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的乡村冤案样本
从“死者”赵振晌回到村里,到“犯人”赵作海被释放,一共6天时间。此前,赵作海在监狱里已经服刑11年。11年里,除了对检察官指出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赵作海再无任何申诉的举动。“在监狱里我年纪最大,减过两次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人家做被服,我扫扫地,换监室我总住下铺。”赵作海的牢狱生活,居然在卑微中感到了别人的照顾。“放我的时候,警官问我犯了什么罪,我说杀人,他说杀个屁!”
记者◎葛维樱 摄影◎蔡小川
被损害者讲故事
赵作海回来这些日子很少在家吃饭,“他总是天不亮就骑自行车出去了,在外头买个馍吃”。他的外甥媳妇告诉本刊。姐姐、叔叔和妹夫的家分散在距离10多公里的3个村子里,他只是晚上去某家睡觉。白天要寻访赵作海的人,经常得到村民“指点”,被某电视台接走了,被某领导召见了,总算拿到钱旅游去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第一次见到赵作海就是奇怪的场面,一个穿西装的乡镇干部猛追一辆黑色小轿车,一边大喊“下来!”这个看起来很面熟的人是大王集乡的政法书记,从赵作海一回来,他几乎24小时守在赵楼村,时常被电视台镜头收入。车尚未停稳,书记就冲上去拉开了车门,面红耳赤地把赵作海拎出来训斥,“出了事谁负责任?谁的车你都上,你知道你要去哪儿?”赵作海则低着头,目光涣散,一脸犯了错误的表情。
这些天来到赵楼村寻访他的不仅是媒体,“我大概见了有200人吧”。本刊记者见到的,有据说身负冤案守候记者的,有号称要帮赵作海打官司维权的,还有自称和赵作海是狱友找他聊天的。此时不识字的赵作海,反倒成了很多人希望倾诉的对象。“有的人来了就说自己有多冤,哭啊,激动啊,生气都有,我听完啥也不说,就给他们讲故事。偷牛的和养牛的哪个有罪?”这时他的姐姐和其他亲戚都喝止:“别说了呀又开始了,他脑子有点乱。”但赵作海静静等大家表达完不屑,又很平静地继续说,“偷牛的把牛绳子解开,想牵走牛,被养牛的发现了。养牛的拉着他去告官,可是偷牛的和官府是熟人,于是偷牛的说,牛的缰绳自己开了,我是捡了一头牛,养牛的是诬告他,于是官府判养牛的有罪”。赵作海说自己打比方很少重样,他现在并不说自己如何,而喜欢把“冤案”这个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故事表达。“秦香莲,不就和我一样嘛,拿个竹签子扎手,招了。道理没有改变。”
赵作海在5月17日中午到商丘市财政局领到了一个存折,上面是65万元。对于接受赔偿这件事,他的亲属们都觉得少了。“每天的劳动报酬是按照127元算的,比过去算是高了,可是还有精神赔偿啊。我咨询过,说要等12月1日《国家赔偿法》下来,钱就多了,谁让他现在就签字同意了呢!脑子不清楚!”赵振举说。他是赵作海的叔叔,赵作海是他同父异母的大哥所生。赵家一共兄弟姐妹7人,现在仅存的亲属只有这个叔叔和他的姐姐、妹妹3个人。姐姐和妹妹去年和儿子赵细粮去开封监狱探望过赵作海几次。“但是我没想到他会出来,见他的时候,他也从来没说过他冤枉了。”姐姐说。“旁边是警察根本不可能说。”赵作海解释。
在赵作海还蒙冤狱中时,叔叔赵振举看到了回村来的那个“死者”,便报了案。赵振举一开始为赵作海的房子和补偿金曾积极奔走过一段时间,他在郑州药厂做销售,算是赵家最有见识的人了。“可是不一条心!”赵振举觉得,赵作海有自己的心思。
“我儿子多。”赵作海被捕时47岁,现在58岁,贴着头皮的短发全白了,腰直不起来,走路缓慢。妻离子散家破,人未亡。赵作海并非如亲属们所说“牢里待傻了”,他的配合和平静带来的是,“县里答应再给我盖个楼”,略有喜色。已经火速盖出半截的新屋,在赵作海看来还是进度太慢,“才起了大梁”。每天他骑着自行车从姐姐的住处出门,必然要去的就是自家工地,带着馒头,细细查验砖头、沙子、水泥。“这个屋子我住,再盖的那个给儿子。”赵作海很明白,“我要钱干什么,房子升值呢,有房子儿子也就回来了”。刚回来时他还说说,“感谢政府”、“我见到的都是大官”之类的话,说完了自己就后悔,“我为什么要感谢?”现在他对任何外界的关心和疑问都不为所动了。话说多了他会突然爆发:“你们不过是拍我的照片好卖钱的!”随后又变平静,“打我的警察不都抓了么?我不着急,也不用找谁,迟早让我去认人呢!这个事情,得从上往下慢慢捋”。
翻来的案子,覆去的事实
在赵作海的陈述中,他已经很多遍回忆了当时在派出所遭到刑讯逼供的情景。“警察在我头上放鞭炮,被打得不行。差不多有一个月,我天天都觉得自己快死了,喝一种掺了药的水,发晕,但不让睡觉。”而到底为何与赵振晌交恶,赵作海却一直回避,“我不想谈,都过去了”。他头上当年挨了赵振晌一刀的疤,现在看来只有拇指大了。村子里的说法与当年刑侦结果是一致的:1998年农历十月三十,27岁的妇女杜金贵和赵作海在杜家里黑着灯,赵振晌敲门,杜金贵把油灯点上,赵振晌就进屋给了赵作海一刀,立刻跑掉了。
此后事实清楚,当时赵振晌的失踪并未引起注意,他的侄子赵作亮是时隔4个月后,1999年2月15日才第一次报案说叔叔失踪了。在第一次报案时,赵作亮就认为赵振晌被赵作海杀害了。赵作亮作为当年报案并且提供重要线索的人,现在见到记者就向田间疾速逃走。“我没做什么,我就报了个案。”他说。当时村里有关二赵和杜金贵关系的传言很多,打架也是赵作亮判断的依据。5月8日,赵楼村开春应该浇地的井却出不来水,此后井里被打捞出麻袋装着的尸块,经过赵振晌家人和村民指认,认为这是赵振晌,“没有头和四肢,但赵家人觉得是,村民们也就觉得是了”。赵振晌自己现在倒说:“我没娶媳妇,没父母,跟谁也不甜,我走的时候也没想给谁一个交待。”现在问起赵作亮,他则激愤地说:“我又不是要害赵作海!”然而当时把线索提供给警方后,就得出了赵作海杀人的嫌疑。一位知情警官说:“如果不是家属指认,我们怎么能确认呢?当然现在他们不吭声了。”
首先,按照公安调查侦破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的版本,也就是1999年5月8日至6月18日赵作海所作的9次有罪供述所形成的起诉书叙述的版本:“当时赵作海跑出来,追了赵振晌一段路,等机会又返回去杀了赵振晌。当时他半夜穿着血衣回家,告诉妻子赵小齐对不起她,让她什么也别问回屋去,然后把赵振晌的尸体悄悄拖回自家的烟叶炕。那是一个单独的小土屋,专门烘烟叶用的,在那里把赵振晌的尸体肢解,然后把头和四肢扔进河里或在自家焚烧了,把身体用麻袋片装起来,扔进了村西南头的机井。”这个说法在柘城县公安局一个知情警官、当时的主诉人汪继华和村民们口中基本一致。
而在当年的主角那里,现在却得到了相反的故事。杜金贵披散着长发,说话头头是道,完全否认自己和二赵有男女关系。“我年轻时和赵振晌、赵作海关系都不错,他们常上我家来玩。但是因为赵振晌是个光棍,就有很多闲话。我也不理会。”杜金贵的丈夫是赵楼村人,也是“作”字辈,杜金贵带着母亲从甘肃到了赵楼,丈夫是比她大十几岁的上门女婿。“我当时和赵作海在屋里头,没有干啥,我给他卷烟叶嘞!那时是油灯不亮,根本没有黑灯。他俩是打架了,然后都跑了。”杜金贵情绪很激动,“我和他俩有关系?就是赵振晌的侄子们造的谣。”赵振晌的侄子们报案后,杜金贵就成了众矢之的。“我现在想告那几个侄子,我的名誉怎么办?这些年他是杀人犯,我背着个脏名,我已经不想和人辩解什么。村里人说什么我都不在乎,我也不要钱,就让他侄子们给我跪着道歉。”她说。
后来警方对于赵作海和赵振晌有矛盾的证词,很多是杜金贵提供的,也有其他村民对三人“男女关系”的说法,但是杜金贵说自己“被打得签字画押”。在赵作海被带走后有五六年时间,杜金贵抚养了赵作海的两个儿子,杜金贵自己也有3个孩子。赵作海的前妻赵小齐和杜金贵差不多年纪。“当时因为家穷,只好嫁给大我12岁的赵作海,连着生了4个孩子。我照顾两个小的多些,改嫁就只带走了两个,大儿子还为我改嫁来和我打过架。”赵小齐说她在派出所也被打了几天,“但我真的不知道他和杜金贵有什么,我也不识字”。
赵作海的大儿子赵细粮说:“我和弟弟是住在大伯大娘家的牛棚里,住到能打工我们才离开了。我们不和母亲往来了。大伯和大娘一直没让我们饿着,几年回一次村,我们都得去大伯大娘家,不给钱,只是带点东西去看看。”杜金贵说:“我知道赵作海是冤枉的,他不可能杀人。我当时被打得去画押,他老婆跑了,他两个儿子没人养了,才13岁。我就去找大队支书,他家地给我种,两个儿子我养。支书自己占了6亩,给我种3亩,我就给那两个孩子饭吃。我男人都听我的,他也觉得孩子可怜。如果我和他们有关系,我男人能这样?”
赵振晌对本刊记者并不承认,自己是因为杜金贵而砍伤了赵作海。12年里他也没有走远,“我就在这附近的几个县收废品嘞,后面的事我一点不知道”。不过他在刚回来面对警方询问时,还是承认了自己是看见赵作海进了杜金贵家,才生气想去砍人的。
“我是看了他右侧腰里有块疤,才敢认的。样子瘦了点,可还是我弟弟。”赵振晌的姐姐赵振兰说,“否则这人早就给赵作海杀了。”因为偏瘫,从卫生院输液回来的赵振晌,半路在地头上捡了个木棍当拐杖。他至今还没有见到赵作海。每天都在村里转,和邻居们聊天看人家干活。“刚回来人都不认识我,我说我是晌,人都不相信,跳老高”。赵振晌说,如果不是家族遗传偏瘫,他也不会回来,“我看新闻,农村有养老院了,我想自己啥也没有,回老家住养老院不知道中不?”他今年56岁,现在一个人住在侄子赵作亮的房子里,提起当时砍赵作海,还有些得意之色。“我们俩早就有矛盾,最早是80年代我们在延安打工,他拿了我1800元的工资始终不给我,当时那是很多钱。村里也知道我俩谁也不能见谁。”赵振晌说,自己是藏在暗处,等赵作海出来“给他一下子”,“砍着就跑,我谁也不告诉。我东西都收拾好了,本来我还开了个小卖部,有些货,我连被子都带走了,骑着自行车到附近县去,过了一个来月,县里也没贴我的大照片,我估计赵作海也没有死”。
逆推中的疑点
赵作亮家拥有大型收割机一台,村里的房屋就有三四处,盖得也还算体面。一直以为叔叔死了的他,把杜金贵和赵作海一家都当做仇人,全村人也都排斥着这两家。“平时连看都不看。好多人给我们家拉屎撒尿,有人半夜扔砖头进来砸我们。”赵细粮说。杜金贵说:“当时村里人都是墙头草,看他侄子厉害就都跟着。俺是个外来户,男人也不挣钱,赵作海也没本事,家里穷得很,就知道玩。”其实,当时,赵作亮并非提供线索的唯一证人,提供证词的村民不少,都说看见过二赵发生矛盾,或和杜有不正当关系。现在村民们则改了口:“赵振晌走也不留话,家里人也是急的,那可不以为就是他死了?”他们并不愧疚自己当年的推测错误,反倒觉得是赵振晌回来才改变了一切,他们说赵作亮都转变了立场。村民私下对本刊记者说:“赵作亮对他叔说,你还回来干啥?走的时候不给个话儿,现在人家赵作海回来是财神爷,你回来是个瘫子!”
公安用刑讯逼供的方式,让赵作海在被抓24小时内就做出了有罪供述,而法律依然在初期试图还给赵作海清白。汪继华在1999年9月28日在商丘市检察院收到来自柘城县检察院报送的案子。当时检察院提审赵作海时,赵作海全面推翻了自己的供述,另外尸体也没有证实就是赵振晌。在看完整个卷宗后,他的决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就在前几日赵作海回家时,商丘市现任的政法委书记到赵家去道歉,说:“这是公检法部门的耻辱,这是常识!”作为检察官,汪继华却非常清楚地判断:“很难说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是常识,我倒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专业问题,并不是说,一边倒地连社会大众都能看出问题。”
很多报道对于赵作海案件的疑点都写得言之凿凿,其实这些都是汪继华最早拒绝起诉时给出的意见。当年汪继华两次退补这个案子,都是要求公安机关去做DNA鉴定,证实尸体是赵振晌。“但是赵振晌的父母很早去世,他也没有子女,兄弟姐妹的DNA不具有参照意义。”1999年12月9日,商丘市检察院甚至做出了对柘城县检察院的进一步要求:“如公安机关不能查明尸体身份,该案不具备移送审查起诉条件,检察机关不再受理。”所以之后,柘城县公安局一再向县检察院移送此案,都遭到了拒绝。
“疑点最主要就是尸源。当时公安机关认为,要确认赵振晌,只好去赵振晌父母的坟开棺,用骨头来检测DNA。但那时觉得这样做还是太有违民风,会给老百姓带来不好的影响,迟迟没有做。”汪继华说,“还有就是赵作海的杀人工具一直没有找到,我的意见里写,赵作海供述的杀人工具,和能够肢解尸体的工具难以匹配。要知道人的大腿骨多粗,他又不是外科医生,我虽然忘记了赵作海供述的具体工具,但肯定不是能肢解人体的刀具。”对于很多媒体报道中的重大疑点,井里压尸体的500斤重的石磙好几个,根本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汪继华说:“不是,是两个石磙,一个青石,一个水泥,也没有500斤那么重,而且石磙是可以滚动的,一个人可以推下去。”检察院认为的疑点,还有赵作海供述的给赵振晌脖子一刀,而尸体的锐器伤口却在胸口。汪继华提出的细节还有:“当时尸体的胃里还检测出了未消化的食物,尸体在温度较低又湿润的井里保存了这么长时间,很多细节还是可以去探查的。”然而赵作亮也并未举办任何丧事,就把尸体草草埋在了井边上。
“公安刑讯逼供并不是为了编出一个完整的案子,而是希望找到证据。赵作海虽然供述自己有罪,然而却没有提供任何后续的有力的证据。后来他被要求说出到底把头和四肢扔在哪里时,居然托人带话给妻子赵小齐,让她把自己父母的坟挖开,把头和四肢拿出来交给警察。”当时一位知情警官也觉得充满矛盾,“可是我们也不敢把他放走,毕竟他口供里承认了杀人,如果放人的话,当时肯定会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这个案子就这样僵持在那里,汪继华说:“没有证据就应该放人,超期羁押肯定是违法的。可当时如果把整个案情公开,谁又能说赵作海是绝对清白的?放走杀人嫌犯对公检法压力也很大。”
“限期”与“定调”
2001年开始,全国司法机关开始大规模清理超期羁押案件,此时汪继华离开了检察院。“我是从县检察院借调到市里的,借调5年了,还拿着300块钱的工资。”汪继华说自己没有受到什么压力干预此案,“我要是不同意就写自己不同意,领导要同意他得签他的名字。当时还没有领导过问这个案子”。2001年7月17日,商丘市政法委在柘城县政法委调查此案,结论还是尸源不确认,不具备起诉条件。7月9日柘城县公安局自称取得了“相关验材”,但开棺去骨的事在赵楼村里没有丝毫传闻,送到沈阳市公安局、中国刑警学院、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公安部在7月24日给出“因为一个检材未出结果,无法对比”的鉴定结论。
又过去了一年,没有任何证据进展的案子,到2002年8月,至此赵作海已经被羁押3年零3个月,因为时间流逝逐渐偏离了法律轨道。“限期本身就是个违反唯物主义的事。”汪继华说,但“定调”会议终于召开。最后接下此案负责公诉的商丘市检察院的助理检察员郑磊,现在尽管早已辞职做了律师,却还是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他一开始就坦承:“当时证据比较弱,没想到法院会直接判,更没想到高院会维持判决。”郑磊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公诉,还是以为法院那一关可以挡住。
“官大一级压死人,我只是一个最基层的。政法委就是主管公检法单位,在我们产生问题时起协调作用的。”郑磊说,“当时在起诉书里夹着一份信件,是柘城县公安局在2002年8月20日给商丘市政法委的告状信。信里说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抱怨商丘市检察院拒不接卷,才造成赵作海被超期羁押的问题。”“很少有人被羁押这么久,而且当时全国严查,县公安压力很大,只好再向县检察院施压。县检察院以‘重大案件超过无期徒刑以上都要报送市一级’为由,又要求市政法委出面协调。”那位警官说,“我们也都是办事的人,总得问领导意见吧。现在几个被抓的警官,家属精神压力非常大,都说要去闹,不是他们的错啊,如果没有领导,谁敢自己行事?包括现在在逃的警察。”赵振晌的归来,使当年参与询问赵作海的3名警察、3位主审法官、书记员等遭停职,他们也都没有任何官职,至今仍是普通公务员。
案子此时一级级推到了市政法委。10月9日,市政法委书记王师灿,也是市委常委,召集开了两次会议,让公检法都来发表意见。“协调会法院也参加了,给法院协调的也是快审快判。不过大家都可以发言,如果检察院坚持不接受协调,也就不协调了,但是书记是必须表态的。”最后王师灿还是主持定了调子。他对记者强调自己并不是专业人员,“学机电、煤矿出身”,自己的决定也是根据当时情况“协调的结果”,并说自己“早就忘记了这个案子”。在当时参会的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宋国强看来:“政法委要求市检察院对赵作海故意杀人一案,安排人重新看卷。”市检察院此时已经不再坚持拒绝的权力了,因为后面还有一条硬性要求:“20天审查完毕后起诉至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作海在郑磊审查时,同样两次翻供,都说自己是被刑讯逼供,然而已过去3年无法取证,郑磊当庭答辩只说了一句“我的意见就是起诉书的意见”,他感叹“整个庭审就是走过场”。走过场也需要配角,当年被临时拉来为赵作海辩护的律师胡泓强,当时是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他说“因为别的律师都很忙就指派了我”。他没有留下当年的案卷,只是说“赵作海对我说了他是冤枉的,可我辩护的那些疑点,法官根本就不听”。至今胡泓强还是不解,“那是我代理的第一个案子,其实一切都是冥冥中早已决定好的”。至今胡都没有律师执照,还在做一个法律援助者。对胡泓强采访时,他有90%的时间在聊《易经》,并说自己“早已算出赵作海会有今天”。
“如果不是赵振晌回来,我绝对没有可能翻案。”赵作海解释自己为何没有对一审结果提出上诉,“除了他,任何人不可能还回我清白。”因此他没有和任何人任何事抗争的意愿。他的前妻赵小齐带着小儿子和女儿嫁到了外县,相隔不远,她说:“我在路边哭的时候,被现在的丈夫叫回来,他妻子病死了,有3个女儿,我又带来一双儿女,我们感情好。”赵作海的小儿子现在跟了继父姓刘,赵小齐说,“打工的儿子打电话回来说,他不回那边去,有钱也不去。我更不去了,我们夫妻攒钱给儿子已经选了地方盖房子了”。赵小齐生活虽然不富裕,看上去却挺幸福。赵作海剩下的,还有两个在北京做建筑小工、一个月挣几百块钱的儿子。“他们肯定要回来的,钱我又怎么花,我跟着儿子过。”赵作海说。而商丘市政法委在为赵作海案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同时,将无头尸案又提上了日程,那个早已被石灰填满的井再次挖开了,“调子”是:“限期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