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茂堂和他的打工子弟学校

　　田晓慧一说要回老家，脸涨得通红，紧接着，眼泪鼻涕一大把地往下掉。她几乎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家，尽管她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只有动物园和天安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北京报道

　　2010年2月4日，立春。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树桥村的一片廉租房前，一两个月前的积雪尚未融化，冷得彻骨。不远处瓦砾堆旁的一幢三层小楼和一个院子，几乎成了这一带最庞大的建筑。一侧的墙上，“新苑学校”四个大字尽管已被敲掉，但剥落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空无一人的操场上，扔着几本被风翻开的课本。教室里残存着元旦联欢会的喜庆——五颜六色的拉花挂在窗户上，黑板上“新年快乐”的字样也没来得及擦去，看得出主人离去时的仓促。

　　“春节之后，就轮到拆它了。”废墟上的一节旧车厢里，钻出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他负责帮人掌管着这所学校的钥匙。

　　城市边缘

　　10岁的田晓慧曾经是新苑学校四年级的学生。从出生到现在，她只回过两次湖南株洲的老家。家里，除了年迈的奶奶，还有一个马上要读高中的姐姐。早在1992年，田晓慧的父母就开始在东高地的市场上卖菜。

　　东高地是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等单位的驻地。几个作业区和家属区，使得此处的市场随之繁荣起来。来京打工的外地人，和本地人穿插着住在一起。田晓慧一家的廉租房，和航天系统的家属院仅一墙之隔。

　　“房租每月300元，电费是1.4元。”这个10岁的孩子熟谙这些数字。

　　田晓慧的母亲一直觉得有些愧对女儿，“她爸爸每天凌晨一两点多就去上货，我早上五六点出门，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家。孩子上学后，一次都没送过她。学习也没时间教她，在学校靠老师，回家靠自己。农村人不像城里人，一个孩子好多人看着。但我们农村的孩子吃饭洗衣服都要靠自己。”

　　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田晓慧的母亲从没把自己当成过城里人，因为“户口不是城里的”。她惟一的指望就是两个孩子，“要是能考上学了，就可以从农村到城市了。”

　　河南人刘锋也有着同样的想法。最早来北京的时候，他在一个厂子里打工。有了女儿刘晶文后，刘锋两口子在东高地的市场上租了个门面房，开起了加工制作羽绒服的小店。为的是时间自由点儿，可以照顾孩子。

　　“我们老家有不少人在外打工，把孩子丢在家里。大部分孩子初中都没上，就辍学了。”刘锋家有亲戚上过大学，甚至还有个表妹出了国。家里人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否则没什么出路。

　　翠绿色的长羽绒服套在6岁的刘晶文身上，显得有些臃肿。小姑娘似乎完全听不懂父母说的话，径自一人晃晃悠悠地走来走去，摆弄着满地的碎布头。问到她，她会说喜欢上学。“如果不让上了呢？”刘锋逗她。“还上。”刘晶文忽闪着眼睛，奶声奶气地说。

　　同样来自湖南株洲的符金鹏也喜欢上学，并且会说，“学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但具体到什么叫改变命运，改变什么命运，她摇着头，一脸茫然地掏出一本练习册，其中的一篇短文，标题是《战胜命运的孩子》。

　　狂热的校长

　　新苑学校校长蒋茂堂从这些孩子身上找到了他当年的影子。

　　即将到知天命的年纪，蒋茂堂也没搞清楚自己究竟是哪的人，亲生父母是谁。他是个被抱养的孩子。严重的胎毒使得蒋茂堂刚生下来就被遗弃，后被一个拉车人抱走，交到了他在山西长治的养父母手中。那个年月，这对好心的夫妇抱着孩子四处寻医问药。

　　这段听来的身世让蒋茂堂觉得自己的命是“捡来的”。“没有这个社会和这么多好人，今天就没有我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回报这个社会。”说这些话的时候，蒋茂堂言辞恳切，目光炯炯，看上去不像“唱高调”。至今，蒋茂堂还完好地保存着当年赶大车的人抱走他时用的毛巾。几十年的侵蚀，这块普通的白毛巾泛了黄，破旧不堪。

　　真正让他疯狂投身教育事业的原因，来自另一个小插曲。

　　刚上小学，周围的孩子就听说了蒋茂堂的身世，还发现他身上有胎毒留下的疤痕。“小疤瘌屁股”、“不是亲妈生的”……蒋茂堂在前面走，后面就有人跟着喊，更调皮的孩子甚至会找准机会扒下他的裤子。“放学是要排队回家的，每次我都不排，一下课就赶紧往家跑。慢了，就会有人追上来喊。”蒋茂堂记得，最后还是老师挺身而出，批评了那些孩子。蒋茂堂找回了自己仅存的尊严。

　　“当老师”从此成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根植于他的童年。

　　高中毕业后，蒋茂堂没上大学，直接当起了老师。此后的几十年，他又因为各种原因转投其他行业，开过长途车、在街边画过像、下井挖过煤。挖煤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都会想着自己站在讲台上，有学生等他上课。

　　上世纪90年代，蒋茂堂到了北京，先是在一个贵族学校当老师。那里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每学年的学费是8.5万元。

　　“那些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蒋茂堂的语气中带着些鄙夷，倒是那些外来打工者的孩子更让他揪心，“他们虽然有亲爹亲妈跟着，但毕竟是从大山走到北京，走在边缘地带，是弱势群体。在这个城市里，没人眨他们一眼。像我当年一样，孤零零的。”

　　2001年，蒋茂堂拿着全家人2.5万元的积蓄，在大兴区租了两个民宅，建起了学校。当年，一个挺有名的教育家给他题词，说他“急家长所急，为国家分忧”。大兴区政协的领导也参观过学校，并鞠了个躬，说是代表大兴人民感谢他。

　　蒋茂堂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

　　三次“蒸发”

　　2003年，蒋茂堂接到了“逐客令”。主管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地方太小，不适合办学。当年的蒋茂堂还很“听话”，把能卖的东西卖了，课桌和椅子拆了腿，拉回山西老家。学生们能转学的转学，实在没办法的，就送回了老家。

　　蒋茂堂管那天叫“黑色的8月25日”。后来别人告诉他，他离开后，学校还是好端端地摆在那儿。办学的是附近一个做小生意的人。“你蒋校长这个人做人太厚道了，吃亏。”有人这样提醒他。

　　仅仅三个月后的11月26日，蒋茂堂再次“杀回”北京。而今，当天的火车票就夹在他的笔记本里，车票背后写着教委、双语等几个关键词。“我在火车上想着，来了北京一是要再找一下教委，二是看看一个双语学校的教学楼能不能用，另外就是，干脆回以前的那个贵族学校。”

　　奔走了一个月后，蒋茂堂找到了一个地方租用。对方要求他交22万元，蒋茂堂只凑了5万元，双方便达成协议，蒋茂堂办学，对方收学费。蒋茂堂花了6000块钱，把以前的桌椅板凳从老家拉回了北京。

　　半年后，蒋茂堂再次被逐。合伙人看到蒋办学校挣不到多少钱，索性把他赶走。

　　从学校离开时，蒋茂堂的身上只有1000块钱。随后，他找到了大兴区的一座二层小楼。他和人家谈合作，依旧是由他办学，对方收学费。

　　第三次搬离，是蒋茂堂惟一一次“主动出击”。他觉得学校成了规模，应该有更好的校舍，更大的发展。

　　2005年，蒋茂堂找到了新苑学校现在的房东。他和房东去谈，先交了8万元钱，盖起了学校。接下来，每年25万元的租金。

　　“几乎每一次，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搬迁。”蒋茂堂认为，搬迁指的是找好新的地方，迁过去，“我的每一次搬离都是一次蒸发，一次消失，一次中止。”

　　主管部门

　　“如果时光能倒流，你要是我的学生，一定会崇拜我的。”蒋茂堂陶醉在他的光环中，丝毫不在意脚上那双几十块钱的皮鞋已经有了个裂缝。他甚至不吝啬用“伟大”这样的词形容自己，说出之后，又会补充一句，“其实也不是什么伟大，只是借用这个词。”

　　老师曹丽红也认为蒋茂堂挺了不起。此前，曹丽红已经辗转过三个打工子弟学校任教。第一个学校因为离家远，第二个学校没过多久就拆了，“我骑着车在北京周边转了好几天，最后找到了新苑学校。这个学校收费低，条件也还不错。更主要的是，校长这个人有感染力。”

　　蒋茂堂的感染力在主管部门那里并没起到什么作用。新校舍刚建好不久，当地管理站的领导找上门来，一进门，就给开了5000块钱罚单，说是设施不全，并称是为儿童健康考虑。“你是关注儿童健康，我是关注儿童健康成长。我为了儿童健康成长，砸锅卖铁地办学校。你关注儿童健康，一来就罚5000块钱？你捐上5000块钱多伟大呀！”蒋茂堂的爆脾气一下子上来了，堵得对方没话说，悻悻离去。

　　搬进去的第10天，公安局的电话又打到了他的办公室，说是教学楼电线老化。蒋茂堂又让对方撞了一鼻子灰，“我们的教学楼拿的是国家A级合格证书，怎么会老化？再说，你怎么知道老化，你刨墙了吗？”

　　在新苑学校工作了4年半的教务主任倪景珍的印象中，主管的教育教学部门从来没到学校过问，偶尔来找的都是卫生等相关检测部门，“政府可能也有过一些保障什么的说法，但到这儿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2004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启用。北京市教委下发的通知称，《办学许可证》仅适用于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范畴的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不在《民办教育促进法》调整范围内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不再颁发《办学许可证》。检查学校属性主要包括举办者性质、举办资金的性质和学校服务面向的性质等方面。

　　大兴区教委社教科科长张香坦说，目前大兴区的31所打工子弟学校，通过审批的有12所。蒋茂堂的新苑学校不在通过审批之列。

　　“本来和北京的孩子比起来，我们这些打工子弟的孩子就是二等公民了。现在又分了有许可证的和没有许可证的，那我们岂不是又成了三等公民？”蒋茂堂忿忿不平。他认为所谓的审批并没有一定标准，批不批都是上面领导说了算。他承认，也可能是自己的性格使其无法委曲求全，也给办学添了不少麻烦。

　　慈善家

　　没通过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同样会受到一些公益人士的关注。两年前，一位慈善家给新苑学校捐了25万元。教务主任倪景珍在那一年涨了工资，此前，她每月工资只有600元。由于交不起自家孩子的学费，只得把他送回了老家读初中。

　　在打工子弟学校当了9年校长，蒋茂堂多少看出了点儿名堂，“办这种学校的一般有三类人。一种是想好好干点事，培养些学生的。还有一种是一些小商贩，有的甚至是文盲，每年花一两万元的租金找个潮湿、阴暗的角落办学，靠这个挣钱。第三种是一些搞房地产的老板，做企业之余，想借助公益事业给自己脸上贴金。”

　　最容易被同情的是第二类人。“旁人一看，哎呀，这个学校条件这么艰苦，孩子们在这么简陋的地方学习，得赶紧捐钱。其实他们办学成本很低，大部分钱都被办学人装进了腰包。”蒋茂堂“鄙夷”地说完后，又不忘了补充一句，说自己并不是看不起这些人。

　　让蒋茂堂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学校有着明亮、宽敞的教室；升旗仪式上，学生们要用双语讲话；他请过美国、荷兰的老师过来给孩子们上课；考试的时候，他把孩子们拉到操场，间隔一米五，一定要他们的真实成绩。

　　蒋茂堂绝对相信，这些打工子弟们可以和北京的孩子相媲美，这甚至成了他潜意识里的一个目标。“有公立学校组织学生来新苑学校参观，估计那儿的老师是想让北京的学生们看看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让他们受受教育。”蒋茂堂对这种行为有着隐隐的敌意，他找自己的学生来和对方PK，“那些北京孩子唱歌，我们的孩子能跳舞。他们吹笛子，我们就会拉二胡。估计他们走的时候，也是灰溜溜的。”

　　“真正愿意为孩子们做点什么的慈善人士，我们是欢迎的。那种带着施舍的慈善，我们是不欢迎的。”蒋茂堂分得很清楚。

　　南城改造

　　2009年12月16日，蒋茂堂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平等。这一天，他拿到了“全国优秀校长”的奖项。在人民大会堂，和247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校长共同领奖，其中大部分来自公立学校。

　　这一荣誉对蒋茂堂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讽刺。此时，他已经接到通知，要求学校在2010年元旦之后必须搬走。

　　“我拿了这个奖，但注定成了光杆司令。”蒋茂堂的表情说不出的复杂。

　　这一次的搬离，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2009年11月，北京市正式发布《城南行动计划》，要将近2900亿元的资金投向城市南部，改变北京城南北“阴阳脸”的不均衡现状。大兴区也在改造之列。

　　蒋茂堂再一次廉价卖了些桌椅，找了几辆货车把剩下的东西拉走，暂放在燕郊的一个仓库里。

　　大兴区教委主任李达显然也有些无奈，“这个是城市统一规划，因为以前的平房区需要改造。那些学生我们会让他们到附近的学校上学，而且，打工子弟学校要拆的并不多，不是说我们取缔了这种学校。”

　　旧宫镇教育助理刘玉卿也强调，这一次不是光拆学校，而是连附近的民房一起拆，“拆了之后，外地人、本地人都得迁走。一些孩子恐怕就得跟他们的父母回老家，或者找别的地方了，不会再在这儿上学了。”刘玉卿说，旧宫镇的公立学校可以接纳这些学生，如果接收不了，也还有别的打工子弟学校。

　　“因为涉及拆迁，所以我们区县教委就没法再负责了。”大兴区教委社教科科长张香坦说，区教委的工作就是妥善安置学生，不能让他们没学校。至于分流方案，首先是以公办学校为主，还有就是通过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以及需要规范保留的学校。

　　旧宫一小的党委书记李德义并没有感到太大压力，“现在还没有家长过来找，因为南城改造的事刚提出来，估计这个问题到暑假才会凸显出来。”他同时表示，在本地学生不满员的情况下，会尽可能地接受外地学生。

　　去向

　　2006年，北京市海淀区叫停了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后，将1.5万余名民工子弟分流到了公立学校就读。

　　外来的孩子和本地孩子在一起读书，在蒋茂堂看来，不是什么好事，“有的公立学校，即便外地孩子再优秀。到了评‘三好学生’的时候，也评不上。因为名额就那么几个，老师会照顾本地学生，不公平。”

　　北京市《关于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规定，流动人口中接受义务教育的对象，是指随父母来京、年龄在6岁至15岁的儿童、少年。借读入学的条件是，在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

　　但刘锋在北京城打听了一大圈后得知，不少公立学校，不但要交高额赞助费，而且不接收半路入学的学生，“我们出来干活，就是为了孩子以后能比我们强，可现在她连学都上不了。”

　　“我爸说了，开学的时候带我去周围转转，看有什么学校能上，没有的话就赶紧买火车票回家。”符金鹏没觉得回老家有什么大不了。但她时不时会缠着老师曹丽红，“老师，你能不能打电话问问校长，我们什么时候开学？”

　　田晓慧一说要回老家，脸涨得通红，紧接着，眼泪鼻涕一大把地往下掉。她几乎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家，尽管她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只有动物园和天安门。

　　吴京阳的母亲看见两个孩子就犯愁。大儿子吴京阳在新苑学校上到三年级的时候，回老家读了一年。家乡的老师说他的普通话说得太好，跟当地人口音不一样，让他留了一级。在老家上了一年后，父母又把他接回北京。“现在学校不能上了，孩子都成小流浪孩了。我们这些卖菜的，感觉跟要饭的也差不多。”在北京打工这些年，吴京阳的母亲屡屡听到一句带着浓厚京腔的话，“不就是个臭卖菜的吗！”

　　老师曹丽红觉得自己简直是个“扫帚星”。“我怎么到哪个学校，哪个学校就要拆。”接下来，她又得骑着自行车找学校了，“这种学校没保障，和最普通的建筑是一样的。让你拆就得拆，没有任何余地。”但她多少还是对那个又黑又瘦的校长蒋茂堂抱有些希望，认为他没准哪天会找到新的校舍。

　　学校没了，蒋茂堂的家也没了。此前，他一直和妻子住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而今，妻子回了山西老家。他一个人裹着件黑色的棉服，居无定所。可以肯定的是，在找到新校舍之前，他不会再回大兴了。这个有着强大内心的男人，没有勇气面对他的学生、老师、资助过他的人，以及即将变成一堆瓦砾的新苑学校。  

　　2月7日，蒋茂堂打来电话，说是看到了“新闻联播”中温家宝有关教育的讲话，“总理说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说要让那些有终身办学志向的人不受任何名利干扰诱惑，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说得多好……”几声叹息后，蒋茂堂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