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南刘庄村拆迁撞人悲剧

　　6月1日清晨，郑州南刘庄村民刘大孬开着厢式货运车撞向拆迁队，造成4人死亡，13人受伤的悲剧。按照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多数村民的说法，61岁的刘大孬平时沉默寡言、憨厚老实，他们都为他的行为感到震惊。探访这个村庄，拆迁工作因缺少细致推行的程序和不透明失去了村民们的信任，引发了本不该产生的普遍的愤怒，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

　　记者◎杨璐   摄影◎关海彤

　　刘大孬的自首

　　开车第二次撞向拆迁队后，刘大孬的箱式货运车又向前行驶了二三十米才停下，拆迁队从与村民们的厮打转向抢救伤员，一片混乱中没人关注刘大孬的去向。围观的村民看见躺在地上痛不欲生的伤者和血迹才从愤怒中清醒过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村民开始一两百元地给大孬塞钱，要他赶紧去北京的公安部投案自首。”刘大孬的三弟妹告诉本刊记者。跑那么远的地方去自首不合常理，村民的解释是，拆迁队里有穿警服的人，村民怕本地警察不公正，打了大孬。

　　刘大孬并没有去北京，从8点多撞完人到中午，他一直在郑州街头徘徊，然后给侄子刘帅打了一个电话。“他就说不能去北京了，然后让我去陇海路、城东路的交界处接他。”刘帅告诉本刊记者。可是，只有21岁的刘帅面对这样的大事也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开着车在街头继续找自首的地方。刘帅说：“当时街上的警察就多了，我给我叔打电话，让他叫上俺庄的人一起护着俺大爷去省检察院投案。”接到电话的是刘帅父亲的好朋友刘贵军，他就牵着本家的嫂子和邻居杨春霞、张刘英、卢西凤几个一起去。

　　在外面跑过几年、见过一些世面的刘贵军成了这支投案队伍的主心骨，他跑到河南省检察院的接待室说：“俺庄出大事儿了，因为拆迁塠死了人，撞人的是刘大孬，能不能给俺带上去，他想自首。”检察院并不是接受投案自首的机关，他们建议村民们去省公安厅。“我们想省公安厅的警察太多了，还没有说清楚自首就被带走怎么办，就没去公安厅。”刘贵军说，他在中原区交巡警二大队有熟人，就商量去那里自首。他向本刊记者解释，既然去不了北京，中原区离管城区远，也算是异地审理吧。他们一行人赶到交巡警二大队时，警官们已经等在门口。因为男女老少来了10个人，刘贵军赶紧告诉警官，“是后面那个老的”。“大孬推开车门，下了车自己伸出双手准备戴手铐，两个警官走过来把他的手扭到背后戴上手铐，押着他上了楼。”刘贵军演示着。

　　4名死者中有一名是刘大孬的堂弟刘建礼。本刊记者赶到现场时，刘建礼的遗体按照当地的风俗“铺金盖银”地停放在已经搬空的家里，门口不停歇播放着豫剧，刘家的亲朋们穿着孝服守在外面或蹲或坐等候着几天后的葬礼。“建礼是生产队长，出事那天算是拆迁队里的工作人员，站在那边儿，要不然也撞不着他。”刘家的亲戚告诉本刊记者。不太识字的村民在出事后把报纸上的消息字斟句酌地研究了一遍，他们认为与事实有出入，“大孬没有撞向村民，他撞的是拆迁队，除了建礼，村里一个受伤的都没有”。替死者料理后事的村民们告诉本刊记者，“起大孬这个名字不是他不好的意思，是小时候为了好养活，他是个老实人，不爱说话。早上很早就出门了，晚上很晚才回来，从来不参与村里的闲事儿”。可是除了这些，他们对刘大孬没有什么更详细的认知，甚至因为家务事与他冷战多年的二弟刘大学回忆起哥哥来，想了半天也只是说，“他从来没跟人争执过”。沉默且面目模糊的刘大孬在61岁时却做出了让人吃惊的事情。“他不是爱出头的人，撞人这件事，村里轮200个人也轮不上他。”村民们说。

　　陪着刘大孬去自首的村民们被集中在一间屋子里，一直坐到6月3日早晨才被允许回家。村民们并不懂这个程序是为什么，因此一种恐惧情绪在村里蔓延，有人传说“给刘大孬求情的人都被抓起来了”。他们不敢对陌生人公开谈论刘大孬，但又想帮助他。于是，本刊记者在村里采访时经常会被私下拉住或者被塞给一个QQ号，然后这些村民隐蔽地告诉记者，大孬如果能轻判，他们愿意出钱出力。村民们已经替他盘算了这次撞人的代价：“死伤肯定是要赔钱的，那些终生瘫痪的可能赔得更多，他家得倾家荡产。他孙子将来当兵也不行了。”说到这里，村民对拆迁队也同情起来，说是“瘫痪的人里还有20多岁的小姑娘，她也是为了工作，挺惨的”。悲剧过后，冷静下来村民告诉本刊记者：“我们把窗子都拆了，不是不愿意拆迁，如果当初给我们好好解释清楚，这件事就不会发生。”

　　值钱的宅基地

　　南环路边上的南刘庄村只有400多户人，面积并不大，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和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两条道路的交汇处刚好是村子的正中心。从北口进村，道路两旁的楼房都没有门窗，许多房子连外立面的瓷砖都揭了去，只裸露着水泥表面，也有少量的楼房只建了一半，连材料都还放在原地。如果不知道这个村子的来龙去脉，实在很难辨别这里是即将拆迁还是马上建好。村民们基本已经搬出村庄另觅他处，但是因为拆迁的事情没有尘埃落定，白天他们还都回到村里，扎堆坐在墙根下无所事事地聊天等消息，顺便看守房子。晚上冷清许多，只有最顽固的“钉子户”还住在村里。

　　同周围的村庄比，南刘庄村没什么特殊的地方，没有特别富裕也不算穷，就连后来谋生的方式也不新鲜，卖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村上主要的收入来源。曾经当过生产队长的刘老遂告诉本刊记者，1982年分地的时候，村里有1000多口人，每人分到了一亩半地。这是能够回忆出来的村里土地的基数。这个数字第一次大变动是在1992年，郑州市第一钢铁厂占了村里140多亩土地，除了土地补偿，还把一部分村民招进厂里当工人。但是，这个工厂带动周边发展的预期并没有实现，钢厂还没建成就倒闭了，招工的村民成了下岗工人回到村里，土地却没有退回来。此后，2002、2005、2006年村里又先后把土地卖给了黄河科技学院、钢材市场等单位。最后卖无可卖，3年前村里卖出了埋葬历代村民的老坟。如今的南刘庄村还能卖出去的大块土地就是以十字交叉的两条道路为坐标、整齐排列两旁的400多户村民的宅基地。

　　如果不是这次激烈拆迁冲突的遮蔽，村民们对村里的发展还是颇有微辞的——“村里这么多年一个集体企业都没有，办什么赔什么，卖地的钱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村长和书记都不是有想法、有魄力的带头人，“村长的作用就是盖章，你有事找他，请他吃顿饭，章就能盖上”。认清现实的村民于是只能自谋生路，最为妥帖的生产资料依旧是宅基地，他们把多余的房屋出租，靠租金过活。但是，这个生意也不容易。号称向东、向北发展的郑州市南部并不是开发热点，司机们对南刘庄的印象只是“钢材市场很集中”，由于往来货车很多，容易造成拥堵，南刘庄门口的道路改成了单行道。租房子的流动人口并不多，站在村口很难等到出租车，公交线路也很单一。开始流行出租房屋的几年里，村民的房子经常住不满。好日子最近两年才开始，黄河科技学院带了许多学生，周边的佛冈村、王胡寨、七里岩村、尚庄村的拆迁为南刘庄的村民带来了大量的租户。为了能够增加收入，从2007年开始，南刘庄村大兴土木，把房屋加盖到6层、7层。刘大孬家在东西走向道路的北侧，距离十字路口的村中心点不远，按照村民的说法属于地段很好的“街里”。他家盖了7层楼，一楼和二楼都是商铺，分别租给了大药房、电器超市和美发屋，村民们估算，刘家的房租每月起码在7000元以上，再加上刘大孬做了十几年的汽车教练，现在又早出晚归给人运货，家底很殷实，是村里的“上等户”。

　　不过，包括刘大孬在内并没有足够的钱盖楼房，村民们普遍贷款10万到30万元不等，能够让谨慎的村民有如此的魄力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块地的升值空间：西边花园路的地铁2号线已经开始施工了，地铁口离村里并不远。东边是新郑快速公路，从村里上机场高速和绕城高速都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南边还有运河。郑州最贵的房价在东区，大约每平方米1万块，而南刘庄村周边的新小区开盘价也不低于每平方米7000元。村民们希望像郑州市内的城中村一样，依靠地价上涨来致富。

　　模糊的补偿安置

　　动作最缓慢的那部分村民还没有建完新房，南刘庄村的致富道路就不得不终止了。他们的邻居郑州宇通集团有了大动作。根据宇通集团2009年股东大会的资料，这家全国最大的客车企业目前已经接近了设计生产能力，为实现“巩固中国客车第一品牌，成为国际主流客车供应商”的目标，提升市场占有率而急需增加产能。因此，宇通公司计划在宇通工业园周边征地约2113.8亩，进行增加年产2万辆客车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整个南刘庄村400多户的宅基地都在宇通工业园扩建项目范围内。

　　扩建宇通工业园是管城区政府的跨越式发展的重点项目。2009年11月，建设工作组为了项目顺利建设还制订了《宇通公司扩建一期工程征迁安置补偿工作方案》，明确了宇通工业园征迁范围、时间安排、工作步骤、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等方面。工作层层落实下来，乡里承担了具体的拆迁任务，负责人是副书记陈慧军。村民告诉本刊记者，选择陈书记主抓拆迁是因为他“有拆迁经验，能拉下去脸”。

　　拆迁组与村民的第一次打交道就不愉快。4月初召开了拆迁工作的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回忆，会议一共开了两次。第一次是通知了拆迁时间表，没有给村民代表发言时间。隔了一天又开了第二次会议，所有对拆迁有意见、想在补偿款上再讨价还价的代表直接被书记免了职，没有被免职的代表也不再参加会议了。于是，南刘庄村的拆迁工作至今都还没进展到开全村大会的程度。越过村民代表的异议，拆迁工作却雷厉风行，四组的一位村民代表告诉本刊记者：“我还没把《安置方案》从大队拿回家，就开始有人在村里测量房屋了。”租户们听闻拆迁的消息，纷纷找房搬家，村民们即便坚持不搬，也失去了房租收入。

　　促使村民尽快搬走的方案是把搬家划分为阶段，村民搬家的时间排成名次，不同阶段、不同名次所得的安置费不同。刘老遂告诉本刊记者，4月26日到29日是准备阶段，这段搬家的村民在2万元安置费的基础上还可以额外获得2.5万元的奖励。4月30日到5月12日是搬家阶段，除了2万元的安置费，额外奖励从2万元的基础以每10名递减。5月13日后，安置补偿费只有1.5万元。这个方法很见效，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为了拿到档次最高的4.5万元安置费，4月29日那天村里的街道上全是搬家的车，过都过不来。那天后，大约有1/3的村民都搬走了。到了搬家阶段的最后一天5月12日，大部分村民都搬走了。刘大孬的邻居告诉本刊记者，他家是在5月12日下午搬的。村民告诉记者，除了为拿到尽可能多的安置费，还贷的压力也是促使他们快速搬家的原因。已经没有了房租收入，许多村民拿了安置费就去还贷款了。

　　按照拆迁组的规则，搬了家拆了门窗的村民就可以去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签协议领取拆迁补偿款了。刘大孬的三弟妹告诉本刊记者，她估计全村领款的人大约占了1/3。但是，还没进行到“钉子户”们在拆迁补偿上讨价还价的阶段，协议上的模糊表述就成了村民们的心结。协议上安置地点划为“黄河科技学院以北、花寨路以西、南三环以南郑州齐辉摩配物流港所在区域”。这个区域其实与南刘庄村只隔着一条马路，有村民去摩配城和旁边的南海温泉打听，那边并没有得到拆迁的通知。协议上的安置户型只笼统地写为“甲方负责提供多种户型供乙方选择”，而周边其他城中村改造的先例是先做好新楼房的模型或者样板间给村民们看。综合各方消息，村民们的顾虑是万一将来不把他们安置在这个区域而是偏远的地方怎么办？村民们还需要继续以出租房屋为生，不愿意离开这块正在升值的地段。因此，他们格外注意这份协议的效力问题。但是，村民们发现协议的甲方和所有拆迁文件的公章都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村民们揣测着，这个指挥部能不能代表政府，他们斟酌着“建设”两个字，以为这就是一个临时机构——“建完了就解散了，村民的安置到时候去找谁？”

　　这些疑问村民们没有从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得到满意的答案，再加上没有召开全村大会、测量房屋中的摩擦、不时深夜被敲门威胁搬家的骚扰，让村民对拆迁越发不信任，领到补偿款的村民也有人后悔，不满情绪于是在村民中积聚。

　　冲突之痛

　　冲突的前奏发生在5月28日，拆迁队来拆除村里西南角的和保峰家，已经搬家和领了补偿款的和保峰属于后悔的那部分人，他上了房顶，阻止拆迁。在村民们抵制下，拆迁队的首次行动并不成功，四层的楼房只拆了两层。5月28日下午，拆迁队又试了一次，依旧没有完全拆除和保峰的房子，之后放出风来，6月1日正式拆迁。

　　6月1日早上五六点钟，拆迁队就开始了拆迁前的准备，先是开来了一辆消防车，又开来了一辆救护车。这个举动刺激了已经很不满的村民，他们说，“如果是正常拆迁要这些干什么？这是用来防止我们自焚和被拆迁的人打死的”。然后，指挥部组织了几百人的工作队来到了村南口，指挥者是乡里的副书记陈慧军。闻讯而来的村民们也在村南口集合，老人站在前列、年轻人站在后方堵住了拆迁队伍进村的道路。在场村民向本刊记者回忆，大约8点左右，双方发生了冲突。“陈书记拿着带电池的喇叭喊一组上，乡里工作人员组成的一组就冲上来要拉开村民。可是，毕竟是熟人，大家都抹不开面子，效果不好。陈书记又喊二组上，这些人没见过，就打起来了。”一位老年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他推去的电动车都被拉散了。另一位村民在厮打中拽下了对方挂在胸前的牌子做证据，上面写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工作证”。

　　双方僵持不下时，老实人刘大孬开着车从村南口东西走向的道路驶来，打作一团的人群挡住了他回家的路。村民们说不清楚刘大孬的车如何成为拆迁队的众矢之的，“拆迁队先去拉大孬的车门，大孬把两边都锁上了，拆迁队就用砖头砸车玻璃”。被激怒的刘大孬于是加大油门冲向了拆迁的工作人员，撞倒数人后，村民给刘大孬闪开道路，货车由北向南进了村。事情没有结束，大约10分钟后，从村东头绕回村南口的刘大孬再次撞向了拆迁队，又继续行驶了二三十米才停下来。冲突发生时是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的第五天。这份通知要求，各地不能强行实施征地，对于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必须妥善予以解决。

　　悲剧发生第三天，指挥部终于派人来了解村民们对拆迁的意见，每两个人承包10户，挨家登记入册。村民们的不信任依旧很明显，本刊记者在村北口看到一个妇女在跟工作人员提她的条件，每讲一句都要监督着戴眼镜的小伙子一字不差地写下来。悲剧发生的第四天清早，有村民在村中心的十字路口散发打印出来的18条村民意见。在即将到来的谈判里，全体村民需要一个统一的意见。虽然几天的相处，村民们已经部分地放下了戒备，不会在采访当中数次被打断和轮流被要求出示记者证和身份证，他们还是不愿意告诉本刊记者是哪些人在组织这些活动。对比这18条意见和指挥部的安置方案，主要还是村民们想出的约束指挥部的对策：摩配城要先拆除，必须举行奠基仪式，奠基后再拆民房；小区必须有安置效果图、楼间距、房屋构造、房间高低、户型大小、小区配套设施，还要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征求意见；发放给村民的手续上必要有各级政府的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