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厝葛村的投毒案

　　同一个家族，8年时间里，7人陆续死于同样的症状。投毒者的落网，终结了家族怪病的疑云，却又牵出了手足相残的迷局。

　　主笔◎王鸿谅   摄影◎黄宇

　　“怪病”

　　自打父亲黄春金过世，黄家的子孙就接二连三地出事。症状都一样，好端端突然就身体僵直，手脚抽搐，口吐白沫，且发作起来不分男女老幼。“最多时，四五个人一起抽，送到医院躺在那里，一排都是我们家里的，真是吓人。”在四子黄振河家里，家人向本刊记者回忆起来依旧心有余悸。虽然每次都查不出结果，但因为症状跟癫痫相似，就是俗话说的羊痫风，次数多了，黄家人都觉得脸上无光，“悄悄找车送到医院，都不敢让人知道”。

　　他们疑心是某种家族遗传病，私下里偷偷问过村子里的好些长辈，但老人们都说，以前从来没见过。在詹厝葛村这个小地方，如果谁家有遗传怪病，肯定是瞒不住的。一成不变的生活里，任何变化都是全村的新闻，更何况这里家家都姓黄，盘根错节地总能扯上一些关系。村史上说的是明正德年间詹姓最早在此地置居，故名詹厝葛。后来土地被江夏人黄氏买去，开枝散叶，村名未变，到如今总共300多户。

　　村庄地处广东揭阳南部，以前隶属葵潭镇，现在隶属大南山华侨管理区。不过行政归属对村子并没有实质影响，村民们靠农田和果林为生，因为地处丘陵、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田分下来，人均只有两三分，各家开荒种树，荔枝、龙眼之类加起来，也就三四亩。如果不外出打工，一年到头的累，也不过填饱肚子。“种地打工，钱都是一点点地挣，看一次病，就是一把把地花。”没有经济能力去追根究底，只能习惯各安天命。“我们又没什么文化，医生查不明白，我们有什么办法？”黄振河说起来，语气激动，神情无奈。

　　这里也是一个典型的潮汕村庄，有自我顽强的文化习俗和语言氛围，普通话跟外语一样不通用。黄振河是四兄弟里普通话说得好的一个，因为他早年就出门打工，东莞5年，再到江西5年。他说：“我们这里的人，虽然念书就学普通话，但一回家就不会讲了，非得要出门打工。”在潮汕的风土人情里，语言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保护屏障，一句“听不懂”，就能把所有提问堵回去。黄振河的三哥黄振贵就是这样，他坐在屋外的荔枝树下吃荔枝，也邀请本刊记者坐下，“多吃点”，可是一听到问题，就不愿再多说话，追问下去，只说“听不懂”。只有回到方言的语境里，话才稍稍多起来。

　　最早出事的，就是黄振贵和妻子黄木香。时间太久远了，家人能回忆起来的细节都有限，只记得大约是2002年的夏天，黄振贵从姐夫家吃完晚饭回来，刚走到家门口，突然眼前一黑就摔倒在了地上，醒转过来发现嘴边有血，爬起来吐了口血水想往家走，再次昏倒。那个时候，黄春金留下的老宅还在，一栋传统的“四点金”建筑，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厢房。原本四兄弟都住在里面，后来老二黄仁发自立门户搬了出去，老四又外出打工，就只剩下老大黄振秋和老三黄振贵，两家人各居一侧。昏倒的黄振贵被大嫂黄月英发现，赶紧叫人来帮忙，村卫生站的赖医生也赶来看过，“就是手脚抽搐，嘴角有白沫，没有呕吐，以前在村里从没见过，也不知道是什么病，让他们赶快送到医院去”。

　　离村子最近的葵潭医院在葵潭镇上，老辈人还习惯性地叫做葵潭卫生院。只不过愿意去那里的人越来越少，真碰上什么病，村里但凡手头宽裕一点的，都愿意直接去普宁的流沙医院，赖医生告诉本刊记者，“条件的确比葵潭医院好得多”。至于他的卫生站，“基本就没什么生意可以做，村里本来人就不多，也就是头痛脑热来拿个药”。他是外村人，因为有亲戚在这里才过来行医，每天清闲地喝着功夫茶，心里也很无奈。

　　黄家的人选择了葵潭医院。很幸运，黄振贵抢救过来了，可就在住院的第二天，陪护他的妻子黄木香出现了同样症状。“就在给我三哥擦脸的时候，突然叫了一声就倒在地上，手脚抽搐，表情痛苦。”黄振河当时并不在场，他是在综合了家人的回忆之后转述，“三哥一个人这样还没什么，三嫂也这样，当时就有些吓人了”。还好出事时就在医院里，黄木香也被及时抢救过来。此后黄振贵夫妇一切如常，还陆续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和两个儿子。只是怪病和羊痫风的说法，此后不胫而走。

　　蔓延

　　怪事没有在黄振贵夫妇身上终结，反而波及家族里下一代孩子们身上，症状都是一样的，每次也都是送去葵潭医院。这一家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每次医院究竟怎么治疗，他们完全是糊涂的，他们也没有保留任何病例和药方。黄振河解释说：“看病不都是这样的？医生给我们个单子交钱，我们就去把钱交了，要拿药，就拿着药方去窗口，然后医生盖个章，把药给我们，药方就收走了。”

　　只是小孩子们情况比大人更加危险，黄振贵的大女儿出事的时候，“医生都说没救了，不肯治了，还是大人们哭着求医生，不管怎样都要试一下”。黄振河的妻子向本刊记者回忆，“结果也不知道医生打了些什么针，反正后来吊着瓶，人就救活过来了”。那次住院的还有其他兄弟的小孩，所以村里又有了新的传言，说他们家的怪病可以通过口水传播，小孩子们喜欢争抢同一个东西吃，才一起发病。也不管有没有科学依据，流言之后，村里的人表面不说什么，心里就本能地开始提防，功夫茶的小杯子，外人用过后，都会收起来消毒，“万一是真的怎么办？”

　　死亡从孩子们身上开始。发病的小孩太多了，黄家的人自己都开始分不清先后顺序，综合了众人的回忆，只能确定在2002至2007年之间，陆续发病的十几个小孩里，一共有4人死亡，分别是老二黄仁发的小女儿、老三黄振贵的二女儿和年仅3个月的小儿子，以及老四黄振河7岁的大儿子。潮汕之地男性社会地位的根深蒂固，也导致了农村各家各户小孩普遍在三四个以上，得了女孩的，必须生出男孩，得了男孩的，想要更多男孩。或许也是因为孩子普遍偏多，4个小孩的陆续死亡，除了各自家人的悲痛，并没有引起更多重视。事实上，出于名声的顾虑，就连家族内部都想淡化这几起死亡事件。“其他小孩以后长大了怎么办？要是都知道家族里可能有这个病，还怎么娶媳妇？怎么嫁出去？”

　　第一个死亡的成年人是黄振贵的妻子黄木香，2007年正月初三，正逢过年，所以家里人记得清楚日子。虽然她已经是第五名死者，可是因为有病史在先，她的死依旧没有引起重视。葵潭医院的医生们也没有设想过其他可能，变换别的治疗方式。“本来还问些别的，一听又是我们家的，就只‘哦’一声，不再问了。”直到当年夏天，黄仁发家4个小孩一起发病，村委会的干部们实在觉得蹊跷，才当成重大事件层层上报了。

　　村主任黄炳顺向本刊记者回忆，“就是当做怪病上报的，村里和镇里的医疗条件不好，想请上级的部门帮忙查清楚，看他们家的病能不能治，也算是帮帮他们家，不然老这么出事，也很吓人。以前也根本就没有过投毒的说法，我们这个村又不富裕，除了过年走亲戚，根本都没有外人来，怎么可能往那个上面想？而且黄家的几兄弟都是老实人，不跟人结仇结怨，更加不可能想那些”。

　　村委会报到大南山华侨管理区，然后再报到揭阳市，最后下来的调查组规模庞大。黄炳发的弟弟黄文信记得，“来了很多辆车，揭阳市和广东省的专家都出动了，我还记得有个揭阳市红十字会的神经医学的老专家在村里调查了一天，问了很多问题，很耐烦。还有工作人员到发病的人家里取了很多样本，村里以前从来没有下来过这么大的调查组”。在村里的黄家三兄弟和家属，由村委会组织，每家选出几个代表，到揭阳红十字会抽血化验。而远在江西的老四黄振河一家，也接到专人的电话，让他带孩子去做一些化验，把化验单寄到指定的地址。

　　遗憾的是，这次的调查并没有结果，反倒加深了村民们对于遗传病的想法，“不然广东省下来神经医学的专家做什么？”黄文信从黄炳顺那里听说，专家们在调取样本的时候，从老三黄振贵家里找到了一包年代久远得自己都忘记了的毒鼠强，“所以，也传出了另一种说法，怀疑是老鼠药的包装破了，他们生活中不小心被毒到了”。但这都是猜测，从黄家采集到的样本，无法提供确切的答案。毒鼠强中毒的患者，只有在第一时间做血液检测，才能用专业设备检测出毒素来，过了两三天之后，这种小分子的物质就会从血液中消失，除非检测内脏等部位的样本，否则很难出结果。可这种检测，对活人来说，可能性几乎为零。

　　只是没有人来给黄家的人解释这些复杂的道理，调查是上面免费来做的，等于是对他们的恩赐，就算没有结论，他们也只能接受。调查组也给了这家人一些建议和提醒，黄文新说，“让他们以后再出现发病情况，要保留好现场，吃过的东西啊，呕吐物啊，都要保留起来，而且一出事就要马上报告”。

　　频频的发病，也让黄家的人开始疑心自己的风水，黄振河的妻子告诉本刊记者：“2002年老人走之前，家里都好好的，结果他走了后，就开始这一串的事情，说不定就是老人在下面有什么不如意，风水坏了。”族人商议后，他们家就动手迁祖坟，亲戚说：“看着他们家折腾了好几次，也没见好起来。”奇怪的是，2007年这场调查后，突然一切都好了起来，风平浪静，再也没有出现过发病者。

　　命案

　　噩运再次降临是2010年7月15日凌晨，死者是老二黄仁发和妻子黄雪桂。这是稻谷和荔枝成熟的季节，也是詹厝葛村最忙碌的时候，地里的庄稼要收割，林子里的水果要采摘，还要用摩托车载到葵潭镇上去卖。黄仁发是村里出了名“最勤恳、最任劳任怨”的人，除了自家的地和果树，他还承包了三四亩稻田，从种到收，全靠他夫妇两人。自家的忙完了，这样的农忙季节，还要到别的村去帮忙，挣些辛苦钱。“一年到头就没有闲的时候，晴天有晴天的活，雨天有雨天事。”说起这些，黄家的人没有不感慨的。

　　7月14日，黄仁发夫妇到邻村帮人收荔枝，回来已经是次日凌晨了，黄仁发跟黄振贵在外面喝了一会酒，就回了家。看到锅里还剩了一些粥，夫妇俩舍不得浪费，就分着吃了，黄雪桂吃得多些，有两碗。结果凌晨1点25分，才上床不久的黄振贵就接到了黄仁发的电话。两家相隔也就几十米，黄振贵赶过去，看到了恐怖又熟悉的情景：黄雪桂倒在地上，手脚抽搐，浑身颤抖；黄仁发一边用筷子撑开妻子紧咬的牙，一边向村委副书记黄清泉打电话求助。话还没说完，“他惨叫了一声，也倒在地上开始抽”。黄振贵赶忙打电话给大哥黄振秋和其他家人，还打给黄文信，请他帮忙找车。“我接到电话是1点42分的时候，他没说是什么事情，就说要车，很急。”黄文信对本刊记者回忆，“我也没多想，赶紧打电话联系了一个出租车，20分钟就能从葵潭赶过来。”结果抢救无效，黄雪桂送到葵潭医院后就被诊断已经死亡，而黄仁发死于凌晨4点多钟。黄振贵手里只留着两张最后的缴费单，总共1000多块，“西药费700多元和治疗费200多元，也不知道是什么药”。他还记得，“送到医院，医生要给我哥插管子洗胃的时候，他的喉咙都硬了，插不进去了”。

　　大南山华侨管理区的警察7月15日早上8点多钟赶到村里，“来了8辆警车，封锁现场、提取证物”。这是黄家陆续死人之后，第一次有警力介入。因为不久前的端午节那天，黄家出了件怪事，已经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村主任黄炳发告诉本刊记者，“端午节过后，黄仁发就到村委会来反映情况了，说他家的鸡死了，他说端午节那天拜完神后回家，看到家里锅边的米饭上有些白色粉末，以为是飘落的香灰，就把米饭舀给鸡吃了，结果，第二天鸡都死光了”。村委会把事情报上去，管理区的警察不动声色地来了村里，“警车都停在离村子还有几里路的村口，来取了一些物证就走了”。奇怪的是，直到黄仁发夫妇的死，也没有任何化验结果反馈回来。

　　7月15日中午，黄仁发夫妇的尸检过后，死亡事件迅速升级为命案。当天下午，警方陆续传唤了村里许多人去问口供，包括老大黄振秋夫妇。结果，村里其他人都回来了，只有黄振秋夫妇没有回来。两天后，大嫂黄月英也回来了，但黄振秋还是没回来。黄振河买了15日下午的票，回到村里是16日上午，还来不及从悲痛中缓解过来，就听到了更令他错愕的消息，“黄振秋承认了，这次是他投的毒，以前也是他投的毒”。也就短短一天，消息传遍了全村。

　　恨意

　　从警方那里传出来的作案动机很简单，只是为了2000元的旧账。2002年黄春金的丧事总共花了1万多块钱，跟亲戚们送的礼钱一抵消，还有些结余，黄振秋提出要拿回自己多出的2000元医疗费，但老二和老三都不同意，老三觉得父母一直跟着自己吃住，如今大哥多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其实按照詹厝葛村的习俗，父母都由最小的儿子来赡养，可是老四黄振河长期在外打工，所以老三黄振贵就承担起了这份义务。这场争执，败下阵来的是黄振秋，也成了仇恨的药引。

　　除了警方问出来的这2000元钱，在村里寻找黄振秋的动机简直是徒劳。黄家几兄弟之间，并不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日子都差不多，在村里也就是中等偏下。2009年，黄振秋和黄振贵一家陆续修了新房，从老宅里搬出来，两家人的房子，都是他盖的。黄振贵的新房，其实是老四黄振河出的钱，七拼八凑地借了20万元，新房子给三哥住，算是对三哥这么多年照顾父母的补偿。而黄振秋家的房子，靠的是自己的积攒。现在，他在村里帮人盖房子的工钱，熟人一天都要开价七八十元。家境最差的是死者黄仁发一家，他们至今还住在老房子里。虽然命案后大门上已经贴上了封条，但从窗户里看进去，阴暗和破败一览无余。

　　黄振秋留给家人和村民们的印象大同小异，“闷葫芦，话少得很，很老实”，“就算他帮你盖房子，一天也不会跟你说一句话的”。而在村民们看来，“黄家四兄弟的感情一直不错，经常相互帮衬，一起干活，一起喝酒”。8年持续投毒的恨意到底从哪里来，实在像一个人心不可测的谜。所以，警方目前的调查结论，更加让全村人不寒而栗。黄文信说：“太想不通了，他们家人发病的时候，黄振秋都会第一时间赶过去，出力又出钱，他下毒，图什么呢？2000块钱至于要记这么久吗？8年了啊，他一点反常的迹象都没有。”而黄炳顺想起了另一个让人有些心里发毛的细节，“7月15日，他也帮忙送人去了医院，后来尸检，是他作为家属代表去的，当时我们这些村干部都不敢看，只有他看了，还说‘没什么，跟杀猪是一样的’”。

　　7月19日上午，黄振秋在警察押解下回村指认现场，他神色平静，不吵闹也不喊冤，黄家亲属们内心唯一的期望也破灭了，黄振河说：“我们真不敢相信是他做的，以为他看到人会喊冤，可是他这么平静，我们还能怎么样？不信也不行了。”他只能把混合了悲痛、震惊和失落的复杂情绪，通过另一种方式寻求释放，他想不通警方的调查，“为什么端午节出了投毒事件，警方的调查化验都没有结果？如果早一点行动，二哥二嫂还会死吗？！”他也想不通葵潭医院，“治来治去，怎么就发现不了是中毒？”他还想不通2007年的调查，“查来查去，到底是个什么结果呢？也没人告诉我们啊”。激动起来，他就陷入了宿命论，“都怪我们是农民，什么也不懂，谁都能糊弄我们”。

　　就在黄振秋指认现场后的第二天，死者黄雪桂的家人愤怒之下冲到黄振秋家砸了几轮。黄振秋的4个孩子远远地眼睁睁看着，什么话也没有说。这栋还没有完工的新居，玻璃全都砸烂了，电视机壳也被砸出了个洞。黄振河暂时收留大嫂和4个孩子，让他们住到自己的房子里，而二哥的那4个孩子也暂住在他的家里，加上黄振贵的4个孩子和自己的两个孩子，两层楼的房子里，挤得满满地都是人。

　　7月22日，黄振秋的4个孩子回了家，默默地把屋子清扫了一遍，扫出了一大桶玻璃碴。虽然内心无措，但生活还要继续，他们只是变得更加沉默，勤奋地参与家族的劳作，其他的什么都不说。7月25日，本刊记者第三次到访詹厝葛村，刚好赶上一大家人在小学的操场上收稻谷。难得这天太阳好，所以黄振贵家的稻谷早早地在操场上晒上了，只是因为台风过境，村里的天气晴雨不定，下午天还晴着，远远就传来了雷声，一家人赶紧出动，要把稻谷都收起来，装到麻袋里。壮劳力只剩下老三和老四了，其他的都是孩子，最大的那个，也不过20岁。四家人的孩子都在一起相互帮手，最小的那几个，还完全不明白家族中的剧变，在操场上一路追打，笑得大声又无邪。这是悲剧中最温暖的画面，血浓于水的亲情终究还是无法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