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被结石撑破的人生

　　作者：周凯莉 摄影：杨抒怀

　　小小的快照已经有些模糊不清，还沾上了指印。照片把周进一家曾经的欢乐和希望全记录下来了：穿着红色情侣衫的年轻夫妇面带微笑，整整100天大的女儿瞪着黑亮的大眼睛，使劲伸开藕节似的手脚。照片曝光过度，女孩儿肉嘟嘟的脸上像镀了层明亮的阳光，透出健康的润红色。

　　翻到这里，周进停了很久，并且咧嘴笑起来，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令人满意的下午。那时候，小两口活得浑身是劲儿。但眼下，这个疲惫不堪的父亲，只能在照片里一遍一遍温习这一幕。2008年，女儿周梦涵因为食用三鹿奶粉而被诊断为“结石宝宝”，这个普通家庭便陷入噩梦。

　　这是被三聚氰胺影响的上万个中国家庭中普通的一个。一年半过去了，当三鹿奶粉早已在超市的货柜中消失时，他们一家仍然在为早日走出它的阴影而挣扎。单从周进的愁容来看，这个日子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到来。

　　好日子

　　从拍这张照片的时间往前推，周进一家着实过了几年好日子。在湖南省道县的一个小村庄，周进的父母住着村里最新的房子，连砖缝里的水泥都显得比别人家新，猪圈的栅栏也是刚扎好的。

　　至少每3天左右，周进的父亲都要套上中山装，骑上自行车，到3里之外的集市打一些老酒，买点猪肉。偶尔，周进的母亲会跟上他，去乡里的邮电所取汇款。这些钱，是在外打工的周进3兄妹寄回来的。

　　周进的婚礼是在村里最大的谷场上办的，“几乎全村人都来了”。他和妻子刘欢是在网络聊天室里认识的，谈了3个月的网恋以后，这个河北女孩从浙江义乌的工厂辞职，带着一只小包就到了周进所在的广州。

　　到2007年5月25日，离拍照的时间还有3个月的时候，周梦涵出生，这个家庭的好日子似乎到了顶点。生这个孩子的时候费了点周折，因为先兆性流产，刘欢坚持服用保胎药，加上注射针剂，在4个小时的剖腹产后，才生下了这个7斤半的女婴。尽管如此，刘欢在碎花襁褓里看到女儿时，她有圆圆的眼睛，粉红色的皮肤，“一次能吃好多奶，特别健康”。周进则兴奋地用手机拍下女儿的模样，逢人就炫耀：“多壮实，我女儿！”

　　那时候，一切都是鲜艳的。刘欢给女儿缝了枕头，用的是红艳艳的颜色，里面是晒得蓬松的新鲜棉花。爷爷奶奶则给她准备了鲜粉的针织衫、碧绿的短裤和嫩黄的小外套。除此之外，这家人盘算着，过完年就把平房加盖成小洋楼，再把那台21口寸的彩色电视机换成25口寸的。到时，他们打算给周梦涵布置一个“和城里小孩一样”的婴儿房。

　　在拍完这张照片以后，好日子又顺着往下走了几个月。初中没毕业的周进希望女儿未来接受“最好的教育”。他和妻子丢下4个月的女儿到浙江义乌打工。他们租着一室一厅的房子，家具、电器一应俱全，月租800元，对当时的周进来说，“并不算太贵”。

　　周进的薪水一度达到每月4577元，相当于一线城市的白领水平。他在一家外贸公司，“鼓足吃奶的劲儿”为这个家庭打拼。刘欢是一家洋酒公司的推销员，每月赚上两三千元。周进还投资了一小笔钱，在浙江开过一个不足100平方米的洗浴中心。尽管赔了钱，但这对夫妇依然觉得“满足死了”。

　　当时，周进23岁，刘欢22岁。他们喜欢去录像厅看电影，觉得必胜客的比萨“味道还不错”。

　　每个月，周进夫妇都会乘火车回湖南老家看望女儿。除了1500元的生活费之外，三鹿奶粉是周进最喜欢给女儿带的礼物，一个月总要买上几箱，一箱20袋，每袋38元。在农村，三鹿奶粉是名牌，只有一些富裕的家庭才负担得起，但负责照顾周梦涵的奶奶每次都要“毫不吝啬”地倒上满满一碗，用热水捣成糊，再由爷爷小心地吹凉。他们信奉“越稠越好”的原则，“孩子吃得饱，营养也好”。周梦涵渐渐迷上了三鹿奶粉的味道，一换成其他品牌的奶粉，她碰都不碰。

　　发现结石

　　4月2日，周进夫妇对着这张照片，把当年的好日子重新盘算了一遍又一遍。“你猜，我们盘算什么来着？”周进笑着问，原本无神的眼睛泛着光。

　　“我们想买房！那会儿有几万块存款！”刘欢兴奋地接过话头。当时，她忙着上网，查找合适的楼盘，决心3年内存够10万元钱首付，而周进则不时调皮地打岔说：“别忙，还有别的用处呢。”

　　不曾想，“别的用处”很快就来了，一点征兆也没有。2008年3月起，大人们发现，不满10个月的周梦涵，尿液有时候变成暗红色，“就像鸡冠那种颜色”。小女孩儿开始整夜大哭，就算喂再多三鹿奶粉也哄不好。

　　等到周进把带血的尿液和奶粉里的三聚氰胺联系起来，已经是半年之后的事。新闻里成天报道着“结石宝宝”，他带着孩子到湖南当地一家医院做三鹿奶粉相关检查时，医生都吓了一跳。

　　切片显示，周梦涵的左肾发现大粒结石，有1.6厘米×1.2厘米那么大。戴眼镜医生向不知所措的周进打了个通俗的比方：“就像一粒开心果那么大！”而小芒果形状的右肾上，布满了零散的小粒结石，密密麻麻的。

　　“几百个孩子，就你家的最严重！”医生惊呼。他拒绝给不到一岁半的周梦涵做手术，因为“太危险了”，只是吩咐家长让她“多喝水，多排尿”。

　　在一只硕大的白色塑料袋里，周进保存着从那时候开始女儿所有的检查资料，包括厚厚的一摞报告单，以及红、绿、蓝颜色各异的病历卡。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抱着女儿辗转厦门、义乌、保定、北京、广州、佛山、东莞和深圳的许多大医院。

　　文化程度不高的他，如今说起尿检、肾照影、B超、尿培养这些略显晦涩的医学名词来非常熟练。在厦门时，医生依然建议“最好不要做手术”，并且认为给成人治病用的冲击波，不能用来打碎周梦涵体内的大结石。刘欢偷偷地恳求医生开了一种成人服用的碎石药，白颜色、大个儿、圆圆的。她把药丸分成两半，捣成糊，周进按住周梦涵的手脚，奶奶掰开她的嘴，每次塞半粒。

　　求医的旅途疲惫又漫长，生活则开始呈现山穷水尽的面目。为了女儿的治疗，周进夫妇辞去了浙江的工作，四处奔走。那时，每天的检查费，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加上交通、餐饮和其他费用，很快，一家人的积蓄所剩无几。

　　一台价值3999元的诺基亚手机，周进用了不到3个月，一度成为他“体面”生活的留下的仅存痕迹。不过，2009年的一天，在北京儿童医院门口，周进默默地删了所有短信，把它卖给了一个穿皮衣的中年男人，卖了1500元。当时，周梦涵尿液里的红细胞超过正常水平上千倍。

　　住院费要5万元。刘欢的母亲贱卖掉再过10天就要下崽儿的母猪，找亲戚凑了两万元，连夜从河北农村赶到北京。

　　大半年后，一个广东的记者目睹了周梦涵“结石消失”的戏剧性一幕。当时，周进夫妇已经带着女儿从北京回到了广州。2009年9月17日，周梦涵在广州市儿童医院做例行检查。她依然尿血，但尿液颜色稍微正常了一些。

　　检查过程中，刘欢早已学会“淡定”。她在B超室外透过玻璃门，看着周进按住周梦涵乱动的手脚，护士在女儿胖胖的肚皮上搽上深褐色的药膏，用一个长形的仪器画来画去。她轻轻地笑了，觉得“这一切很可爱”。这个年轻妈妈甚至闪过一个念头：“至少孩子还活着”。

　　周进大概是太紧张了，检查结果是“双肾未见异常”，他却有些焦虑。在诊断室里，他居然抓住主治医生的手，因为这个结果而大声地争执起来。

　　“孩子的结石没了，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医生大声反问他。

　　“不要忽悠我！”周进蹲下身子，抱住头，痛哭起来。

　　贫困

　　4月3日一大早，周进和妻子刘欢一起，从他们现在打工的广东省佛山市赶到深圳市，带女儿小梦涵进行例行检查。这段旅途长达3个半小时，横跨小半个珠三角。

　　一年多的时间里，周进做过水管工、销售员、KTV服务员，如今他是佛山城郊一家五金厂的冲床工，刘欢在一个小型商场做服装销售员。他们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硬板床是临时拼起来的，铺着白色的碎花被单，墙上贴着发黄的明星海报，卷起许多角。夫妇俩的薪水加起来不到2500元，“刚好够孩子做一次身体检查”。

　　周进的父母也离开老家，来到深圳打工。父亲在外头“给孙女儿赚医药费”，母亲则在租来的房子里照看生病的孙女。为了省下往返佛山与深圳的200元车费，周进夫妇不时压下看望女儿的念头。在那本贴满明星照片的简易台历上，周进用红笔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探望时间。

　　除了2008年9月“三鹿奶粉”患儿的排查费用，以及一包免费药品外，周梦涵所有的医药费都是周进一家自己筹出来的。他户口所在的湖南当地卫生局，曾允诺报销2000元的检查费，但是周进并没回去，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去买火车票。

　　至于生产三鹿奶粉的那家公司，在女儿身体内的结石还没完全碎掉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地宣布破产了。

　　将近4万元的高利贷，加上每个月的房租、水电费，让周进觉得喘不过气来。以前的同事都过得比他好，他担心自己负债累累，“会给朋友带去麻烦”，因此，朋友组织饭局、K歌，为了节省份子钱，他再也不去了。他必须努力存上3个月的钱，才能支付一次为女儿例行检查的花销。最近，他决定戒烟，尽管原本单价17元钱的利群早已用5元钱一包的白沙烟代替，“找不到更便宜的烟了”。戒烟还因为周梦涵口齿不清地对他说过一句话：“爸爸抽烟，不好。”

　　在长途汽车站里，三轮车、人力车来来往往，一些农民打扮的旅客拖着蛇皮袋，操着浓重的外地口音。和这些人一样，周进始终带着湖南口音。在异乡，他不断安慰自己，“为了女儿，要好好活下去”。

　　这种信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些热心人的好心帮助。在走投无路时，周进曾在一个记者的帮助下，在天涯、网易等论坛发表过一封求助信。信里，他详细叙述了女儿因食用三鹿奶粉导致重度肾结石的经过。并且，他还出示了医院开具的“奶粉检查”证明，和各类检验单、住院花费明细等。

　　许多人给他捐了款。这些钱来自职业不同、经历迥异的陌生人，有中学生、设计师、公司白领，还有海外的华裔工程师，更多的则是“结石宝宝”的家长。总额不足1.5万元的捐款里，最少的一笔只有10.90元，他猜测“可能是一个学生省下的早饭钱”；多的有2200元，来自广州市的一个城市规划设计师。最大的一笔是500美元的汇款，更是让周进唏嘘不已，他觉得是“跨越了一个太平洋的善心”。

　　除了请求捐款，周进还希望知道“毒奶粉到底能对孩子的肾脏造成多大的伤害”。他不断地询问，但没有人能回答他这个问题，包括医生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