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平分房享受的优惠让人怀疑

　　李舒平何许人也？杨道璋此前不曾关注。但按指点查下来，他此后的上访重点，变成了指控李舒平顶替他的位置。

　　在掇刀区白庙街道办事处2005年的一份文件中，对李舒平是这样介绍的：“男，现年37岁，1987年10月至1992年6月李先后在荆门市物资储运公司、白庙精细化工厂任司机，1992年7月至1996年7月在白庙企管会任司机(1993年8月)招工；1996年8月至1999年12月在白庙街办任司机；2000年至2002年先后任街办经贸办主任、副主任；2003年元月调入街办劳动保障事务所任所长”。

　　据了解，经贸办即由企管会改名而来。

　　李舒平的工作简历，确实与杨道璋有重合点，1990年杨道璋也被分配至白庙街道办企管会，却一直未能上班。

　　调查过程中，杨道璋获得了一些材料，包括李舒平1993年的招工登记表，1996年的任职通知，1997年的《核编准增通知单》和1999年的《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以上日期均为表上所填写日期)。

　　这些材料显示出了许多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招工表与《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字体完全不一样，很可能不是同一人填写；其次，不同的材料上显示李舒平参加工作的时间和工作履历也不一样，比如，2005年的调查结论说1996年8月至1999年12月他在白庙街办任司机，但录干表上显示，他在1996年后担任白庙工业联合公司副经理，而在1997年的《核编准增通知单》上，原所在单位一栏却写着“区建安公司”。

　　更为奇怪的是，招工表和录干表上，李舒平父亲的名字也不一致，一为“李家元”，一为“李永元”。

　　李舒平现在的身份是白庙街道办劳动保障事务所所长。

　　杨道璋据此认为：“李舒平的身份为农民，是在代替我的位置上班一年多才补了一个空挂假招工手续”。

　　他的一个有力证据是，1999年，东宝区进行房改的时候，分了一批房子，当时只有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才享受房改优惠政策。其他人即使属于事业编制，也需出市场价购买。

　　而白庙街办的文件也显示，李舒平身份为工人，白庙街道办信访负责人王燕华说，李舒平是事业编制。但李舒平却在这次房改中享受到了房改优惠政策，杨道璋认为，只有顶替自己的资格才有可能。

　　对于李舒平顶替杨道璋身份买房的说法，白庙街道办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也说，他认为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当时即使是全额事业编制的，也是按市场价购买，不享受房改优惠政策。

　　杨道璋开始举报：“白庙街道办事处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用没招工招干的农民代替文革师范生的位置当官。”

　　补发工资、解决住房、作退养处理，但事情并未结束

　　上访十几年后，杨道璋一家已经沦落到了悲苦境地。外债借了数十万，代成玉又一身是病。没有房子，只好搭几个棚子容身。后来棚子成了危棚，他就搬到了白庙街道办的办公楼，被街道办安排住在一间门面房内。

　　到了后来，他们连坐车的钱都没了，上访要走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走到要上访的部门，候着领导。走得远的时候，每天要走几十公里。

　　女儿上学，学费和生活费也一直是东拼西凑，实在没钱的时候，一个馒头就是她全天的食物。

　　伴随的还有屈辱。2003年，当地晚报刊登一篇《一贫困生7000元费用一笔勾销》的文章，正是以他们女儿为报道对象的。文章的通讯员是女儿的班主任，文章说她“自幼失去父母(父亲因车祸身亡，母亲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由其姨母收养。”

　　2005年，杨道璋一家终于赢得了翻身仗。这年4月，白庙街道办发出7号文件，决定对他的问题作出如下处理：一是据实补发杨道璋1990年4月至1992年3月落实政策到企管会期间及1993年4月至2003年3月未工作期间的工资；二是把他的身份定为事业干部，将他作为事业单位退养人员处理；三是负责为杨道璋落实房源。

　　这一处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杨道璋多年上访的诉求。虽然他对历史问题仍然没能说清楚很不满意，但毕竟结果是好的。

　　然而接下来，他却无法认同定出的工资标准，也坚持要回分给李舒平的房子。这之后，他们又开始了长达5年的上访，这次上访的焦点变成了两个，一是工资标准，二是到底该补偿哪套房子。

　　杨道璋说，对于工资标准，他认为少算了很多，对于住房问题，有领导也曾口头承诺收回李舒平原先分配的房子，再分配给他。有领导人不仅答应收回房子分给他，甚至还让白庙街道办信访人员王燕华带他实地去看房子。

　　王继华证实，确实带杨道璋看过李舒平分的那套房子。“当时领导找他来谈情况，领导让我带去看看”，“也不知道领导是什么意思”。

　　但掇刀区信访局副局长阳玉峰认为，杨道璋要回李舒平原先分配的房子的要求，明显是偏执的表现，因为这套房子已经卖了几轮了，杨道璋要房子的举动，就像要把泼出去的水再收回来。

　　然而，杨道璋坚持认为：“我的要求都是合理要求，并不过分。”他说，上访二十年，他已经快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也实在不愿意再上访了，“如果我没有遭遇这些黑幕，如果不是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我又怎么会去上访，政府部门又何需花这么多钱，防止我上访？”

　　多个部门拒绝作出回应

　　本报记者 叶铁桥

　　2010年5月21日，记者前往湖北荆门就杨道璋工作问题进行采访，在采访政府部门时，虽辗转多个部门，却少有人愿意作出回应。即使有人说上两句，也强调现在问题的焦点是工资标准和房源问题，前面的历史不再争议。

　　李舒平拒绝接受采访，说上头已有结论，让记者去找掇刀区纪委和组织部。

　　知情人士透露，掇刀区区委老干部局局长郑忠富专门负责调查处理杨道璋的问题，最了解情况。5月21日上午，记者在掇刀区政府办公楼5楼找到郑忠富，他却说：“我不了解，我完全不了解。”并要记者去找信访局或人事局。

　　郑忠富告诉记者，人事局贾局长最了解情况，他就在三楼办公。

　　然而，记者到了人事局后，却被告知贾局长已多年未到局里上班。

　　记者又给掇刀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克英打电话。她表示自己正出差在外，对于杨道璋举报李舒平顶替的问题，她说：“纪委参加过调查，不存在顶替的问题，可以看档案。”

　　她建议记者找郑忠富，记者回应“郑忠富说完全不了解此事”。李克英在电话中说：“他怎么会不清楚？他对这个事最清楚。”

　　记者再次去找郑忠富，但他已离开办公室。拨通他的手机，郑仍然坚称不了解情况，让记者去找信访局。

　　然而，戏剧性的是，掇刀区信访局副局长阳玉峰得知记者来意后，马上表示：“我们有具体包上访户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请跟郑忠富联系，他是老干部局的局长，他最清楚情况”。

　　阳玉峰让掇刀区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联系郑忠富，但郑忠富仍不愿接受采访。

　　5月21日下午，记者联系到掇刀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人事局局长、编办主任滕明欣，她回应说安排副主任许云华接受采访，记者见到许云华后，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他也强调郑忠富最了解情况，但他与郑忠富通完电话后，却让记者找白庙街道办党委书记赵正旺采访，并说已经作了安排。

　　当记者打通赵正旺的电话后，赵却说正在鄂州，并说组织上并没有安排他接受采访。

　　此后，记者又多次联系郑忠富，但他始终未接受记者采访，也未对杨道璋的问题和是否存在顶替情况作出解释。

　　对于杨道璋的问题，掇刀区信访局副局长阳玉峰说：“我们的维稳成本是很大的，在杨道璋身上，这几年，保守地估算，花在他身上的人力、物力、财力加起来有几十万。”

　　采访像上访

　　叶铁桥

　　从年近不惑到年近花甲，整整20年，与其他很多上访者一样，杨道璋夫妇要为证明一些细枝末节的事实而耗费年华。

　　记者问，这样做值得吗？杨道璋的妻子代成玉老泪纵横：“不是我们想上访，是逼得没有办法，到了后面，没有其他出路了，只能一条道走到底。”

　　有些人说上访的人偏执，掇刀区信访局副局长阳玉峰就认为杨道璋很偏执，并举例证明杨“思想的偏执程度”。但杨道璋说：“不是我们想偏执，不也是被逼成这样的吗？”

　　20年来，这对夫妇上访的那些部门，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不少人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看到他们俩避之唯恐不及。有些人被他们堵了个正着，不是借口要开会就是外出，要不就是找别的理由把他们打发走，或者告诉他们“明天再来”。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20年晃晃悠悠就过去了。

　　查清和解决一个问题真的那么难吗？需要上访者和政府耗费那么巨大的成本吗？这里面，究竟有一种什么机制，或者什么样看不见的手在起着作用？

　　5月21日，荆门市风狂雨骤，当记者在荆门市掇刀区和白庙街道办多个部门寻求采访的时候，辗转由一个部门引向另一个部门。跑了一整天，去了近10个单位，联系了包括掇刀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老干局局长、人事局局长及副局长、信访局副局长、白庙街道办书记及副书记后，却一直未能获得明确的解释。对于掇刀区声称调查过，杨道璋上班一事不存在顶替的情况，也未能得到任何证据证实。至于那些疑点，更无人作出解释。

　　这次采访多少看起来有点像上访，记者因此也深刻地领悟到了“老上访户”究竟是怎么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