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振73岁老人的10年维权路

　　文_本刊记者 甄静慧 发自深圳

　　73岁的范国振是个快乐的高个子老头，曾是电缆设备高级工程师，然后才一不小心成为了深圳业主维权知名人士，继而从业主委员会主任一直当到居委会主任——这个“意外”至少改变了他10年的生活轨迹。

　　致市长的一封信

　　1989年，范国振入住深圳南天一花园，彼时，他还是德国KARCHER(深圳)公司经理及高级工程师，后来妻子随女儿移居美国，他一人住两层复式公寓，独来独往。没人能想象他将与处理邻里纠纷的居委会主任一类角色联系在一起。

　　戏剧性转折发生在2000年。

　　南天一花园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发的商品房住宅小区，由于开发商与物业管理公司同属深圳城建集团，同声同气，管理强势而混乱：上世纪90年代开始，花园7000多平方米的架空层就被物业公司改为商铺、仓库用于营业；南天大厦一栋西北侧3000平方米的原规划绿化用地也被占作餐饮、停车所用；小区规划的二栋配套公用管理用房则被开发商改造后对外出租……

　　大步流星走在小区内，穿过早已被清空的架空层，老范余忿未消：“架空层一共有108格，每格租金3000多。其中色情发廊就有28家，平均每家5个女孩子，100多个女孩每天化着浓妆，像鬼一样在这里游荡。小区门户大开，香港人和台湾人纷纷闻风而来买春。绿化用地则成了一条食街，炊烟滚滚、老鼠遍地跑。”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老范住了11年，也冷眼旁观并忍耐了11年。由此可知，从一开始，他就非一个维权的激进派。

　　2000年，城建变本加厉，打算在占用的绿化用地上进一步建起综合大楼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段时间里，有业主因为家中被爆窃，对小区治安失望透顶，举家迁离了南天一。

　　导火索引燃了积聚已久的情绪，终于有人选择了不再沉默，那是已年届63岁的范国振。业委会成员李太太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境：那个住在隔壁的老头写了一封致张高丽书记、于幼军市长的信，提出恢复规划绿化用地的诉求，然后自个儿搬张桌子坐在小区里，邀请其他业主签名。

　　在那之前，小区里没有谁认识范国振，他也几乎不认识任何人。其时大家对业主维权还缺乏意识，对老头子的“上书”并不抱有太大热情。南天一花园1140户住户里，只有数十人在信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他们毕竟因此记住了这个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人物。

　　令那些对维权持观望态度的业主意外的是，由范国振起草的联名信很快得到了批复，深圳市国土局责成城建集团中止建综合大楼的计划，并将绿化用地恢复原有用途。虽然城建集团并没有马上执行国土局的函令，而是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拖”字诀，但形势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老头，你犯神经病”

　　“当大家发现维权真的可以起到作用时，部分业主就主动联合起来组成‘业主联络小组’，决意抗争到底。”李太太说话总是高八度、手舞足蹈，她是个充满热情的人，2000年开始就是业主联络小组及业委会的中坚分子，对范国振推崇备至，“多亏老范基于义愤、拍案而起，把我们给唤醒了。”然而她没有发现老头子在旁边摇头窃笑。

　　范国振从不认为自己应与充满戾气的“斗士”们站在同一队列。“啊，不不，我不是个‘维权斗士’。”前11年不义愤吗，为什么那一刻才站出来？只有正义和愤怒并不足以促使他行动，他更看重方式与时机的结合。

　　中国的业主维权在多数时候都是一件费时、费力又难见成效的事业。南天一花园业主的几大心结——出租的108格架空层、绿化用地及两栋小楼权属问题，都涉及产权纠纷。如果循正常法律途径进行产权争夺，可争议处有很多，没有几年时间难以寄望问题得以解决。

　　老范很现实，“明知道现在根本办不成的事情，就不要去办。”

　　那一年，他之所以拍案而起，是因为在地方政府的政策中看到另一线曙光。“当时，深圳市政府正在强调‘瞄准世界一流水平，向着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花更多、城更美的目标进行高起点规划’，这个大背景下提出还原绿化用地，政府不能置之不理。”果然，他们乘对了这一程政策东风。

　　不过，在业主维权意识被挑动的同时，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反扑亦来势汹汹。正式的业主委员会成立需要经历备案、审批等一个颇长的过程，部分维权积极分子率先成立了一个“业主联络小组”。但是，每当联络小组开会，物业管理公司就以“非法集会”的理由进行阻挠；保安整日火眼金睛地逐家逐户巡视，以防联络小组向其他业主“秘密派发传单”。

　　李太太戏称那段日子是“地下党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有几次，老范回到家，发现钥匙插不进匙孔，门锁被异物堵塞了——那是物业给他的“警告”。

　　而作为回应，范国振做了一个近10年来最重要的决定——辞去KARCHER公司的高薪厚职，全力以赴推动绿化用地的恢复和业委会的成立。

　　远在美国的老伴得知这个消息，气急了，越洋电话打回来，劈头就是一句：“老头，你犯神经病！”

　　KARCHER负责人也追问：“是意大利公司把你挖过去了吗，是嫌薪酬不够丰厚？”老范答：“不，我要去做业委会。”对方讶然：“业委会是什么工作？收入很高？”范解释：“No，那是社工。”德国人恍然大悟，竖起大姆指，不再挽留。

　　理性维权论

　　侃起这一段，老范得意洋洋。因为即使是当时那么气急败坏的老伴，事后也承认他的决定是睿智的，并不带有所谓悲壮的“牺牲”色彩。

　　“我们来算一笔账。从60岁开始，我每月领取六七千元退休金，女儿不时寄钱回来。老头子除了买书外没别的嗜好，钱根本花不完。如果我呆在德国公司，每月当然还会增加一两万收入，然而这些钱却是我生活中完全用不上的。”弃守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并无所谓“牺牲”，但范国振因而得到的，对一个大都会里的空巢老人来说弥足珍贵。

　　2000年11月，南天一花园业委会几经艰难得以成立，范国振即被推举为首届业委会主任。至2010年，南天一业委会历经4次换届，“范主任”的地位坚不可摧。这样的拥戴是以前那个高级工程师范国振想都不曾想过的。那时他一如冷漠繁忙大都市里其他公寓楼的住户一样，独来独往，甚至连隔壁家的主妇姓什么都不知道。如今在小区内略一走动，“范主任”、“老范”的招呼声不绝于耳。“老伴和女儿回来的时候开心啊，走到哪都有人热情问候，左邻右里轮番请客，总是胖了一圈才回美国。”

　　但也不是一开始就得到认同。回忆起业委会成立之初的种种冲突，73岁的老人突然童心大起，要考一考记者：“你知道在中国，大家通常会推选什么样的人当业主维权的领导者么？”

　　当然是那些锐气十足的激进派，他们热衷扯横幅、游行、上访，奋不顾身。

　　范国振恰恰不是那样的人。

　　其时南天一也有人提议在楼体拉大字横幅、贴标语，因小区正对深圳市体育馆，是中央和省级领导巡视的必到之处，足以引起政府注意。

　　老范极力反对。“面对集体侵权，中国的群众大抵只分两类。一类人麻木不仁、漠不关心；另一类则全是激进分子，动辄贴标语、搞运动。”他奇怪，偌大的礼仪之邦，仿佛没人懂得谈判与协商。如果有谁在激动人心的时候提出依法维权、协商谈判，多半会被认为是开发商收买的“叛徒”。幸而范国振先有联名信的功绩，后有辞职维权的壮举构成信任基础。

　　他据理力争，称过激的维权方式只会引起政府反感，就算取得一时的胜利，最终也是得不偿失。“我说，千万不要搞运动，中国这几十年来这么多次运动，我一次不拉都经历过，伤害太深了。但凡搞运动，永远没有赢家。”他的客厅墙上贴满了家庭照片，其中一张是“文革”时期的黑白照，骨瘦如柴、面目全非。

　　说到激动处，他拍桌子。“如果你们非要搞游行、挂标语，我就飞去美国跟女儿住，等你们自己搞完我再回来。”

　　斗智不斗勇

　　在老范的坚持下，这些年来，南天一花园在激烈的维权过程中从未贴过标语，也从不曾游行静坐。不过，不激进并不代表不作为，“因势利导”的维权策略才是范国振得以在业主维权领域享负盛名的重要因素。

　　要求还原绿化地的联名信递出后，他再就架空层问题“出招”。一封致全体业主的信里阐明了“商品房架空层产权属全体业主”的法律精神，业主哗然。

　　然而，尽管南天一花园的“绿化用地”、“架空层”、“二栋配套公用管理用房”等问题，无不是在“私有产权合法权益应得到保护”的观念下提出的，依循法律途径追讨产权之路却最是荆棘满途，业委会甚至难以成为诉讼的“适格主体”。范国振心里明白，产权意识只能作为内在的精神支撑。维权策略又是另一回事。

　　2002年前后，中央领导将视察深圳，市政府加大力度整治“违章建筑”，老范即组织业主进行行政诉讼，提出小区架空层的商铺属违章建筑，应予拆除。同时，诉讼过程中他联络当地媒体介入调查，舆论压力一时无两。

　　由于清拆违建的诉求与政府社会管理的政策重新取得了一致，2002年11月，国土部门的铲车终于开进了南天一花园，业主眼中的“毒瘤”——长期占据架空层的108家商铺和发廊被清拆一空。

　　2000年6月，开发商推倒小区东侧消防通道旁的围墙，欲将南天一花园小区内的道路、停车位和绿化草坪作为对面沃尔玛商场购物者的公共通道。尽管业主证实了围墙在南天一花园红线图内，但相关政府部门基于各种利益关系，并不批准业主恢复重建围墙。

　　范国振沉吟良久，并不与政府硬碰，而是沿原围墙轨迹修建了一列绿化分隔栏。一人高的尖锐铁栅栏替代了围墙作用，将小区道路与沃尔玛完全分隔开来，重新恢复封闭管理。

　　“我半辈子都是搞技术设备的，向来只重视目标的设定，至于达成目标的方法可以非常灵活多变，只要有效就行。”如果说最开始，业主激愤的情绪只是被范国振旁征博引的言谈暂时安抚下来，那么当小区一步一步恢复绿色、宁静之际，不由他们不折服。

　　李太太有一溜儿的维权口头禅，“要因势利导，要进退有度，只能顺守、不能逆取……”她掰着手指头煞有介事地说，一听便知全属老范出品。

　　不过，在业委会里，范国振并不搞一言堂。2000年，大家提出炒掉物业公司，他先是反对，希望通过协商达至共赢。“我说，现在炒掉他们，本体维修基金会被拿走的。”然而，经过长时间努力，城建物业公司一直拒绝与业主对话及妥协。2001年，业委会再次表决更换物业，老范同意了。

　　“既然大家都赞成换，那就换。我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要换得有策略，不能急进。一要接受谈判，二要留用所有保安和清洁工人，三要邀请原物业公司参与重选投标。”经过1年零3个月的斡旋，2002年，南天一花园终于通过招标和平更换了物业管理公司，其间没有发生一次肢体冲突。

　　然而，更换物业公司后，管理费固然大幅下降，老范最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小区109万本体维修基金被城建尽数卷走。

　　维权之难

　　“在中国，业主维权真的很难！” 老范屋里放满法律、维权书籍，重点处全做上了笔记、注释，但维权10年后，老头却对法律深深叹了一口气。

　　他把业主维权的方式归总为几大类。

　　一是业主与开发商、物业公司就侵犯业主物业权益发生的矛盾纠纷问题直接对话、协商，是为最简捷的渠道；二是业主向开发商、物业公司的政府主管部门投诉；三是采取公开挂横幅、上街游行、堵路、静坐等激烈维权方式，引起有关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四是依靠新闻媒体的曝光；五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当中自然以法律维权最为名正言顺，但这却是除游行静坐以外，范国振最不愿意走的路。“我常说合法维权，但决不是指通过法律维权。这完全是两回事。”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愿意惊动法院。

　　“原因很简单，法律一向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而与开发商硬碰硬地掰手腕，业主始终是弱势的一方。”

　　不过，一旦别的路都已经走无可走，最后剩下的也唯有法律一途了。

　　从2002年城建撤出开始，南天一业委会就一直循法律途径追讨本体维修基金，历经6年多，直至2008年才有了结果。而两栋小楼的产权和多年出租所得则至今尚未追回。而这期间，双方大大小小的官司已经打了近20场，业主付出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维权成本难以估量。但相应地，物业公司这些年来的侵权却仿似顺理成章，不费吹灰之力。侵权成本与维权成本的不对称，令人寒心。

　　最近这次业委会换届，老范本不想再竞选主任了，他今年已经73岁。

　　但业主和其他业委会成员都不答应。李太太扯着嗓子说：“老范，你要是不干，我们也退出业委会！”他想了想，两栋小楼的产权还没收回呢，官司还得打下去，这还真不是个撂挑子的时机。于是又连任了一届。

　　尽管官司难缠，但打了这么多年，狡猾的老头也总结出了诸多“鬼点子”。

　　他拿出通讯录给记者看，里面好几页都是记者的联络方式，很多已是忘年交。无疑，这些年来除了把握政治风向外，他最擅借用媒体力量。

　　每次法院开庭，南天一至少有二三十个业主到场旁听，并有记者同行。

　　“轮到我开口时，我先装成老迈不堪的样子。”老范给记者“表演”，一抹脸，马上变了一个糟老头儿，颤巍巍、口角抖动，“我说法官啊，我年纪大了，你要给我一点时间才能把话说清楚。”记者在旁边，法官不敢怠慢，忙说老人家别担心，慢慢说，没人会打断你。此言一出，老头立即摇身一变，精神奕奕、滔滔不绝，直把对方律师都说得无言以对。

　　终极目标

　　不过，这些现在都不是范国振最关注的事情了，折腾了这些年，除了两栋小楼的产权外，城建集团的遗留问题已基本解决。

　　老范带着记者参观清理好的架空层，原来的商铺被重新打通，有的作为公告栏，一部分则被设计成儿童游乐区，大人带着小孩在荡秋千、滑滑梯，好不悠闲。

　　保安告诉记者，架空层区域和绿化草坪上所有休闲长椅都是业主捐的，600元一张，老范带头捐了10张。

　　此刻的南天一花园与10年前已是云泥之别。那些因为对城建管理的不满而搬离的业主，几年前发现小区已完全变了样，又舍弃新居搬了回来。令他们更开心的是，当年因乌烟瘴气的管理而不断跌价的房子，现在已升值数倍。

　　“现在脑子里想的都是建设，怎样把小区搞得更美好。”老范感叹，“很多业主和媒体都没有搞清楚，业委会并不是为了维权而成立的。维权是业主权益被侵犯后不得已而为之，业委会的终极目标是把小区建设得更美好，让房子保持升值。”这也是他在维权过程中始终坚持冷静、理性与对话的原因。

　　“千万不要让政府认为你是个‘定时炸弹’！只有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业委会的存在和运作才会得到支持，否则小区建设寸步难行，甚至遭受‘封杀’，岂非糟糕？”

　　南天一花园在政府眼里是没有威胁性的，有关部门在研究业主权益问题时，还时常邀请范国振提供意见。2009年深圳市居委会换届直选，老范成了深圳最老的居委会主任，南天一花园则成为国内少有的居委会与业委会合二为一的社区。居委会主任老范近几天正忙着为小区一位画家筹办画展，再下个月，则计划搞一个儿童画展。“这些活动，街道都非常支持。”

　　“与政府部门斡旋必须是这样——只可顺守，不可逆取。”他微笑。

　　这时，电话铃响，是深圳另一个小区的业委会主任致电请教法律问题，这几年他俨然已是圈内“百事通”。记者发现，当小区建设也渐上轨道后，老范又有了另一个遗憾——难以把10年来总结的这些宝贵经验与更多同道中人分享。

　　“最多在电话里或小区内交流一下，他从不走出去搞‘统战’，因为政府最忌惮这个。”李太太替他解释，他们不想把这些年与政府间建立的信任破坏掉。

　　现在国内的状况就是这样：大多数业委会都没有经过培训，缺乏理性维权的经验，维权举措就谈不上成熟；他们越不成熟，政府越担忧，越不乐见业委会交流、培训等场面出现。“政府不懂疏导，业主不会谈判。”范国振摊摊手。他最近在写一篇《业主委员会应将构建和谐社区作为最高目标》的稿子，希望可以起到一点作用。

　　“业委会这个事情啊，做着做着，真的会上瘾的呢！”临别时，老范笑着说。夕阳下他神采飞扬，丝毫不似一个73岁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