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针尖上能安置多少天使

　　王书亚

　　任何形而上的问题，都有个道成肉身的版本。一根针尖上能安置多少天使，这是标准的中世纪修道院的神学题目。今天的每个上访者，都提过自己的版本。空间的利用率，有时和贫穷程度成正比，有时和贪婪程度成正比，有时和腐败程度成正比。你需要这样回答：安置多少天使，取决于那根针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

　　也取决于那些天使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

　　多年前，许鞍华看新闻，天水围轰动港九的灭门惨案。丈夫李森杀死大陆妻子，再害儿女，随后坠楼自尽。她去年的《天水围的日与夜》拿到金像奖最佳导演，才筹得资金拍这第二部。不久前，我看新闻，也轰动人心，不知与我同住一城的人里，是否也有一位许鞍华，定意有一天要拍部电影出来。

　　《夜与雾》是电影史上轻易不敢效仿的典范。阿兰·雷乃用这诗意的名字来命名对大屠杀和集中营的记忆。许鞍华以此为名，是把一桩家庭凶杀案，视为一场发生在香港的大屠杀。而将一个中港联姻的无爱之家，比为一座集中营。

　　她的期待，是放大和标识出夫妻相残、父毒食子之于社会的真正含义。一个杀妻害女的男人固然令人厌恶，一座有人杀妻害女的城市岂不更令人厌恶？一桩罪行足以令整座城在天使面前蒙羞。我们又在何时、何地、何种意义上，将自己搭救出来，好像不受一桩罪行的牵连？

　　只在情感的意义上，你也脱不了干系。一个香港朋友看完电影马上说，香港男人不都是这样，好像不说就不能安心。有人说起2009年公车上的爆炸、3楼上的自焚，我又怎能宣称自己是成都人，然后，照旧过日子。

　　在某种意义上，香港的幸福是奢侈的。全世界，几乎没有第二座城像它，每年都有足够的电影，讲述自己的故事。尖沙咀、油麻地、旺角、中环，没有其他城市的地名，像香港地名一样叫我耳熟能详。电影的叙事，使这些地名沉淀了特定的文化身份、涵义和品格。无数普通市民的念想、血气、压力与悲喜，就这样围绕一个地名，进入了汉语文化的库存。从这个角度说，除了香港，中国每一座城市都是文化沙漠。在成都、广州、上海、武汉，个人的遭遇，只能成为一则新闻，难以成为一部电影。新闻，相当于一座城市的内存条；电影，却相当于一座城市的硬盘。

　　我们都在没有硬盘的城市。我们没有属于一座城市的许鞍华。张艺谋和陈凯歌们已不属于任何城市，连贾樟柯也不再属于汾阳，甚至我们也越来越不配拥有一个许鞍华了。我们不值得一个美丽的女人为我们独身。

　　人不忏悔，就看不见恩典。看不见恩典时，这部伦常惨剧，不过是树起一个靶子。我们对李森的批评、厌恶和舍弃，某种程度上是咒诅。这世界还没有一个夜晚，被称为“平安夜”之前；咒诅别人，是人类寻求平安的主要方式。

　　今天回想起来，凡我批评过的人，都被我咒诅过。我的言辞犀利，我的洞察深入，我的咒诅如此有力，以至于我被称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文字若不能帮助一个黑暗中的灵魂，对那灵魂就是咒诅。因为咒诅和批评的差别，不在于真实与虚假，在于有一种爱，爱到不能不批评的地步。“真实”的涵义，并不单单指向现象界。作真实的批评时，我是真的在批评，而不是在咒诅。因为我爱那个我批评的人，因为我的批评没有反过来激怒我。

　　今天回想起来，凡我对他人的批评，都曾激怒了我自己。正如“白马非马”，批评他人时的“我”，已不是那未批评他人时的“我”。我一张嘴，就不再是我。我一写字，就失去真实。我对这个世界若有一丝怨恨，我的平安就是假的。

　　到底，这部描述家庭暴力的作品，拉近了我们和李森的距离，还是挖深了我们与他的沟壑？若有与妻子争吵的丈夫看了，电影是敦促他悔改，发现自己与李森竟只有一步之遥；还是令他心安，说我算好的，总不至于如此。

　　李森的转捩略显突兀。我原以为，这是许鞍华女性主义的盲点，她无法精细描述李森的内心争战。好在任达华的表演弥补了这一点。不过当我再思索一些细节，开始领悟到，突兀就是转捩的一部分。突兀暗含了一种人论，就是我的败坏超过我的想象。我灵魂的底线，在现象界不堪一击。

　　除非跪下去忏悔，人类的自我评价始终偏高。即使经过了大屠杀和集中营，经过了爆炸和自焚。

　　人类的一切情感，惟有爱不是突发事件。所以突兀使所有人不安全，使人的价值观惊慌。一个失业、怕老婆的香港男人，在内地青楼女子身上找到人生的下半场。走出大山的卖笑女子，也在“香港人”的名分中，将自己犹如一只水桶，安放下去。

　　许鞍华藉着这对夫妻的身份，也试图彰显更宏大的社会隐喻。当落魄的李森喃喃自语，“没有我哪有你的今天”，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退后了，香港人和内地人的身份突兀出来。丈夫和妻子的身份无法胜过国族的身份。反而丈夫只是一个肉身中的身份，香港居民才是灵魂里的身份。倘若如此，在国家面前，婚姻早就一败涂地。李森的大屠杀，不过是族群主义的战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