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江“二次死亡”事件

　　一场简单的车祸突然变成了复杂的舞台。1月8日14点50分左右，大客车和摩托车迎面相撞。从此时到20点10分，张厚明死而复生又死去。然而这5个多小时里和张厚明生死相关的各方单位，至今没有任何明确的解释，或承担任何责任。反倒是张厚明即将出炉的尸检报告，可能会成为压倒骆驼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记者◎葛维樱

　　“奇迹”

　　拉开冰柜的一刻，张在存越看越不对劲。他后面的亲属还没有来得及上前，他就一把把整个冰柜拉出来，抱起了儿子的头。“人还活着！”他冲着身后的人大喊。本来在停尸间门口的几个亲戚这才进来察看。“他的脸色有微微的红，我一摸鼻子有气息，赶紧摸手腕，脉还在微微地跳。”张在存的发现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响应，身边的亲人都有些迟疑，只有他不断地对他们喊，“快点啊，你过来摸他的脉，看他的脸”。胆大的张厚贵把手放在哥哥的脖子动脉处，“真的一跳一跳的！我太高兴了，已经顾不上怀疑或生气”。想起当时的奇迹，每个家人居然都出现了快乐如狂的表情。现在向本刊记者回忆，张在存仍激动地说：“如果我撒谎的话，天打雷劈！他们真的把我儿子活着放进了冰棺！”

　　张在存今年69岁了。如果没有父亲的执著和怀疑，张厚明就不会有“复生”的机会。在得知儿子死亡的消息时其他家人都开始痛哭，只有老人说“抓紧时间”，立即带着家人们打车赶往了殡仪馆。青龙山殡仪馆是内江市唯一的火葬场，他说自己这样坚持是因为十几年前的一个心结，“我的一个徒弟，交通事故死了，他父母什么也没见到，就是签字，领到骨灰，这事总搁在心里，死没死不是我们说了算，可是让我认清我才踏实”。张家人赶到那里天已经黑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大都已下班，只剩下两个看门人。“我们问下午有没有送人来，他们说没有。”这时出租车已经走了，一家六七个人只好回到门口拦车准备返回市内。

　　“大概18点40分左右，我们看见两辆车进了殡仪馆大门，一辆是桑塔纳，一辆是中巴。”张在存立刻过去拦车询问，“我问是不是送人来的？中巴车司机很急躁地说不是，是接人”。张在存说他也没有再向车里看，张家人这时分成了两拨，两个女人在街头继续拦回去的车，4个男人还是在殡仪馆门口张望。大约20分钟以后两辆车出来了，张在存张望来张望去，“车里还和刚才一样没看见什么人。”他起了疑心，“不是说来接人吗？”他赶紧到殡仪馆里面问值班人，“两辆车是不是送来个人？”这次的答案是“的确放下了一个人”。张在存和儿子们立刻央求进去，“我们家两个人车祸，医院里躺了一个，说还有一个没了，我看看是不是我家人”。

　　“他的脸色是有一些冻得发红的，身上还没有结冰。我摸他身上、胸口，都是温温热，我们说赶紧把人抬出来。”根据车子来去的大概时间，张家人判断张厚明已经在冰柜里待了十几分钟，但是殡仪馆的书面记录只有2分钟。所有的张家人手忙脚乱地把张厚明抬出了冰柜，他们给120打电话，并且抬着人往公路上跑去。4个男人轮番换手，只有张在存一直在前面背着儿子在马路上狂奔，“他的头受伤，所以一定要稳住，别人我不放心”。在120急救车到来前的十几分钟内，他们已经背着张厚明跑了大约3公里。妻子廖于梦当时一直抓着丈夫的手。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她真的以为丈夫能够活下来。她拉着他的手一直喊“张大！你要坚强！”“他的拇指摁在我的手背上，我感觉到一点点的吃劲，他知道我在拽他。”廖于梦反复比画两个人的手势。“他们光顾着跑，把他的衣服拽上去了，露出了肚子。”于是她把自己的外套脱下，裹在丈夫身上。

　　内江市第六人民医院接到电话。阎灵医生和护士曾静娅在电话里只知道“人因车祸受了重伤”。张在存告诉本刊记者，“我故意没说人是从冰棺里拉出来的，怕人家医院不肯来”。急救车到达后，张厚明这才有了书面证据，证实自己还活着的事实。在六院的急诊出诊记录单上，明确记载了张厚明当时身为一个“人”的情况。“体温36.8度，心跳每分钟18次，血压低压80高压120，脉搏70次每分钟。”除了这4项指标，其他记录都是危重无望的，比如“颅脑受重伤”以及“目无反应”等等，阎灵医生说：“我问什么时间发生的车祸，家属说14点多，我说都4个小时了，晚了。”但是家属们却从医生的抢救中看到了希望，“他们给他扎点滴，在手上只拍了两三下，药水就进去了”。他们欣喜极了。

　　破灭

　　张厚明被第二次判断为死亡，是当天20点10分。六院急诊室当时负责抢救张厚明的医生李青告诉本刊，“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但是人拉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各项生命指标衰竭的情况”。到医院以后再打点滴已经很难输入，从手上、头上换到脚上，药水怎样也进入不了。几位医生轮番对张厚明实施人工心肺复苏术。“他们轮着按他的胸口，一个累了换另一个，使了很大的劲。”张厚贵告诉本刊，“六院的医生真是尽了全力，我们看着也知道，我哥的心电图已经变成一根直线了，六院的医生还没有放弃，抢救了总共大概有40分钟呢。”在六院出示的多份诊疗文件中，很少有关于死亡原因的判断。只有一份写了“颅脑外伤”，费用330元，后来因为事态复杂也全都免除了。医院的领导不愿意对张厚明的死亡有更多阐释。在张厚明的家人们看来，这完全是因为“里面太复杂太黑暗”，时至今日，连一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都没有做出来。

　　造成张厚明死亡还得从源头的车祸说起。1月8日14点50分左右，张厚明和儿子张海波骑摩托车从白马镇回家。“我们俩在白马干了一天半的活，干完了，妈妈让我们回家吃饭。”刚刚从危重病房转出来的张海波告诉本刊，“我骑摩托车，把头盔给了我爸。”两个人是粉刷墙壁的建筑工，张厚明48岁，已经在建筑行干了30年；张海波23岁，半年前有了一个女儿，因此决定不在外地打工了，回内江来和父母一起过日子，也和父亲学点粉刷手艺。张厚明一直做一个最底层的包工头，带着小工们包粉刷的活。“能少用人就少用，他特别刻苦自己，想多挣点钱。现在儿子回来了，他不知道多开心，想着以后就可以父子俩一起干活了。”张厚明手艺极好，和他多年交往的朋友尤天厚觉得，“他一个月挣三四千块没得问题，现在他教儿子接班，整天笑哈哈的，我们都说他儿孙满堂。”

　　事故现场是一条极窄的出没于丘陵地带的乡村公路。转弯多但不急，即使是城里的出租车到了这样路上也立刻开足马力玩起了“漂移”，道路只够两辆大车减速避让着侧身而过，然而因为车流量不大，大多数车辆都喜欢开在马路当中，等到前面有车再向旁边避让。撞车地点是一个大约30度的坡，摩托车从坡下向上爬，大客车还没有到下坡的界限，张海波说自己速度很慢，“刚爬上坡”，然而大客车看到他的时候减速已经来不及了，刹车痕迹大约有十来米的蛇形。这辆大客车是常年奔波在沱江至内江乡村公路上的巴士，属于内江市公交集团管理，然而公交集团在事故之后却始终不曾露面给出任何说法。

　　刘松柏是最早赶到现场的目击者。他的家正对事故现场，当时他睡醒午觉准备去地里干活，“大车从来都是开得飞快，我还没走到地头，就听见一声很大的碰撞的声音”。村民们立刻就把事故现场包围了起来。“本来我们都是看热闹的，一个年轻的躺在地上，好像还能动；老的一个头对着两块水泥石，流了很多血，一动不动的。我们看见那个司机打电话，叫人来。”14点50分发生的车祸，司机不断地打手机，人们也只是在那看。后来来了一辆“野马”车，也是公交集团的车。“和司机是认识的，他们叫我们都散开，好像我们围得太久了又都等不来警察和医生，都在问司机怎么回事，那司机就说‘这两个人要是这村子的就麻烦了，我们几个肯定会被打的’。其实我们根本不认识出事的两个人。”刘松柏向本刊记者回忆。

　　16点10分内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来到了事故现场。120急救车与他们同时到达。“警察当时就说，路上堵车了。”张厚明的家属至今仍在对他们的迟迟不到而想不通，他们多次打车前往事发地，也就是半小时不到的时间。根据1月8日当天新闻，这条公路当天上午的确发生了堵车，“交警队负责人表示，14点30分道路已恢复畅通”，这是当天《内江晚报》的报道。而张厚明的家属一直对车祸一无所知，交警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反倒是一起干活的尤天厚在15点多也骑摩托车回家时经过事故点。“我一看这受伤的不是老张父子俩吗，赶紧把他们手机拿出来，给他们家打电话，可是没人接。”尤天厚一直守在事故点，等待警察和医生，他告诉本刊，“我非常着急，可是那个大车的司机好像只是害怕老乡们打他，等到知道受伤的不是本地人，他才放了心，一直打电话，让公司来人帮他处理。”

　　“死亡”

　　当场看着医生处理的尤天厚觉得非常气愤：“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人家就问，你是谁？和你有什么关系？你看见了吗？还要我去公安局。他们似乎不想对我解释什么。”接到120出诊电话的是内江市中医院，中医院是内江最好的医院之一，和公交集团是“挂钩单位”，但凡是公交车出了问题，中医院都会去处理。一位中医院的医生说，“这是单位之间的事，为了是在手续上更方便有效率”。中医院当时派出了4名医生，有3人都在积极抢救张海波。负责张厚明的只有女医生石凌。石凌现在再也不愿意面对媒体，她只是很严肃地说：“年轻人伤势更轻，所以我们把精力都放在抢救他身上了，而老人伤势过重，已经没有了抢救意义。”中医院的领导对本刊记者说：“判断死亡后再抢救半小时是我们的行规，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他也强调，“中医院在抢救期间没有任何过错。”根据尤天厚和刘松柏的说法，“那个女医生翻了老张的眼皮，拿个方盒子，在他心口一量，然后就站在一边不动了，和交警在一起”。

　　根据现在仅有的从中医院拿到的4页证明，在出诊的文件中，“轻伤、重伤、死亡”选项里，“死亡”被打上了钩。现在再问石凌当时的判断，当时张厚明到底是否死亡，她已经避而不答。这份几乎空白的出诊单上，没有文字或数字，只有一个对钩。其他例如心跳、体温等都没有记录，也没有任何对于伤情或身体的说明和记录。还有一张黑糊糊的复印纸据说是当时做的心电图，上面看不到任何实际线条，只有仪表显示的时间是16点44分。

　　再去交警队询问当时现场情况，他们只是很客气地说“所有的案情还在调查中，一切都要等结果”。但交警队说，当时医生的确做出了死亡判断。之后交警做了一个更奇怪的决定：让公交公司派来的野马车司机把张厚明送到殡仪馆去。“当时我打电话叫殡仪馆的车来接人，殡仪馆说路上堵，一时过不去，我告诉了交警，说要不然我拿车送到殡仪馆去，交警就同意了。”当时开着野马车到达现场的公交集团刘司机说。交警大队认可了这位司机的说法。刘司机极不情愿接受本刊采访，他说：“我只是去执行单位的任务。”他说他当时要把张厚明放上车时，打开了车的后备厢，引来围观者的一顿臭骂。刘松柏说：“很多人喊，好歹也是个人嘛，就这么扔在后面！”“我是拿工具去，并不是要把人放在那里。”为什么让这个人打电话以及开车送人？这些问题在交警大队只能得到沉默。他们更多是说，“当时堵车，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就地处理”。

　　当时接受张厚明的殡仪馆职工也同样寻访不到踪影。“按照规定，工作人员要对接受的遗体进行检查，但是显然这最后一步也被疏忽了。”六医院的一位医生感叹，然而就是这样明显的事实，从交通事故的责任方是谁，第一时间抢救的医生怎么做出了死亡判断，到为什么要一个公交集团的人来运送张厚明，却留下了一连串问号。中医院一位医生看到家属在接受采访，于是用哀求的口气把廖于梦拉到一旁说：“我们已经全力救你的孩子了，求求你不要再对记者说了。”另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院工作人员则悄悄对本刊记者说：“公交集团的交通事故，从交警队到医院，都是心里有数的，这个事其实是家属较真，不然赔款什么的早就给了。”

　　张家人还在六医院门口恸哭张厚明终被宣告不治，却突然来了一个警察。“殡仪馆在我们走后马上报警了，可能说我们把人给带走了。”张厚贵说，当时发现哥哥还有气大家都疯了似的忙着把人往外送，“没人注意是不是还要和工人说一声或者办手续什么的”。警察于是向张家人表示，“你们私自从殡仪馆把人拉走是违法的”。张厚贵一想起来就红了眼睛，恨不能上去拼命，“但是我还是冲他喊，人是活的啊！我们如果不去看我们也想不到”。但他很快就平复了情绪，“我已经算幸运了，这几天我总想去殡仪馆问问有什么说法没有，结果领导都说不在，我却碰到一个男人，他说他家人也因为交通事故送来了这里，他在殡仪馆门口等了两天都不让他进去”。

　　开会

　　内江市政府在1月8日当晚就组成了“事故处理小组”。在张厚明“真正”死亡以后，发生了看上去似乎顺理成章的事情，尸体争夺战。实力悬殊的争夺是这样展开的：六院5楼，张厚明的遗体被抬到了急救室旁边的病房里，他的女儿抱着1岁的孩子，还有几个女眷守在一旁。2楼医院会议室，“小组”成员们正在与十几位张家的成员开会。“我们只知道叫他们秘书长、书记、局长、处长、科长”，具体他们到底是哪个单位的，张家人大抵搞不清楚。“而且次次换人，我们也都认不到了，谁说了什么话我们也不知该相信还是不相信。”张家的人是由张厚明夫妻的姐妹弟兄们，还有张在存组成。他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非常嘈杂，但中心议题就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廖两家都是内江下面郊区的农民，大都在外打工，出事后当晚都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了。

　　当晚第一次开会似乎还清楚些，张家人希望解释“为什么会有两份死亡证明？”另外就是希望能在公交公司给张厚明设灵堂，“儿孙满堂的人，走了这么不明不白太难受了”。但是公交公司由始至终没有出现在亲属们的面前，所谓设灵堂不过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至于第一个问题，更没有答案。当晚在会议室里的亲属接到5楼的亲属短信，“说有很多警察上来了，要把遗体带走”。1月9日凌晨6点，张家人从2楼会议室出来时，只看到“黑压压都是防暴警察，戴着头盔，拿着盾牌”。一开始张家有人说他们打人，但后来又说只是推搡，总而言之，防暴警们把张家人围在医院走廊上动弹不得。张厚明的遗体也就被送去了殡仪馆，并且派警察24小时值班看守。

　　事故小组的解释是：“当时家属说要把尸体放在政府门口去。”而张厚贵说：“我的确这么说了，我是气的，当时他们也问我们要多少钱，一开始我们根本就不理他们，后来他们使劲问，我爸就胡说了一句‘450万！’”这些张家人口中的“气话”却造成了政府的担心。他们后来一再向媒体解释“抢尸”的原因，“为了维稳，哪里都怕发生群体性事件”。张家这个“群体”其实也没有什么力量，他们有6天时间完全见不到张厚明的遗体，只能每天去殡仪馆门口张望，这使得他们情绪更加悲愤凄哀。尤其是张在存，“我们和他们问的是两张死亡证明是咋回事？他们从来没回答过”。这使得长时间以来，张家人说到“责任认定”几个字都麻木了，“不会有人和你说责任的”。张在存后来索性不再追问责任，“因为事故处理小组只是重复着说‘你们要依理依法’，另外只和我们谈钱”。他实在想不通，他问小组的人：“你们坐在这里，都拿国家的工资哪，颠来倒去就会说这两句话吗？”

　　“后来我只好找了个略懂法律的亲戚，他说钱也不能乱谈，就找出很多条条，我们也不懂，他说这条医疗事故可以用，这条交通事故可以用，这条精神损失应该也可以用，毕竟人中间活了一次。”张家人对于这个亲戚的解释也无法判断对错，只是觉得“他也没法子了，只开了一个152万元的条子，按照他说的那些”。其实在张在存的心里，“这个数字也是乱说的，看见人家矿工什么死了，也就赔40万元吧，我估计我们家人值钱不到哪去，就算这里面有点错处吧。我后来又说60万元，其实给50万元也行”。张在存是这个家庭里唯一在钱上下心思的人，他说：“这家还有一个重伤的孩子，还有一大家子人。怎么样活着的人总要活着吧。”于是他代表家属同意了尸检，并得到7万元丧葬费。

　　这是政府事故小组在谈判13次以后，终于和张家达成一致，“家属自愿为张厚明做尸检，尸检结果与事故责任认定无关”。张家人认为后一句的意思就是“给钱你就别追究了”，以为签了这个协议，就可以拿到赔偿了。“但是签完政府说，赔偿款还是要等尸检结果出来。”尸检本来应该是判定张厚明死亡原因和死亡时间的最有说服力的客观依据，可是张家人对于张厚明车祸后到他们从殡仪馆抬出来之前的生死之间的4个小时，“不知道怎么才能体现在尸检报告上”。因为长期没有任何责任认定，张家人都对于尸检结果又疑虑又怀着希望。本刊记者到达的时候，张海波刚刚从危重病房转出，他的双手和一只腿都断了，本来不知道父亲死亡的他，当日突然从一个前来做笔录的交警口中，得知了父亲的死讯。廖于梦此时又被“叫去开会”了，他被固定在病床上，对着手机大声喊：“妈妈不要钱！不要签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