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普达之父”杨兴平

　　缔造下一个苹果神话

　　残酷的创业经历，教会了这位工程师出身的创业家一个道理——技术必须融合商业模式，才有生命力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下午5点，在自家公司陆家嘴的办公室，杨兴平刚刚结束TCL2009年财报公布前的董事会电话会议。辞去TCL通讯CEO两个月后，他还担任董事职务。

　　“2009年，TCL全年卖出手机1612万台，超出预期60%。”他兴奋地告诉记者。巨额亏损、股价低迷的TCL手机业务顺利地实现转型。杨兴平没有辜负李东生对他的重托。

　　短短一年间，这位“多普达之父”，再次证明了他对无线互联网前瞻性的理解。10年前，他在硅谷带领团队开发出智能手机操作平台，帮助成就了史蒂夫·乔布斯最具革命性和商业价值的传奇——苹果iPod的成功；回国后的几年间，他一手缔造了多普达，但因为与资方矛盾而出走。

　　挂断电话，是重圆自己另一个梦想的时候了。

　　本土的“苹果”神话

　　杨兴平办公室的另一头，就是另一个梦想的研发团队所在。4月份即将面市的第一款产品——“自然道”理财手机软件，正在紧张地进行最后的测试。

　　光看看股东名单就知道这家公司的分量——前网通CEO田溯宁、TCL通讯和杨兴平本人各持1/3的股份。2008年，出走多普达两年后的杨兴平成立了上海自然道通讯服务公司，决定再一次创造苹果、黑莓式辉煌的梦想。

　　杨兴平选择教育和理财领域作为切入口。“没有一个种族比华人更在乎下一代的教育；也没有比如今的中国人更热衷理财的。”他本能地排斥在中国已有成功商业模式的聊天交友和游戏，“不创造价值”，而沉湎游戏无异于“吸鸦片”。

　　想一想每天有多少股民在证券交易所开户，就可以想象这个市场有多庞大——这些中小散户大多依靠各种小道消息来操作股票买卖。杨兴平提供了一个数字——过去几年中，中国股民平均损失高达6万人民币。这很容易激发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同时也让一个创业知本家嗅到商机。

　　这款手机软件将提供一套全面的移动理财解决方案：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终端，在平台上享受股票、基金、银行、保险在内的理财服务。产品形式包括PC版、JAVA版、手机WEB版等。“我不能保证一定赚钱，但可以帮他们控制风险。”

　　这正是杨兴平鼓吹了7年、挽救了TCL手机业务的“3G+4C融合”理念——将计算机、通讯、消费电子产品、基于互联网应用的内容和服务(英文中均以C字母打头)在无线通讯的3G平台上实现融合。正是他拿出这一理念的细化合作方案，亲自和国内外的运营商一家家地谈，让他们看到赢利前景，为TCL赢得了大笔订单。

　　2008年，也是这个关于无线互联网未来趋势的预言，打动了正为TCL经营状况焦头烂额的李东生。在前后多次“请君出山”的诚意下，杨兴平最终答应李东生出任TCL通讯的CEO。

　　两人达成了一个协定：杨兴平帮助TCL手机业务转型；如果手机年销售量到达1000万台，扭转亏损的局面，TCL作为战略投资人向自然道注入一笔资金。

　　这几乎是拿自己的职业声誉做一次高赔率的赌博：TCL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巨额亏损，从万明坚到刘飞频繁“换帅”，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欧洲市场萎缩，经营状况继续恶化。

　　“我所有的朋友都反对我这个决定。他们说，你会死得很惨的！”

　　一年内，杨兴平“4C融合”理念的实践，让一家国有制造型企业走出旷野。似乎也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这只“苹果”还不到成熟的季节。

　　“我很看好这个健康理财，我相信，未来可以做到5000个亿，上万亿都有可能。”办公室的白板上梳理着他20多年创业史，在结尾处，他重重地涂抹上黑圈。

　　“狭路”相逢乔布斯

　　和史蒂夫·乔布斯的遭遇，是杨兴平人生最大的遗憾。

　　回国创业之前，他曾是硅谷高技术公司PIXO的技术副总裁，带领着一帮硅谷最优秀的工程师花3年时间研发出第一套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和无线互联网服务平台。2000年，美国互联网行业跌落到谷底，花完两亿美元风投后，PIXO陷入了生存危机。最后，不得不把技术卖给一直在硅谷企业群中寻找机会的苹果公司和荪。

　　“我们提出的价格和条件都很低。谈判时，主要就为员工的安置问题和苹果讨价还价。当时情形很不好，想到能让这么多员工们都保住工作，已经觉得很好了。”

　　一年后，乔布斯将之结合MP3硬件技术，加之“点石成金”的商业模式和营销天才，推出了消费电子产品史上一个巨大的商业传奇——iPOD。

　　这深深刺激了杨兴平，他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一个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创新、组合而成的产品能让全球几千万乃至几亿的消费者为之痴迷？为什么只有苹果能做到这种商业的极致？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iPhone，放在掌心——那是2007年6月30日苹果在全球发售首日推出的第一代。在一千个日日夜夜里，他把这只扁长物体放在掌心摩挲着，怀着复杂的心绪研究每一个细节：色彩、材质、延伸线条，从外部设计到内部逻辑。

　　一切是因为被业内奉为神明的“苹果教教主”乔布斯：这个并不精通技术的奇才，把技术、设计和商业模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制造出一个接一个神话。也幸亏是乔布斯，当年PIXO还卖了一部分硬件给世界IT巨头荪。“我清楚，如果把软件技术卖给他们，绝不会有苹果那样的成功。”

　　如今，杨兴平对乔布斯精髓的理解，已从用户体验和商业模式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境地。他用了个很感性的说法——一款人见人爱的产品一定是“触摸到人们的灵魂深处”，“那是一种让心灵愉悦的东西”。他做过一个比喻，就像基督徒遇到困难时想到上帝，心中涌过的那一刹那的感受。

　　十多年前，“技术至上”的杨兴平觉得，最大的成就是做出一个很牛的技术：他曾带着团队开发出当时最先进的数字成像技术——佳能数码相机一代的核心软件，最早想到在无线平台上融合3C技术，最早开发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然而，这些无数汗水和心血换来的成果，或是商业环境不成熟而不得不转卖他人，或是束之高阁，若干年后被别人抢了先机。

　　残酷的创业经历，教会了这位工程师出身的创业家一个道理——技术必须融合商业模式，才有生命力。纯粹的商业利益，还满足不了知识分子的情怀。他修正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做出一个产品，使人们的生活更幸福”——这也是乔布斯的理想。

　　2001年推出的智能手机多普达，体现了杨兴平对技术与商业的重新理解：操作系统是微软的、核心处理芯片来自英特尔、设计加工依靠台湾宏达、生产牌照来自CEC(中国电子集团)。3年后，不拥有任何核心技术的多普达逐步实现盈利，甚至成为高端商务人士的一种身份象征。

　　当时，国内一位著名的“手机狂人”专门跑到上海来找他。他急切地问杨兴平，“你做多普达品牌花了多少钱。”“我让他猜了3次。他说10亿，我说你再猜，他说5亿。”让对方大吃一惊的是，总投资不到1个亿，最大的投入是2000万——借势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做广告。那正是中国手机制造业由兴转衰的时候，砸上十多个亿的案例比比皆是。

　　但不久后，杨兴平原本寄托在多普达上再造苹果传奇的梦想，也不了了之。

　　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乔布斯的狠，是仁厚温和的杨兴平永远学不来的。

　　2001年回国筹办多普达时，杨兴平通过别人介绍，结识了“台湾芯片小巨人”王雪红。彼时，这位台湾首富王永庆最出色的女儿正为如何进入大陆市场而犯难。一个需要顺畅的通路，一个需要产业方面的支持，双方一拍即合，成为合作伙伴。王雪红以个人名义投资，控股了多普达。

　　这为后来的分道扬镳埋下伏笔。2006年，当王雪红旗下另一家公司宏达不再满足于为多普达设计加工、要求通过吃进多普达的方式进军大陆市场时，遭到杨兴平当然的反对。双方在董事会上激烈争执。最后，杨兴平以出局为条件，换取了资方把多普达推向全球市场的微弱许诺。

　　后来，这次并购因消息透露后宏达股价大跌而没有实现，多普达得以保住在国内的品牌。不过，如今的多普达已不行走杨兴平当初规划的蓝图中。

　　杨兴平很不愿意回忆这段不愉快的过往。这次出局让他得到两点教训：一个事关公司股权，一个事关个人的坚持。

　　商场如战场。以冷酷无情著称的乔布斯曾多次“干掉”自己的对手，他欺骗、掠夺过离他最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而他的劲敌——比尔· 盖茨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也赶走了曾经支撑微软技术的核心人物。在商业和政治的历史上，关于野心与权力斗争的故事贯穿始终。

　　“可我觉真得乔布斯不快乐。我和苹果渊源很深，他的员工、身边的人没一个喜欢他，都憎恨他。我想这就是他生病的原因。他还是很强大，很顽强地在抗争。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超越自己了。”

　　在加州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杨兴平开始着迷于中国哲学。他被两千年前老庄的哲学所吸引。他相信，如果学习和顺应自然和宇宙的“道”，就能和外部世界和谐相处，到达人生满足感最高的境地——天地人合一。连新公司名——“自然道”也充满道家风范，它源自老子《道德经》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理财手机软、硬件研发设计的两年间，他成为一个苛刻的“把关人”，专注每一个魔鬼的细节，不断地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力求简洁、美观、好用，从形到魂尽可能完美。

　　是的，苹果的成功几乎全部取决于乔布斯这个疯狂而神经质的完美主义者。杨兴平永远不会向员工咆哮，朝他们大喊“下地狱去”或者“你们这群白痴”。他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走到同样的终点：给他们讲道理，送他们每人一本他的朋友、一位待在苹果很多年的研究者的书。该书开宗明义——“首要的是一个人类学家”。

　　与杨兴平打过交道的人，都体会过他推销自己想法的那种力量，柔和、没有侵略性，洋溢着孜孜不倦的热情与韧劲。正是凭着这种力量，他为TCL手机实现了战略转型——2009年空降到这家国有地方企业后，他一个个找中高层干部“深度地沟通”，推行自己的“3G+4C”融合理念。

　　杨兴平总结说，自己常常跌倒是因为过于理想主义。“我如今追求做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并非不谙中国国情的海归：事实上，他非常注重与各级政府官员的沟通，总是首先从他们那里寻求支持。

　　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每到这时，他觉得自己的修为还不够。刚回国时，他曾在内地为一个手续问题与某个有意刁难的政府部门对峙了很久。“人家都劝我，我就是不屈服。最后(他)向我们道歉了。”

　　2009年传出杨兴平炮轰移动运营商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新闻。“大家以为我是吃豹子胆，自寻死路。但我相信我的话，那些中高层管理者都觉得有道理。”

　　他超负荷地运转着，一天12个小时，睡觉时也常常在考虑工作。他把一年的空暇攒成4个长假回美国陪家人。2006年出走多普达时，是他与家人在一起时间最多的时候，全家一起到欧洲旅行了两个月。

　　16岁的女儿即将上大学，他报得出她心中向往的十来所大学的名单，并为她过重的学业负担而忧心。回国创业的头几年，小姑娘常常因为爸爸不在家发脾气。

　　“她现在大了，有自己的朋友和圈子，也不太在乎我在不在身边了。”他很失落。

　　他随时随地都能倒头入睡，他记不得自己有过焦虑的时候，“只要像老子那样抛开名和利这两样东西，我相信，人就不会焦虑。”

　　在梦里，49岁的杨兴平有自己的恐惧——常常梦见自己在考试，成绩揭晓，他只得到了30分，每每吓出一身冷汗。这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在加州大学期间，这个很厉害的中国学生曾拿过30分。他依然拿的是最高分。

杨兴平      我绝对不是纸上谈兵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人物周刊：您在硅谷和国内有20多年产业经验，怎么看待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

杨兴平：大家都清楚，靠消耗土地、人力、环境资源换得的中国制造不能持续了。我看到，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做了很深入的探讨。可是，没有人真正指出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在哪里？如何进行转型？

中国几十年来都在强调技术，只要掌握了核心技术就好像掌握了一切。半导体、软件、芯片设计、生物、医学等等很多这种高科技的议题都提上来，每一个开发区几乎都要做这些高科技。事实上，我们都做不了，即使全中国来做一件事也做不了。从人才培养体制和研发投入看，我们都不可能到达美国这样的原创能力。

我们一定要转变理念，用一条非常务实、非常现实的路径来实现中国制造。

人物周刊：这是一条怎样的务实路径呢？

杨兴平：我觉得，设计才能够成为驱动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原动力。我说的不是指传统的工业设计，而是把用户体验设计、商业模式的设计，跟工业设计结合起来。不管是汽车、手机、电脑、家电还是日常消费品，这个原理都是可以实行的。

日本、德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更多要像日本和德国这种企业学习。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的商业模式和用户体验的创新。未来3到5年，只要我们的思路对了，中国的经济就能真正地腾飞。

从IT行业来看，就是一种5C融合模式，是把3C和用户体验、互联网内容进行融合。如果能够贯彻到中国每一个制造型企业里，能很容易把效益平均提高一倍。举个例子：我正式接手TCL差不多一年时间，唯一做的就是调整思路，这帮助我们赢得了各大运营商，尤其是海外运营商的大力支持，接到订单大大增多了。

人物周刊：就现状来看，把技术、商业、工业设计三者结合得好，恐怕不这么容易。

杨兴平：实践起来是比较困难。这需要对这三者有很深刻的理解。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中国大学要调整办学思路。我们还是在延续100年的这种大学的模式。大部分大学都是院士在做校长，他们更多可能是崇尚学术研究，或者忙于做行政，多数没有考虑过：他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较大贡献。

未来3到10年，一定要转换办学的思路。更多的侧重于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学生时，要特别强调商业模式、消费者心理、工业设计这三者结合的重要性，而不只是技术。

斯坦福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十年里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有一个核心因素：有很多教授是从工业界去的，他有产业经验，他知道怎么样培养人才能真正对产业发展有价值。中国大学绝大部分教授是没有产业经验的，一直呆在学校里写论文，而企业里的人也没有办法回到学校去教授。

人物周刊：一谈到大学，中国人总在焦虑地问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出大师？

杨兴平：我认为这种追求不现实，也没有必要，美国的大师很多，一个大学有几十个诺贝尔奖得主。但中国怎么能够在近十年培养几十个诺贝尔奖得主呢？即便是培养出几十个诺贝尔奖得主，又怎样呢？

我们更需要的是解决中国制造的问题，中国经济在未来10到20年还能不能更上一个台阶？更需要从中国的工业发展、经济的发展来考虑如何办大学、如何搞科研。无形中，最终就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人物周刊：这都来源于您的产业经验么？

杨兴平：这是在我骨子里，我血液里面，是通过做产品、做企业慢慢悟出的道理。如果我没做多普达，没在之前做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甚至在美国20多年的工业经验，我是不可能得出这个结论的。这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的，是我摸索几十年得出的。

人物周刊：您现在做的企业是否会是一个实践5C融合的案例

杨兴平：我现在要做的与这些事情都是相关联的。从3C到5C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影响了很多人对产业的看法，一定会对中国的经济转型起到一种推动作用。

但是，我必须要自己能够去实现它，比方说，我做多普达、帮助TCL转型、做自然道，我自己能不能做出一个5C融合的企业呢？通过这个企业不断摸索和实践，能不能总结出一个原理，把它推广到整个中国——这是我想要追求的。

中国创造或者是中国经济转型是一片大森林，这是整个国家要去实现的，但现实中，要形成这样一片森林，必须要有一棵棵健康的树，用3到10年把它培植起来。自然道公司就是我在培植的一棵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