惧。后来逼得校长跟我讲:我听说你们那个裸体模特课一大堆人都挤在那边,你可不可以把门关起来画?我说我不希望关起来,那样只会引起更多的偷窥。
我常对学艺术的学生讲,中国艺术家从徐悲鸿这一代开始画裸体,但是少有让人感动的作品。雷诺阿画的裸体为什么动人?早年他是底层的工人,画的女性都是富贵家庭正在弹琴读书的少女,那是他的向往。但暮年中风以后,他完全瘫痪,连手指都无法伸开,请佣人把油画笔绑在蜷曲的手上,坐着轮椅作画,一个健壮、红润的农村少女成为他的人体模特。他垂垂老矣,男性机能完全丧失,面对着她无比丰沛温暖的肉体,那是他无法拥有的青春。这时候,他的人体画开始动人。
人物周刊:你画《肉身的觉醒》,用了多长时间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裸体?
蒋勋:前后用了两三个月,特别困难。我画过那么多次裸体模特,但等到自己也必须与被画者裸裎相对时,我紧张到不行,只画了一小会就要求出去休息一下。但我知道这是必须做的功课,我要破解掉一个从青春期就开始的、对肉体的魔咒。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考虑过如何处理死后的肉身?
蒋勋:我60岁的时候,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大家都是同龄人,共同签了一份意愿书:临终之时“绝不插管,绝不电击”。签完我很高兴地在那里切蛋糕,突然一个朋友说:“哎,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可能根本无能为力,连从抽屉里拿出意愿书的办法都没有。”我又紧张起来,难道要在胸口刺青说“绝不插管”?
人物周刊:这还是临终之时,死后怎样处置身体更是你无法控制的事。
蒋勋:所以我特别羡慕我妈妈,她早早地签了放弃最后救治的意愿书,存在家庭医生那里。大限到来之时,我们6个孩子聚在一起,医生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意愿书宣读给我们听。她活到87岁,不想浑身插满管子延续全无质量的生命,也不想让孩子们为难。我常常想,不如我从现在起就修一个好死吧。
“烦恼即菩提”——佛偈
在台湾享有“文化教父”地位的蒋勋,始终与他的青年学生保持平等的朋友关系。他常对学生们说:怎样的人生都值得体验,永远不要用预设的道德关上体验之门。于是,学生带着善意的挑衅来了,笑眯眯地放了几片名叫“蝴蝶”的药片在桌子上,“蒋老师,这是摇头丸,要不要试试?”
他脖子上须臾不离一块先秦的古玉,这是他的通灵宝玉,奇妙的是这块玉的形状跟他曾经的一款iPod一模一样。他把这看成一个隐喻,提醒自己,要极古典,但也要极现代。
做了7年美术系主任,一日,经过学校草坪,阳光下一个年轻男孩穿着破牛仔裤躺在草地上读诗,蒋勋突然下了决心要辞职。他有多久没有这样逃了课躺在草坪上读书了?“竹林七贤”在文化史上那么重要,其实不过是一帮挣脱了主流的道德和生活模式,跑到山林里“逃课”的人。
每年7、8两月,他会到巴黎作画。波尔多地区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皇帝的马厩,一度是他的画室。他25岁负笈巴黎,当时巴黎仍在“五月风暴”余波之中,整个法兰西浸泡在一种自由、蓬勃、浪漫的革命荷尔蒙中,仿佛一个酒酣耳热、踉踉跄跄的青年。对蒋勋来说,中年以后他需要不断地回到巴黎,回到自己的25岁。既然有一个年纪你注定回不去,那起码在形式上要极力靠近它。
下飞机,买一瓶红酒、一包cheese,直奔画室作画,穿破牛仔裤的蒋勋没有年龄。马英九曾力邀他出任台北文化局长,他拒绝了,并推荐了好友龙应台。
每天黎明即起,打坐、抄经,“仿佛七八十岁的老僧”,书法笔意里带出法师的味道。9点钟开始一天事务性的工作,这时他是温厚的中年人。晚上,学生常常带他去年轻人的夜店和欢场,他在那里看到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浪掷的青春。晚上的蒋勋20岁,他在夜里写小说。
他定期去山林中的庙宇吃斋,禅修。在宁静的佛思中,他感到自己“一清如水”,但下得山来,依然万丈红尘如海深。不断往复,不断破功,是一辈子都修不完的功课,“如果没有万丈红尘的诱惑,一清如水就是假相。”
人物周刊:你会出家吗?
蒋勋:大概不会了,我已经不在意那个形式,不在意戒不戒。出家是一种心灵的形式,贾宝玉也是出家的状态。他那些情爱纠葛,都是人间历劫,都是修行,在凡俗生活中了悟生命的苦难与涅槃,比真的住到庙里更难。
人物周刊:如果精神可以分类,你跟贾宝玉大概是同类,你是个很多情的人吗?
蒋勋:应该是吧,年轻时有很多这样的纠缠,修行也是在修这个“情”字。现在越来越多“同情”,在热闹中也能看出并懂得另一人的心事。就像我看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那些奸淫、偷盗、凶杀,仿佛是他人代我犯罪,我因为贪名、贪利、贪美,也可能犯下同样的罪孽。所以说“哀矜而勿喜”,所以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人物周刊:母亲去世时你说,你与母亲在未来还会以其他因缘关系相见,你相信前世今生?
蒋勋:绝对相信!我想所谓的前世今生,无非是科学尚不能证明的一种物质存留,骨殖烧掉了,会有灰烬留下来,心灵的灰烬是什么?我读苏东坡的诗词,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似曾相识”,熟悉到不可解释。《红楼梦》里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宝黛初见,贾宝玉说,“这个妹妹我见过的。”
我一辈子都在讲苏东坡的《江城子》,赏苏东坡的《寒食帖》。有一天别人告诉我,用万年历考证出苏东坡的生日是1037年的1月8日,吓了我一大跳,我的生日是1947年1月8日。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做文化经典的传播传承工作,在不同的场所反复地讲苏东坡,讲竹林七贤,讲书法汉字之美,讲《红楼梦》,有审美疲劳的时候吗?
蒋勋:老实说,每次讲之前都有疑虑,但只要一开口,都像是第一次讲述,动情程度完全没减少,有时甚至在增加。所以科学无法解释两样东西,一是爱,一是美,它们跟物质性的东西不同,爱不是越分越少,而是越分越多,美也是如此。
人物周刊:为什么坚持不出任文化局长?
蒋勋:我的性格并不适合从政,龙应台就比我适合得多。儒家通常把人放到一个大的社会家国关系中去讲忠孝,但我只想做自己。我也曾经想过,为了一个大的文化理念或者文化目的,我是不是牺牲一下自己?但那个牺牲其实是假的。与其让贾宝玉去当文化局长,还不如就让他当个公子哥儿,跟他的姊姊妹妹谈谈恋爱,最后留下一本好的作品。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这样迷恋南朝?南朝对你来说到底承载着怎样的寓意?
蒋勋:南朝在政治上、军事上一直是输家,但它赢了文化,赢了历史,而且南朝文化往往成为下一次国家统一时重要的文化指标:唐朝稳定之后,唐太宗最喜欢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北宋稳定之后,词的文学地位其实是由南唐李后主的作品带动起来的。人类历史上,成功的革命往往变成政治,导致杀戮或威权,而失败的革命却变成审美的革命,成为一种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