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最高裁判是什么

　　是个体公民的体验，最终决定了一座城市可以打多少分

　　文 | 墨斗

　　“蚁族”们纷纷“逃离北上广”的现象正被热议，一些在上海的老外却表现出乐不思蜀的样子。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威廉的解释是：上海这里的人都很有干劲，这与平民事事想着问政府拿钱的高福利西方社会大为不同，后者只能滋长懒汉。这也算是一种“围城效应”吧，无怪乎盛传的新民谚说“内环线以内说外国话，中环以内说普通话，到了外环才说上海话”。

　　作为一个英国人，威廉很难考虑到“蚁族”的感受，也不会去思考那些逼得大学毕业生几乎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结构缺陷以及文化冲突。同时，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越发感到与城市精神核心的疏离，足以证明上海并没有多少可高枕无忧的骄傲资本。最突出的一点，诚如《“城”长的烦恼》一书第一章的论题所说：“谁买去了我们的生活？”在一个公民对不动产不拥有永久性产权的国家里，资本的扩张让本来就缺少安全感的公民更无法安心经营生活，普通人所应当享有的公共空间和公共利益---宁静的小区，洁净的空气之类，在资本的主宰和盘剥下一再受到侵蚀，局促和不安全感与日俱增。

　　《“城”长的烦恼》中的绝大部分作者都敏感于城市对人的排斥：上海是开发商的上海，“资本家”的上海，政绩挂帅的官员的上海，是他们，而不是普通民众，从城市的发展和扩张里获得了实际的好处。去年，在为刘香成先生主编的摄影集《上海：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寻找序言作者时，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一筹莫展，因为当今最红火的上海文化名人，不管是陈丹青还是韩寒，都表示绝无一词可以支持关于这城市之“伟大”的言说，无奈之下，最后只能向流俗的市场取向低头，找了余秋雨---也未尝不是适得其人。

　　是个体公民的体验，最终决定了城市可以打多少分。《“城”长的烦恼》中的大多数文章都聚焦了“小”与“大”的对立，例如“唐老鸭”的一段短文，精到地提出了人皆困扰于琐碎的小事，蝇营狗苟之中，失去了大梦想，这种梦想说大也不大：“能多体会到一些城市的便利和人的温情”而已，但假如每个人都对此有所感知，则这座城市至少是在往好的方向前进，一如“世博”的口号所说的那样。

　　在这些批评与反思城市文化的作品中，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及其作者简·雅各布斯的致敬随处可见：雅各布斯研究的是美国城市，但对其他国家的城市也敲响了警钟：不要牺牲了社区去换取表面上的规模，不要留住了资本而丢失了人心。

　　一位作者重提了这句朴实的口号：“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旗帜下，它是一条无可侵蚀的恒在真理。■

　　《“城”长的烦恼》

　　当代文化研究网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