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认定父亲为1500元钱杀死奶奶

　　乡村女教师的人生因命案改变

　　□特约撰稿 刘佑清

　　发自贵州修文

　　年过五旬的罗仁贵和余佑凤夫妇，生活宽裕，却因为1500块钱，“杀害”了年过七旬的亲生母亲。2008年9月1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判处余佑凤有期徒刑20年。

　　同样的罪名，其丈夫罗仁贵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对贵州偏远山村的夫妇，在走过人生的大半之后，突遭牢狱之灾。理由是，罗仁贵伙同妻子余佑凤“亲手杀死”的是自己年过七旬的亲生母亲。而杀母，则是因为“买摩托车差几百块钱”。

　　“我奶奶绝不是我父母杀死的，我一定要给他们讨个公道。”这个信念改变了罗仁贵和余佑凤的女儿罗文碧的人生。

　　父母被判重刑

　　“高考那几天，我就应该去监狱探监。我知道我爸一定会等着急了。要等高考过后，我才能踏实地去探望他。”罗文碧开始讲述她家的“遭遇”。

　　此时此刻，罗仁贵的确在等着女儿的到来，因为，每月月初女儿罗文碧都会来的。

　　“每次都是说些家常事和有关案子的事情。”

　　但这次不同，罗仁贵在报纸上看到又一个冤案得以昭雪，被判死缓的赵作海在服刑近10年之后无罪释放。

　　罗仁贵开始拿自己和赵作海比较起来。

　　年龄上，赵作海仅比自己大两岁。不同的是，被赵作海“杀死”的人又奇迹般活过来了，然而罗仁贵的母亲却是他亲自发现死在床上。

　　“每次见面，他都会一遍遍地对我说自己是被冤枉的，一定要救他出去。在他面前，我总会充满信心地安慰，暗地里，却只能悄悄地抹眼泪。”罗文碧黯然神伤地说。

　　“我是家乡小箐中学的数学老师，从事教学工作12年。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日子过得也算平静舒心。然而2008年，灾难突然降临。奶奶突然死了，我父母成了杀死奶奶的‘凶手’。这一切，注定要改变我今后的人生之路。”

　　“为了证明父母的无辜，我委托法医学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教授张益鹄对我奶奶的尸检鉴定书进行复核审查。张益鹄根据资料复查结果和分析说明，认为奶奶系自缢死亡，而不是警方认定的被他人勒死。”

　　情况似乎出现了转机，然而罗文碧却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即将看到希望之时，张益鹄得脑溢血身亡。“那个时候，我近乎绝望了。”罗文碧重重地叹了口气。

　　“一审判决下来，父母分别获刑‘无期和20年’。贵阳一律师找到我，说如果出10万，保证我父母能出来。”

　　然而，罗文碧签下10万元的协议请该律师作为自己父母的二审辩护律师之后，二审依旧维持原判。“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如今，罗文碧依旧愿意向人们提及2008年那个春节家人的遭遇，尽管那一年，她家破人亡。

　　命案前后

　　2008年的春节，因为那场雨雪冰冻灾害，停电、交通不便，村民们只能呆在家中。

　　“那个时候的菜卖得特别贵，平时几角钱一斤的折耳根，那段时间要卖几块钱一斤。父母想趁过年多挣点钱，从正月初二开始，就开始挖折耳根，然后老两口步行几公里到集市去卖。”

　　然而，罗文碧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正月初五那天早上，准备拿农具去挖折耳根的父亲，下半辈子要在牢中度过。

　　“被当成犯罪嫌疑人是因为父亲当初一个‘愚蠢’的行为。见到奶奶尸体的时候，他最先想到的居然不是报警，而是上前摸尸体身上的钱。”

　　罗文碧的奶奶名叫张友珍，72岁，膝下8个子女，罗仁贵是其长子。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一直身体硬朗，“还种了很多田地”。当地村民介绍，以前张友珍和丈夫一直住在四儿子家，2001年丈夫过世后因为和儿子吵架，就搬到长子罗仁贵家。

　　“在我家住了半年，我奶奶就坚持搬到一个又矮又黑的小土坯房里居住，距离我父母那儿步行10多分钟的路程，且没有邻居。平时就是我父母照顾奶奶。”

　　“我父亲曾说过，发现奶奶死后，他鬼使神差地在尸体上翻了许久，没有任何收获后才打电话通知我的叔叔和姑姑，奶奶死了！”

　　儿女们为母亲张友珍清洗完身体后发现，“脖子上有勒痕”，同时罗仁贵的儿子在床脚找到带血的帕子。

　　“叔叔姑姑们报了警。接着，罗仁贵夫妇被县公安局警察带走。说他们因涉嫌抢劫、故意杀人而被刑事拘留了！”

　　在接受警方初步讯问时，罗仁贵讲述了那天的经过：2008年2月10日早上，“去我妈的住处，准备拿锄头用，推门时推不开，我用力推后发现门是从里面用一个板凳抵着的。”

　　用力推门进去之后，“看见我妈躺在床上，又喊了几声，我妈还是没应。”最后发现“在她颈部的位置有一根像围巾一样的布带，我用手去摸我妈的嘴巴，没有气，摸脸是冰的，我才发觉我妈已经死了。”

　　后经法医鉴定，张友珍系被他人用绳索(或布带)勒颈致急性机械性窒息死亡。

　　如此，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戏剧性地成为了犯罪嫌疑人。

　　日渐消失的亲情

　　凶杀案后，“我再也没有和叔叔姑姑有任何往来，几乎决裂了。如果二叔在的话，肯定不会眼睁睁看到我父母坐牢而不管不顾的。”

　　“二叔”是罗家的老二，仅比罗仁贵小一岁，“他和爸爸的关系最好”，在罗文碧心中，二叔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叔叔。遗憾的是，10多年前，老二因为癌症去世。

　　罗仁贵时常在家中叨念，10多岁的时候，自己和老二背着鸡蛋步行100多公里到贵阳去卖，走两三天的时间，老二都走哭了。

　　因为贫穷，同时要养活7个弟弟妹妹，不满20岁的罗仁贵当起了挖煤工，这份工作被他认为“不是人的工作，就是和狗一样爬”。然而，每次从煤窑出来都决定“这辈子再也不会去做矿工”的他，却接连做了好些年。

　　挖煤工之后，又做过瓦匠。长子罗仁贵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和父母一起盘活了整个罗家。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苦日子里，“爸爸和几个叔叔姑姑关系很好，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

　　以至于后来，“妹妹们上高中以后，家里负担特别重，叔叔们把田地送我家做，我父母每年都送他们一些新米；我结婚时，叔叔们把我当自家闺女看待，给我置办嫁妆，给我红包。”

　　转折点是在各自成家以后。

　　“大家住在一个村子里也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嘴，比如土地、牲畜害庄稼……甚至打架，和奶奶也吵，各家和奶奶都吵过架。”罗文碧回忆。

　　后来，罗仁贵的弟弟妹妹们从同住的一个村子相继搬出。见面少了，也变得疏远许多。

　　“只有我家和四叔家住在乡下，不过两家打过一次架，因为争田水的事情，四叔还借故打我。”罗文碧说，这样的矛盾冲突时常都有，但没有过多地影响两家关系。

　　“最可怕的祸根是在爷爷死后的那个误会。”

　　“四叔以为，爸爸联合奶奶帮助最小的叔叔来夺取他正在盈利的煤矿厂。因为这事，奶奶和四叔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还大打出手。”罗文碧觉得父亲冤枉，“实际上，是奶奶想帮最小的叔叔挣钱。我父亲在里面当了替罪羔羊。”

　　从那时起，罗仁贵和另外两个兄弟的关系开始恶化。

　　“煤矿厂接手以后，幺叔生意并没有做好，反而把爷爷死后留给奶奶的钱全部花掉，自己又搞一身债，所以就跑到外地去了，留下奶奶一个人。”

　　罗文碧也没有想到，这个误会一直得不到澄清，“就像吞了一只苍蝇那么难受。”

　　这样的难受一直持续到罗仁贵夫妇一审判决下来。罗文碧在请求亲戚们申诉无果之后，便和亲戚们不再往来。

　　“不知道这些鸡零狗碎的矛盾，是不是将父母推向牢狱的致命原因。”罗文碧念叨着。

　　被改写的人生

　　记者调查得知，罗仁贵的第一次有罪供述是在2008年2月12日23时到次日凌晨4时，修文公安局的第一次提审。2月13日下午1时，继续进行第二次提审，罗仁贵再次作有罪供述。

　　“我想找点钱来买辆摩托车……当时我想趁天黑进屋去，在我母亲睡着的情况下把她身上的钱摸(偷)了。”盗窃过程中，母亲醒了，所以他就伙同妻子“用毛巾捂住母亲的口鼻”。

　　另外两次提审罗否认了自己的“罪行”。

　　罗文碧不知道父亲那天深夜连续5个小时都发生了什么，她最大的感触是，“无论是谁，深夜连续几个小时受审，不休息，精神都会崩溃。”

　　“正月十四那天一早被提审出去，很晚才回来，回来时，他手脚都动不了，衣裤都是同监室的室友给他脱的，第二天吃饭时手仍然动不了，好久了我都看见他的手是发抖的。”曾经的同监室友、现已刑满释放的黄仕强回忆。

　　“小文，你爸妈没有干过这种畜生不如的事。心里有无数个冤字。

　　如果我死了，你和小广(罗仁贵的儿子)就去找有关单位，把我身上有用的器官捐献给世上好心的人，一分钱都不要。

　　爸妈是不是好人你是清楚的吧，爸妈没有做那种没有人性的事，没有做那种猪狗不如的事……”

　　每隔一段时间，罗仁贵总会给罗文碧写信，讲述他狱中的生活。

　　山村命案后，罗仁贵的人生轨迹由种地赶集变成了在狱中劳改，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每天看新闻，去认识晦涩难懂的文字，然后写这一辈子都没写过的这么多的信。

　　乡村教师罗文碧除了学校的教学事务外，开始学习法律，并且不断为父母的案子奔走，找律师，找记者，找领导。

　　“没出这个事以前，我一周回一次家，而现在，我只能一个月才能见他们一面了。”罗文碧说，有时候工作忙，不能去探监，他们就会害怕，会担心我们出什么事情。

　　父亲写给自己的信，也总是隔三岔五拿出来看，尽管字迹潦草，还有无数个错别字，但在罗文碧看来，甚为亲切，她甚至能一字不落地把信的内容背出来。

　　“说心里话，我只是好想你妈了，你妈来我家30年，经过了不少的风雨，受了不少苦，把你们5个养大成人，还说享点福，反而到了这下场。”

　　“你们要教育好小广，叫他开车慢点，不要干坏事，不要去赌钱，不要去和那些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我可能再也不会打他了，我对不起他，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这些信，也成为罗文碧活下去的动力。她希望父母能有“赵作海们”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