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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院7位老人外出打工1人身亡 家属索赔30万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28日16:04  民主与法制时报

  敬老院里的老人本该安享晚年,但河南开封县杜良中心敬老院的7位老人却外出打工,年龄最大的超过70岁,年龄最小的58岁。而且,其中一人还客死他乡。

  敬老院里的老人为什么去打工?是谁让他们去打工?敬老院该承担什么责任?

  敬老院打工老人客死他乡之惑

  □本报记者 李梦娟 发自河南开封

  6月21日下午两点,烈日贪婪地烘烤着中原大地,地面温度达到37摄氏度。河南省开封县杜良中心敬老院门前,七八个老人坐在阴凉处纳凉。其中几个老人在打牌,想很久才出一张牌,似乎这样能够更快打发掉这段难熬的时光。

  燥热的天气,并没有影响这座敬老院的宁静。然而,在两个月以前,一个叫金龙的聋哑老人的死亡,让这个只有50多人的敬老院陡生波澜。

  打工老人

  “我叔不是在敬老院吗?怎么会出去打工,还死在工地上了呢?”4月8日晚上,金冬立接到叔叔金龙的死讯。两个多月来,一连串的疑问一直困扰着他,至今,真相对他来说仍是扑朔迷离。

  在开封县杜良中心敬老院,与金龙一同外出打工的还有6位老人。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是58岁的金龙,最大的已超过70岁。

  安才良是打工的老人之一。他回忆,他们是在3月中旬去秦皇岛打工的,那时刚出正月。这个时间段,是农村劳动力向外输出的高峰期。

  安才良告诉记者,出发前,工头曾告诉老人们“谁想去谁去,不想去的就不去”。敬老院有些老人“报了名又不去了”。

  60多岁的安才良,报了名,且坚持去了。出发那天,他和其他几个老人都带着被褥,而金龙只穿了一件棉袄就跟着大伙儿走了。安才良也说不清楚,是谁叫上“哑巴”(金龙)的。另一个打工的老人也表示,不知道是谁叫金龙去的。

  7位老人在秦皇岛从事的工作是为大秦铁路(大同—秦皇岛)更换铁路路轨。

  孙国忠是7位打工老人里年龄较长者,已年过70。他告诉记者,年纪大了,干不动重体力活,搬不动铁轨。他们只是按照规定,调整铁轨之间的距离,用他的话说就是“撞轨”:把绳子拴在一个特定的仪器上,10个人拉着绳子,把这个仪器撞向铁轨,迫使铁轨移动,从而达到调节铁轨间距的目的。

  “有的时候撞五六下就好了,有的时候得多撞几下。”孙国忠说,他们的工作并不累。

  老人们的工作内容,除了“撞轨”以外,在吊车起吊铁轨时,他们也会帮忙扶一下。在安才良看来,这些都不需要付出太多体力,因此“不是很累”。

  虽然不累,这些工作还是枯燥的。老人们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上班,“刮风下雨也去”。早饭过后,他们等着坐班车,把他们送到几里或者几十里之外的工地上。接着是按部就班的工作,工人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很多人都不认识,到我们走了,都还不知道人家叫啥。”安才良说。

  晚上下班,他们回到期盼的宿舍——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工棚建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地上满是羊粪,持续地散发着臭味。安才良说,周边有很多这样的羊圈,主人把羊赶出去,然后租给工地建工棚。

  老人们没有床,地上铺一层塑料布,再铺个褥子,躺在上面也能睡得着,尽管这里没有敬老院的床舒适。“我们人多挤着睡,不觉得冷。”安才良说,金龙没有带褥子来,工头还给了他铺盖。为此,他认为工头是个好人。但是几位老人谁也没有想到金龙倒在了工头的工地旁。

  金龙之死

  “死”这个字眼对于有些老人来说是忌讳。提起金龙的死,70多岁的孙国忠说:“我们几个,数哑巴最小,他才58岁,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先……”孙叹了口气。

  在7位打工的老人中,除了金龙,还有另外一名聋哑老人。工作时,孙国忠和安才良与金龙同在一组,因此两个老人对金龙的照顾相对多些。“我们3个从来不分,怕他不会说话,别人欺负他。”安才良说,“一瞅不着他,我们就赶紧找他。”

  金龙喜欢吸烟,有支气管炎。安才良曾经比划着手势劝他不要吸烟,他认为金龙看得懂他的意思,可是却没听他的劝。

  与金龙无声的交流一直持续到4月8日中午。那天中午下班,工人们翻过山坡搭乘班车去吃午饭。工人多,而车上的座位少。跑在前面的人,就能抢到座位。金龙跑在前,安才良在后面跟着。忽然,金龙跪在了地上,左手撑着地,想站起来,但没站起来。两个人架起金龙,只见他嘴里吐着沫沫。

  孙国忠说,人们把金龙抬进车里,送到一里开外的抚宁县深河乡卫生院。一到卫生院,几个老人就赶紧找大夫。大夫让他们把病人带进来,老人们认为金龙病得挺重,不能下车,让他去外面看看。那个叫王宾的大夫在提供给开封县民政局的证明中写道:“我就到车上看了病人,检查时,患者已经没有呼吸、心跳停止、双侧瞳孔散大,我认定患者已经死亡。我对工人说:‘人已经死亡,你们抬回去吧。’”

  安才良告诉记者,金龙出事后,他们还继续工作。过了两天,才回到家乡。算起来,他在秦皇岛待了大概20天。一天40元的工钱,他们至今也没拿到。

  金龙的侄子金冬立说:“每隔十天半个月叔叔都会回趟家,我们给他些零花钱。”

  从家到敬老院有10公里的路程,金龙每次都骑着三轮车往返。金冬立说,叔叔虽然天生聋哑,但智商没有问题。

  金冬立的妻子田枝梅告诉记者,爷爷奶奶死后,从2007年,一直单身的聋哑叔叔就跟着他们过,直到2008年10月,开封县在杜良镇设了敬老院。今年春节,他们还把叔叔接回家过节。春节后,叔叔回到敬老院就再也没回来过。“这么久没回来,我们也想去敬老院问问,但还没来得及问,他就不在了。”

  金龙的死因,至今尚不明确,尸体仍停放在秦皇岛抚宁县殡仪馆。金冬立说,知道叔叔死亡的真相,他才会火化安葬叔叔。

  探究死因

  4月8日,杜良镇民政所所长张振鹏接到工头从秦皇岛打来的电话:“金哑巴出事了,怎么办?”张振鹏听了怒斥道:“你把活人从我这带走,弄个死人回来。咋办?找家属,看咋解决。”

  接到消息后,张振鹏辗转将此噩耗传递给了金冬立。带着一连串的疑问,第二天,金冬立到杜良中心敬老院,张振鹏接待了他。他要求弄明白叔叔是怎么死的。张振鹏打电话给工头,让他赶紧回开封。4月10日,工头带着一位詹姓老人回来解释情况。但这些解释不能让金冬立还原叔叔生前打工的情况。

  当天,金冬立的哥哥金永生就同工头返回秦皇岛,他没想到,金龙生前工作生活的环境是那么“糟糕”。

  金永生探访了几个老人,有老人向他抱怨,刚开始不适应秦皇岛的气候,有的老人得了感冒,他们说想回来,却没人给他们出路费。

  金永生告诉记者,这次去秦皇岛,起初“工头和几个老人都承认这次打工是敬老院组织的”。可是后来,他们都不承认了。他再去找那几个老人,他们也不太敢说话。在金永生看来,老人们后来说的话都是“敬老院交待过的”。

  记者见到安才良,尚未问他是谁组织去打工的,他就先解释:“不是敬老院组织的。”有时回答记者提问,他也一脸为难:“这让我咋说呢?”

  开封县民政局局长王国亮说,老人是私自出去打工的,敬老院不知道,当时“院长到县里拿医保本,不在敬老院”。王国亮说,工头和敬老院的一个老人是亲戚,于是这几个老人跟着工头打工去了。

  开封县民政局退伍办一位王姓主任说,老人出去以后,敬老院通过村委会找到老人家属询问情况。但是金龙所在村的村委会主任那天正在医院做心脏手术,于是派人去金家问金龙在不在家。

  金冬立说,从来没有人到他家打听过叔叔的情况,直到人死了才通知他。田枝梅告诉记者:“我们后来与民政部门交涉,多次问他们,为啥我叔不在敬老院了,也没有人通知一声?他们都不说话。”

  金冬立说:“如果是他们私自出去,院方为什么在7名老人同时离院时间那么长的情况下,不通知家属,不报失踪?这难道不是他们的失职吗?”

  张振鹏却告诉记者,老人离开敬老院时,当时只有聘请的副院长耿振芳知道,但他没能阻拦住7个老人,因此事,耿振芳被辞退了。张振鹏也因此事写了检讨,并在全县通报批评。

  神秘工头

  对于敬老院老人外出打工一事,张振鹏说,这是不允许的。以前,工头就跟张振鹏说过带老人去打工的事情,“被我阻止了”。张说,他和工头只通过电话,彼此并不认识。他只知道工头姓赵,都叫他“老赵”。去打工的老人也都称工头为“老赵”,不知其名。

  金龙的侄子金永生曾和工头一同去秦皇岛探究叔叔的死因。他甚至也不知道工头的名字,像别人一样称呼他为“老赵”。金永生说,他和老赵一路上交流得还不错,老赵说他去年还带开封县八里湾镇敬老院的老人打过工,也是干的铁路上的活。这一点在安才良那得到了印证,他也听说过此事。

  聊天中,金永生知道老赵就是本县曲兴镇苗营村人。老赵还告诉金,他曾在苗营村当过七八年的村主任。

  依据这些线索,金永生去苗营村找老赵。在村民的带领下,到了赵家,结果却找错了人家。这不是工头老赵家,是工头的哥哥赵文亮家,要找的人不在家。

  赵文亮的媳妇知情后不依不饶,非得找工头老赵算账:“出了事,他说是村主任,往他亲兄弟身上栽赃,他为什么不说出他自己的真实身份?死人家属跑来讨债,不晦气吗?”

  事实上,赵文亮在村里当了十来年的村主任,他和弟弟虽住前后院,但已多年没有往来。“俺俩从来不说话。”赵文亮说。

  村民说工头叫赵富松(音),他们都知道敬老院老人死在赵富松工地上的事。对于赵的人品,村民不愿多做评价。

  这个与兄弟不和的赵富松在老人安才良看来是个“好人”,不仅仅因为他给金龙一套被褥,安才良认为他的好还体现在,金龙出事以后,赵富松嘱咐老人们:“别说你们是敬老院的,这样能给金哑巴多赔俩钱。”

  虽多年没有来往,赵文亮对赵富松做的事情多少还有些了解。他说,这次去秦皇岛打工,赵富松还在本乡的敬老院找了6个老人,“火车票都买好了,院长没同意去”,于是赵富松就带着本村的十来个人和杜良中心敬老院的7个人去了秦皇岛。

  电话中,赵富松告诉记者:“敬老院不知道我带老人出去打工。如果有责任,可以让民政局起诉我。”

  可是,杜良镇民政所所长张振鹏认为:“他(赵富松)是个人,也承担不了。”对于是否要追究赵富松的责任,开封县民政局副局长王国亮反问道:“也不构成什么刑事犯罪,怎么追究责任?”

  金龙的侄子认为敬老院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他们索赔30万元人民币。对此王国亮说“他们是敲诈”,“老人活着生病的时候都不去医院”,人死了却来要钱了。整个开封县的敬老院每年死十几个老人,金龙只不过死在了外面。

  王国亮告诉记者,敬老院的老人都是“五保户”,政府负责他们的吃、穿、住、医、葬。“就是(工头)赔钱,也是赔给敬老院,不是赔给你(金家)。”

  金冬立找工头老赵理论,对方也推脱:“我跟你说不着,人是从敬老院带出来的,我只跟敬老院说。”

  据王国亮介绍,杜良中心敬老院是公办敬老院,由县财政统一拨款。敬老院每个老人每年的标准是1600元,这些钱政府只管基本的吃、穿、住、医等,但不管老人抽烟喝酒。

  这一点孙国忠十分清楚:“想改善生活,只能自己出去挣钱。”他告诉记者,有很多工头找老人出去打工,金龙出事不久,杜良敬老院有3个人又去北京打工了。只不过这次他们出去“给院里打了个条,意思说,出了责任与敬老院无关”。

  孙国忠说,他们“上北京栽花,一天30元”,他也想去挣俩烟钱,“要不烟钱不够啊”。但金龙出事后,70多岁的孙国忠担心万一哪天病了怎么办,于是静心在敬老院养老。(注:安才良、孙国忠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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