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的新场景

　　特约撰稿/夏佑至

　　健全的社会有能力调整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并达到利益的平衡。这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是公共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最生动和最成功的公共生活的实践，发生在广州番禺，其成果远不只是改变了一个垃圾焚烧厂的选址。

　　媒体和社会运动的互动，使政府决策的细节浮出水面，人们清晰地看到：决策者并不总是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反而常有隐秘的利益诉求，如果没有制度化的博弈平台，没有透明的程序，公共事务就会被利益集团所扭曲，甚至走向公共利益的反面。

　　2010年新年伊始，广州出台规定说，与民生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由其讨论决定。相关重大事项政府如果越权作出行政决定，人大常委会可依法撤销。这是番禺市民的抗议所取得的制度性成果。

　　这也产生了连锁反应。一系列反对垃圾焚烧的环保运动正在各地兴起。这些运动有可能成为中国反思城市发展模式的一个起点。“垃圾焚烧的利弊”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远不能覆盖这个运动的全部诉求。人们要求的是更加健康的生活环境，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及更加公开透明的程序，以保证公共事务不会被利益集团所操纵、扭曲和绑架。这些诉求让我们惊喜地发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过去之后，中国不仅收获了经济增长，一种新的公共生活场景，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沉默的大多数”突然开口说话，变成公共事务中活跃的参与者。

　　这一切只是偶然发生的个案，还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要看看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才能了解这种改变是纯属意外，还是大势所趋。

　　经济增长带来的城市化进程，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生活在现代的城市，而不是传统的乡村。过去10年里，中国的GDP总量已经稳居世界前三位，统计显示，50%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这个数字还在急剧的扩张当中。城市化绝不只是居住形态的变迁。在一个以农业和乡村为主的社会里，人们以村庄为单位，生活在分散和孤立的空间当中。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考量是以村庄为限，将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是血缘和家族，他们的行为是稳定和可以预期的。城市则不然。2009年11月23日，上千名番禺居民参加了广州市中心的“散步”活动，而他们背后，有30万当地居民支持他们的行动。共同的利益很快催生了一致的诉求，在现代通讯技术的推动下，人们的诉求很容易就能够转化成有组织的行动，开始对政府的决定施加压力。番禺的成功彰显了公共参与的价值。当其他地方的人们对行动的价值有了直观而感性的认识，就会试图复制番禺的成功。

　　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正在迅速提升。过去10年中，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毛入学率最高的国家。尽管对这个现象有颇多非议(比如这导致了教育质量下降)，但从2004年到2010年的8年里，3321万大学生走出校门，其中绝大多数留在了城市。由于就业困难，很多大学毕业生生活在城市最底层，自称为“蚁族”。尽管如此，他们将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并且成为影响未来10年中国走向的重要力量。在番禺反对垃圾焚烧厂的过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发挥了核心作用。那些有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市民常常也是小区内维权和慈善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开始熟悉动员和组织的技巧，把有相同诉求的人们团结在周围，当互联网给他们提供了发挥影响的机会，他们就立刻脱颖而出。

　　不管怎么评价互联网技术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改变，都不为过。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在过去的10年中，没有哪种新事物，比互联网更像中国社会的阿基米德支点。互联网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设施，而中国是受益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能够像在经济领域一样善用互联网，在网民数量全球第一的中国，互联网将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多的变化。但政府首先需要适应一种新的情况：由于互联网形成无数分散的话题中心，“沉默的大多数”有了对公共事务表达看法的机会，在番禺那样的机缘下，还可以亲身自参与，强大的行政权力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削弱；公共事务由政府单方面主导的局面将发生改变。

　　必须对这个公共生活的新局面做出回应。强势的政府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正视那些开口说话的“沉默的大多数”，开辟制度化的平台，将他们变成决策的一部分。像广州那样，将部分决策权回归人大，就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人大代表就必须向选区内的选民负责。乐观地想象，在未来的某一天，人大代表选举将成为当地公共生活的基石。这一切可能性都包孕在未来的历史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