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和明星，并不能画等号”

　　十年。十年似乎只是转瞬之间。

　　十年来，对明星班所有新闻都了如指掌的只有班主任常莉。每周，她都会上街买上几份娱乐杂志，把所有和自己学生有关的新闻圈出来细读。

　　我们坐在中戏旁边的小新咖啡馆。已经是午夜12点，常老师仍然津津有味地讲着学生们这些年的逸闻。

　　“胡静在马来西亚的婚礼我本来是要去的，可偏偏赶上学校有事情就没去成，特别遗憾。”

　　“刘烨的婚礼请了我没请同学，他说怕请同学抢了新娘子的风头。我问他，你请常老师就不怕抢风头啦？”

　　常老师笑着，眼睛都笑没了。

　　不过，常老师也说，明星班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学校曾经希望她复制96级的经验，但事实证明，土壤变了就长不出一样的禾苗。

　　“现在的制片人制和过去的导演制是两个不同系统。制片人要的是明星，我们要培养的是表演人才。”她说，“在这个行业，人才和明星很多时候并不能画等号。”

　　实际上，有圈内人曾经总结过决定星途的三大因素：第一，外形条件好或者表演功力深厚，刚毕业或者在未毕业之前就已经被导演看中，星途一帆风顺。第二，关系通达。所谓“男的靠哥们儿，女的靠导演”。第三，拥有经济实力。可以慢慢等机会，不用为生计发愁。另外，随着民营资本的大量介入，有钱也可以从制片人那里得到更好的角色。

　　在明星班，很多男生都考虑过转行，或者赚钱维持表演理想。

　　毕业两年之后，曾有很多小角色找过秦昊，但都被他拒了。心高气傲的秦昊希望能等到一个心目中的大导演。在他看来，他的同学可以达到那样的高度，他也不应该降低标准。他连拒了两年戏，到了第三年，他发现真的没有戏来找他了。他每天呆在家里，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做这行。他想过做生意、炒股票，甚至还买过1.5元的小报，上面有房产公司的招聘电话。

　　秦昊说，那时候家人也变得小心翼翼，生怕刺激到他。母亲每次打来电话都说：“没戏没关系，在家看看书也挺好。”直到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秦昊在王小帅的电影《青红》中出演了一个配角，这才坚定了他继续当演员的信心。

　　他的最新作品是娄烨的《春风沉醉的晚上》。

　　与秦昊经历类似的还有赵会南。他在中戏时是表演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毕业以后，他一度迷茫，于是在2004年开始经商。在此之前，他有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戏演，“选择少，也演不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在家人的资助下，他开了一家叫唐会的夜总会，用3个月时间，把它做成了当时北京的首屈一指。不过，赵会南一直不甘心在表演上输给别人。“如果说演戏能挣300万，经商能挣3000万，那我仍然选择演戏。”在电视剧《天阵》的片场，赵会南对我说，“经商靠的是理性，而当明星靠的是命运，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样都不行。”

　　在这个圈子里，男演员只能靠等待和机遇，那么女演员至少还可以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妇随夫荣在这个圈子是格外明显的，”娱乐记者宋翔对我说，“胡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胡静是通过尔冬升和吴彦祖的引荐，在一次宴会上认识马来西亚籍富翁朱兆祥的。很快，两人传出了恋情，更有记者拍到了他们一起买钻戒的恩爱场面。

　　胡静说，相恋之后，99%的约会都是朱兆祥飞过来陪她。每次都要坐6个小时飞机，再转4个半小时的车才能到她拍戏的横店。尽管只能趁休息陪他吃个饭，朱兆祥却说“值得”，这些都让她感动。

　　2008年9月，朱兆祥与胡静在马来西亚结婚。婚宴在吉隆坡金马宫酒店举行，上千名马来西亚政要和商界名人见证了这一盛况。尽管如此，很多人仍然不看好这段婚姻。因为朱兆祥和杨紫琼曾有过一段恋情，已经到了订婚的程度，但最终还是分手了。2009年11月25日，胡静在马来西亚某五星级医院，顺利产下一名男婴，打破了之前沸沸扬扬的所怀女婴传闻。

　　“这彻底稳固了胡静在朱家的地位，”宋翔说，“她复出以后面对媒体，我都能感到她的气场和之前彻底不同了，现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

　　完婚生子使胡静迅速跻身一线女星行列，更为她打开了通向国际化的道路。据台湾一家娱乐公司的调查，胡静的婚后广告代言就多达6个，纯婚后收入已过千万，毫无悬念地成为新晋吸金女王。

　　“其实，这些现象在社会上都有，但放在娱乐圈就觉得特明显。”宋翔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艺人很可怜，他们就像被关在笼子里，在观众的注视下把最极致的东西用自己的人生表演出来。”

　　“她像天使一样拯救了我”

　　所以，有时候，爱情可以是一种救赎。

　　3月21日，我在保利剧院看了话剧《琥珀》，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爱情神话。

　　演出结束后，导演孟京辉照例上台介绍演员。最后轮到刘烨，孟京辉开了个玩笑：“这位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

　　台下先是一阵哄笑，接着观众们齐刷刷地喊出“刘烨”的名字。所有演员把手中的鲜花送给舞台中央的他——《琥珀》真正的主角，大幕在掌声中徐徐落下。

　　现在，让我把时光拨回到2005年。

　　刘烨正在上海演出《琥珀》，同时拍一部电影。拍电影从早上6点钟起床，拍到下午5点钟。之后，他赶到剧院，演至10点一刻散场。他说，《琥珀》是一部特别好的戏，11幕戏，他演9幕戏，说大段的台词，连蹦带跳，人很容易兴奋。那时，他和助手住在一个大套间里。有一天晚上睡觉，他感觉窗户没关好，风一直往里吹，从晚上11点多钟躺下，一直睁着眼睛躺到早上7点，起来去拍电影。

　　“然后一下就不行了，”在摄影棚里，刘烨对我说，“就开始失眠，不吃安眠药不喝酒就没法儿睡。”

　　那时，刘烨刚和谢娜结束了5年的恋情，又接拍了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间还要穿插着去美国拍《暗物质》。各种压力聚集在一起，几乎将他击倒。

　　有一次，他在盐湖城拍了一天戏，拍完之后，经纪人接他坐飞机到洛杉矶，到了洛杉矶转机4个小时，做了两个采访。夜里两点，从美国飞北京，赶回来拍《满城尽带黄金甲》，拍完之后还要马上再赶回美国拍《暗物质》。

　　从美国飞北京的10个小时里，刘烨睡不着，下了飞机就直接去美国大使馆签证。那个小房间只能装200人，却挤了四五百人，刘烨站了4个半小时等签证，然后赶到机场，从北京飞重庆。到重庆之后坐5个多小时的汽车，到武隆。“那车开得飞快，”刘烨说，“我坐在前面不敢睡，也害怕司机睡，就跟司机聊天。”

　　到武隆已经是后半夜，刘烨跟司机每人喝了半瓶白酒，睡了4个小时。那时他已经三十六七个小时没有睡了，到40个小时的时候，他起来，去拍《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一个镜头。那个镜头要拍一个有700多级台阶天梯的谷底，拍完之后，他一口气跑上700多级台阶，上了车，5个小时的路程到重庆，两个半小时的飞机飞回北京，到了首都机场换票，飞洛杉矶。

　　“上了飞机后，人已经完了，”刘烨说，“眼神发直，耳鸣。”

　　起飞之前，他拿了4粒安眠药一口气吃下去。“你知道么，一次吃两粒都已经量太大了，可我必须吃药，因为到了洛杉矶，马上转机去盐湖城，到了盐湖城，还要与梅丽尔·斯特里普配一场戏，拍完她马上要走。”刘烨说。

　　吃完4粒安眠药，刘烨感觉整个脸麻木了，接着脑子也开始麻木。他告诉乘务长，无论发生什么事也别叫醒他，可就在这时，他隐约听到飞机广播说：“本次航班出现一个技术故障，所有乘客返回航站楼等待转乘其他航班。”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刘烨说，“我当时手机已经报警快没电了，怎么办啊？”

　　他拎着包走出去，突然想到和谢娜分手的事，顿时有一种崩溃的感觉。他站在候机楼里，看到厕所门口挺安静，就想躺过去睡。可他知道不行，手机要没电了。他打电话给经纪人，经纪人关机。他犹豫着，最后把电话打给谢娜。

　　“在父母面前，我一直是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刘烨说，“虽然我和谢娜已经分手，可我不知道还可以把电话打给谁。”

　　打完电话，刘烨去买了4瓶矿泉水，逼着自己喝下去，希望把药劲排出来。他看到旁边一帮人在看足球，他也下意识地跑过去，人已完全像个傻子。他在候机厅过了4个小时，直到飞机修好，他摸摸自己的身体，发现已经完全麻木了。

　　他在商店里买了一瓶白兰地，一上飞机就把它当矿泉水似地一口气喝完了。他昏昏沉沉地睡了6个小时，然后爬起来，面对残酷人生。

　　对刘烨来说，那是段濒临崩溃的日子。“整天都在憋着劲。刚和前女友分手，拍的两部戏又全是大腕，压着情绪，”刘烨回忆着，“你知道跟那么大腕合作，你只能压住自己的小情感。”

　　一度，他感到自己像染上毒瘾一样，无法控制情绪。到了晚上，又无法入睡。他只好喝酒，吃安眠药。到后来，必须两样一起，才可以睡上一会儿。

　　回到北京，他开始爬香山。整整3个月，他每天一睁眼，吃完饭就去爬山。爬到山顶，然后一言不发。

　　“那段时间感觉人生不行了，那就爬山吧。”刘烨说，“爬山不用跟别人说话，爬到顶上也是个特别累的过程。一口气上去的时候就出汗，喘完之后，站在山顶，能看特别远。”

　　一天一天，他记录着爬山的日子，就像在清点自己的绝望。他连着爬了104天香山。站在雾蒙蒙的山顶，他感到自己就像沉船的水手，寻找着救赎的白帆。

　　“有过3年多时间都是那样过的。”他沉寂下来，即使回忆也让他的脸像枯叶一样丢失了表情。

　　刘烨说，在最绝望的时刻，他遇到了现在的法国妻子安娜，“她像天使一样的拯救了我。”

　　安娜是法国自由报社驻北京的记者，学过中文，在中国生活了10年。他们在法国大使馆举办的派对上结识。或许是职业使然，安娜特别善于倾听。刚开始，安娜并不知道刘烨是演员，更不知道他还是一个明星。直到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参加法国使馆的活动，在场的记者发现了刘烨，接着就是一阵铺天盖地的闪光灯。安娜大吃一惊。刘烨这才跟她解释了自己的身份。

　　“我是一个演员，”他说，“还算有点名气。”

　　2008年，刘烨和安娜去国外度假。在安娜的陪伴下，刘烨才得以放松下来。“她强制性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吃安眠药，我就真可以不吃安眠药不喝酒睡觉了。”刘烨说，“但也只有跟她在一起才可以。”

　　2009年7月5日，他们在北京地坛公园举行了婚礼。他们特意从法国请来了牧师。在蒙蒙细雨中，他们看上去浪漫而幸福。

　　刘烨说，他们很少吵架。因为语言不同，很多时候都吵不到一起去。“为什么呢？你？”刘烨耸着肩学着安娜说中文的样子，“她一着急了就这样，还没等吵起来，我就笑场了。”

　　刘烨说，安娜改变了他。他以前只想着挣钱，让父母过得好一点，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想着演戏，直到演不动那天为止。他没想过这是不是他想要的，只知道这是一条看上去顺理成章的道路。是安娜改变了他。她带着他去世界各地旅游，看不同国家的人的生活。在这当中，刘烨突然发现了生活的意义。

　　在安娜身边，他总可以沉沉睡去。可醒来忽然又觉得担心，一种仿佛有罪的模糊感觉：对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来说，这种淡定会不会是种危险状态？

　　“前几天有个制片人给我打电话留言，我根本没理他你知道么。”刘烨说，“如果按照2003、2004年时候的状态，我肯定会觉得这没准儿是个机会，马上打电话回去的。”

　　“这两年我没有以前愿意想事了，以前什么都想，什么都愿意琢磨，愿意想出个所以然来，但是现在不太愿意想了。是不是堕落了？”他问自己。

　　“我说我堕落了，就是没有以前的冲劲了。苦点累点什么的，我心里满足，觉得踏实，安逸了吧就老感觉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发生。”

　　他的脸上现出一丝忧虑。那是一种长久的，在很多人脸上都能看到的忧虑。它是关于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如何权衡，以及如何做出选择的忧虑。 

　　刘烨说，他希望能有个孩子。有一天，他可以带着孩子去公园散步。没有人看他，也没有人指指点点 。他可以拉着孩子的手慢慢地走，走得和所有的父亲和孩子一样，没有任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