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学校集资门

　　花6000元捐助一名西部贫困学生，两年后返还7200元，这个以“工学扶贫”为旗号的助学模式，更像是集资的变形。

　　南都周刊记者_ 齐介仑 北京报道    摄影_王旭华

　　天上掉馅饼，让董岩捡到了吗？

　　在天津河西区友谊路一家银行，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向前来存钱的天津白领董岩，提供了一条发财之路：6000元资助一名贫困生，两年后拿回7200元。

　　120%的回报率，让董岩心存疑虑，要知道，在银行存上1万元，一年的利息也不过225元。老人见董岩犹豫，反复强调说这是“工学扶贫”，并宣传起这所名为“西部学院”的背景，诸如民政部、财政部等字眼不时出现。她希望董岩认真考虑下，并给了一个网址。

　　董岩担心这可能是利用“助学”为名而编造的骗局。但是，他还是打开了那个网址，上面留有学校一个北京办事处电话。

　　电话里，一名女工作人员一听是询问“工学扶贫”，就热情地说，你赶紧吧，这样的机会真是不多，等过了(虎年)春节，这个计划说不定就结束了，早投入才能早回报啊！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解释，这所“西部学院”扶贫学校，是通过这样途径还本付息的：资助一名西部山区贫困孩子上学，捐款人先行拿出6000元，在捐款协议签署后的第70天，学生完成培训并就业，工资陆续到位，学校开始返利。返利周期为24个月，每月300元。学校将这些钱按月打到捐款人在银行事先开设的账户里。也就是说，返利两年后，每捐助6000元最后返现7200元，依此类推，捐助人数不限。

　　这个诱人助学方案并没有打消董岩的疑虑。他问说，万一学校还不起怎么办？

　　对方在电话里，笑了，说， 我们自己也投了很多钱，我们还不怕呢，你怕什么？要不你还是来北京吧，顺便带你去学校看看，见见孩子们。

　　致富的捷径

　　在北京朝阳区劲松一中正门右侧，挂着一尺见方的铜牌标识——“西部高级职业技能培训学院”，上面字体有点模糊，很难被注意到。董岩遇到的就是这所学校，简称为“西部学院”。

　　寄居在此的学院，正处放假期间，记者并没有见到一个学生。在学院走廊里，张贴着多张宣传海报，上面写着，学校培训中介公司已经扩展到100多家。

　　40多岁的尹淑英，是“西部学院”工学扶贫行动项目发展部职员，她和同事闫瑞纯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引“资”助学。见到化身为投资者的记者，尹淑英立刻拿出学校的宣传资料，连问记者，“你到底有多少钱”、“你准备投入多少”？

　　当得知记者手头有20万元资金时，她说：“你不用再找别人了，捐钱的事，你找我就行了。”

　　面门而坐的闫瑞纯，听到记者这句话后，也连忙来插话：“就说我吧，我投了15万了，还要往里投。我们在京郊房山和河北涿州都有培训基地，通过华夏中青(全称为北京华夏中青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在全国设立的100多家分公司，保障孩子能招来、能就业。别说你的10多万块钱了，就是上百万也能还得起。”

　　包裹在淡黄色羽绒服里的尹淑英，也不断用成功案例劝记者早下决定。“我其实不想说，我有个朋友，给我们投了600万。”

　　那么，6000元到底是如何变成7200元的呢？尹淑英和闫瑞纯做了详尽解释，并拿出学校相关办学文件，以便让记者安心。

　　从文件中，记者看到：西部学院的学生，都是来自甘肃、陕西、四川、内蒙古等西部山区、年满16周岁的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因为家庭困难，无法继续上学，再加上没有一技之长，无法就业。西部学院通过与当地民政部门合作，先行垫付一切费用，将这些孩子接到北京进行培训，并安排就业。

　　在长至一两个月、短至七八天的培训后，学生通过学校创办的“华夏中青”家政中介等定点公司，去当保姆、保安、足疗师，或者高尔夫球童、餐厅服务员。不过，在培训期间产生的费用(低为750元，高至5000元)，学生要在就业后还清。

　　尹淑英说，西部学院不但不赔钱，而且还赚钱，这里除了自我运作外，国家政策也有倾斜。

　　2009年4月，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出台文件，对家政服务培训学校给予补贴：每培训一名家政服务员，补贴400元；2009年9月，北京市商委、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财政局联合开展家政服务工程，每培训一名家政服务员，补贴学校1500元。

　　这个补贴，对于西部学院来说，不啻为一笔大收入。学校给予学生每月勤工补贴为1200元左右，而培训费用，则都要学生来支付。而这笔收入，在同为扶贫的北京富平家政学校校长陈祖培处得到证实。

　　8年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集资了40万元创办了富平学校，对安徽、甘肃等女性农民工进行家政培训。扶贫模式与西部学院基本相似，也是通过当地扶贫机构以及妇联招生，富平学校预先垫付路费，学生到北京通州进行为期一个来月培训后上岗，学校在学生工作后回收之前垫付的所有支出。

　　慈善事业商业化运作？

　　在与记者交谈后，尹淑英在接下来几天时间，不时打来电话，催促记者赶快下定决心。“这是件好事。”她说，投资西部学院，回报是可观的，对学校校长庞大春如此，对捐助人更是如此。

　　当记者提出，拿出120%的回报来集资，对于学校有没有风险？

　　尹淑英笑着对记者说，这个不用担心，法学硕士出身的校长庞大春，早就设计好了一个方案。她还拿出捐款协议和聘请协议等合同文本，上面均清晰证明了这一点：在与捐助人签订捐款协议后，附加一个“校外辅导员聘请协议书”，绕过“利息”说法，将每月50元红利转而以“辅导员活动费”面目出现。

　　“你只管交钱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你来做辅导，钱自动打到你的卡上。”说完，尹淑英还附加了一句，“辅导员那只是对外说说的一个幌子，免得惹麻烦。”

　　在尹淑英劝解后，闫瑞纯也过来劝说：“这叫慈善事业商业化运作，你既做了好事，又获得了收益，利国利民，一举多得。”

　　闫瑞纯口中的这个“慈善事业商业化运作”，其幕后人也就是庞大春。身为西部学院和华夏中青家政公司两家企业法人的庞大春，对学校未来发展有清晰的规划。然而，面对记者关于工学扶贫捐资采访的要求时，这个被下属称为“幕后策划者”的校长却接连否认，“我在网上确实看到有企业采用类似做法，我也给下属打印出来了，让他们注意防范，我们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46岁的庞大春，一直在共青团系统任职，是中国家庭服务行业“十佳企业经营者”。当记者打算将其员工交予的材料拿出以辨真伪时，庞大春立刻解释说：嗯，计划倒是有，但还没有真正实施。

　　接着，他又加了一句说：我估计是有些人误读了我们的方案，哪能有那么高的回报，那是给辅导员的活动经费，肯定是理解上出现偏差了。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庞大春只字不谈捐资事项，而是向记者大吐这所民营学院在发展道路上如何举步维艰，尤其在融资渠道上的捉襟见肘。而捐资，成为时下融资一个重要手段。

　　扶贫学校困局

　　对于融资，早在西部学院创立之初，创办者、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赵延年就定下了基调。

　　“如果政府出钱，谁都能干，要我们干什么？”如今，81岁的赵延年，退休在家回想十多年前那句话，依旧清晰在耳。

　　1995年10月，在赵延年等老领导积极奔走下，由退居二线的40多位省部级老干部组成的“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简称西促会)成立。这是一个挂靠在国家民委下的非政府组织。当时，赵延年就说，要自筹资金，自力更生，不能向国家要一分钱。

　　赵延年认为，西部地区的落后在于教育和人才的落后。1999年，他请来了河南南阳同乡王耀山，而王刚从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院党委书记位置上退下来。随即，一个附属于“西促会”的西部人才培训中心成立，王耀山做主任，而颇受赵延年赏识的广西研究生庞大春，来到北京，做了副主任。

　　培训并不顺利。赵延年发现，由于条块分割，培训谁的干部，就要和谁的上级打招呼，沟通成本太高，培训很难，他决定将培训对象转移到西部普通年轻人身上，准备办一所大学。赵延年找来了一个老板，对方同意出资5个亿，但后来老板变卦了。

　　正因为这个变卦，学校在构成要件上没能达到教育部的批准要求，赵延年干脆退而求其次，决定成立一所职业技能培训学校。1999年，西部学院正式获批，校址落定河北涿州，定名为“西部高级职业技能培训学院”。王耀山成为第一任院长。2001年，庞大春接任。

　　从2005年开始，庞大春推出了“工学扶贫”计划，组织西部地区贫困生到北京参加勤工俭学。就在庞大春大力推广“工学扶贫”之时，同走此路的富平学校，却遭遇到发展中的瓶颈。

　　在富平学校股份中，茅于轼和另一出资人汤敏共占51%，来自于两个人的个人积蓄。政府拨款和来自民间的筹款只占少数。而自学校开办以来，茅于轼说，学校已经亏了100万。所幸的是，因为茅于轼和汤敏等创办人的影响力，富平学校至今仍得到一些基金会的赞助。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茅于轼袒露，这样没有自身造血机能的情况对任何组织而言都是危险的，他说：“全靠外界资金的注入才能维持，这样是不能持久的。”

　　运行了4年的西部学院，培训了3000多名学生。但与富平学校一样，由于得不到政府资金支持，西部学院只能通过自我运作来维系，十几年来行进得很不容易。

　　已经去职西部学院的王耀山，这几年很少与庞大春交流，但回忆起10年前创办这所“有名无产”学校时的艰难，他依旧唏嘘不已。

　　王耀山记得，虽然学校成立了，其实最初连启动资金都难以凑齐，后来发展过程中又多次遭遇经济压力，一度走到无法维系的边缘。当时，有人提议发行彩券来募集资金。但赵延年坚决不同意。唯一例外的是，有一年，学校在资金上出现了极大困难，最终无处腾挪。无奈之下，赵延年向国家民委申请了30万元，将这笔钱暂时补贴给了学校，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学校停办的命运。

　　民营学校尴尬求生已属不易，王耀山认为，庞大春做得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他与赵延年一直对庞大春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如果为了赚钱，他大可不必来办扶贫学校”。

　　对于时下庞大春的集资计划，赵延年却并不知情。但是他对学校的融资，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即便到现在，西部学院还是“西促会”所有，并非庞大春个人财产，如若今后学院引入投资人，产权也一定要明晰，要搞股份制，同时送请主管机关批准。

　　“我只是有一个为西部娃娃们办学的思路，但怎么搞，还希望他们去尝试去探索”，赵延年一字一顿，字斟句酌，“但有一条，探索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