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香港

　　新亚书院有风景。

　　几排细竹，三两株老榕，一池映天清水。远处是海，是山，是漂移着美丽卷积云的蓝天。

　　不远处，是唐君毅先生的铜像，再后面，是孔子的。

　　新亚第3代人周保松在这里行走了近20年。现在，他已从学生变为老师。除了从学生宿舍搬进教师公寓，作息基本不变。每天从深夜到东方露白，他听着古琴或莫扎特，改论文，给学生回信，往师生间的《政治哲学对话录》里增添新内容，或者著书。

　　他的新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告诉读者：“写作于我从来不是轻省的事。我一向将教学放在首位，因此本书大部分文章，都是在繁忙教学之余断续写成，那份吃力不足为外人道。”

　　学生说，“他的身份认同之一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但不是‘士大夫’，因为周生不会弹古琴。这样的先生在今天恐怕是绝无仅有了。”

　　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

　　周保松出生在化州，广东省茂名市下属的一个县城。8岁前在农村长大，砍柴、放牛、捉鱼，8岁时学会做饭。他出生两年后“文革”才结束，农村经济奄奄一息。他懂得什么叫“贫穷”。

　　他家里成分是地主，但奶奶1961年死于饥饿；1957年他父亲被划为“右派”。父辈及姐姐们都没有考大学的权利；小时候跟男孩们打架，常常被骂“地主仔”。他懂得什么叫“歧视”。

　　跟许多成年后走上学术道路的人一样，周保松自小沉迷于书本。识字后先是囫囵吞枣读完《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镜花缘》之类的小说传奇。找书不易的年代，镇上惟一的小图书馆、十字街口的新华书店、单位大院里叔叔伯伯的藏书，是他精神食粮的来源。

　　他很快迷上香港新派武侠小说，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是两天里不眠不休一气读完的。读完他走上平台，眼前一片眩晕(近视也突然加深)，心中惆怅，又想放开嗓门吼几声。

　　常人看金庸、梁羽生，看的是功夫和爱情，少年周保松还看到了一个价值世界：是非善恶，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学校后山的橡树林里，午后的阳光和蝉声中，或是公厕微黄的灯光下，逃课少年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当时，他对此毫无知觉。

　　父亲到香港探望伯父，犹犹豫豫留了下来。11岁随母亲投奔蜗居深水埗贫民区的父亲，周保松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他办的是停学而非退学手续，相信总会回到故乡。他带着同学们送的家乡的江水和泥土，在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

　　他的生活世界急速转变，那个包括语言、传统、价值、人际关系乃至日常生活的复杂的意义系统，突然由社会主义的乡村折进资本主义的大都会。格格不入，无所适从，因断裂而疏离。他常常看着弥敦道上的车流和人群，感觉再也走不下去了。

　　就像今天进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后只能入读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一样，周保松在香港的第一批同学大部分是新移民，人人有乡音，纯朴善良，对香港历史文化一无所知，想好好读书、努力融入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只听得教室楼下的五金铺子日日喧哗。他们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里，自生自灭。

　　他后来听说，这些同学大多念完中学就去打工，最多的是到发型屋当学徒；考上大学的不到3个。“我有幸受到了好的教育，所以深知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读完中二，他考进了何文田官立中学，班上大部分是本港学生，但他最好的朋友，依然是本校占少数的新移民同学。

　　一直到1988年，他看电视里中国队跟香港队的比赛时总为中国队加油；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总说广东人。但此后，香港人以每年6万人的速率移民海外，直到1997。

　　移民香港整20年时，他在报上发了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收到许多新移民的电话和信件，他们情绪热烈而激动。他知道，他们被这座城市压抑很久了。

　　2007年，他写下《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再次为那些要么静默地消散在城中、要么成为报端社会惨剧主角的人发出一点声音。

　　在这个领域，他追求公平和正义。

　　从工商管理学院到“讨饭系”

　　中五(相当于内地高二)那年，周保松获选“香港十大杰出学生”。与另9位本港出生、名校出身的同学相比，他是惟一的移民学生。“我才来香港没几年，广东话有口音，英文也不好，突然成为媒体的焦点，压力好大，一点也不开心。”

　　紧接着的压力来自对大学专业的选择。他想念中文系，但身边所有人都说应读商科，连语文老师也说理想当不得饭吃。他跟自己说：既然以香港为家，就要熟悉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获得竞争力。所以1991年进了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初进中大，有两件事对周保松影响很大。一是选修了陈特先生的《哲学概论》。陈特是唐君毅和钱穆的弟子，一位将问学与生命相连的谦谦君子、诚挚师长。第一课讲的是苏格拉底如何追求智慧，如何被雅典公民审判，如何从容赴死。他从此记住苏格拉底那句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然后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

　　“我中学跟同学进过基督教教会，也读过佛经，胡思乱想过一些问题，像死亡、灵魂、不朽，现在居然有一个科叫哲学科，可以堂堂正正地讨论这些问题，两边一下子就接轨了。”

　　二是进了范克廉楼。那是当时思想最活跃、最成熟的中大学生的集中地。周保松初进校给《中大学生报》投稿，很快被吸纳进编委会。

　　这些编委们开起会来比较可怕。为应当关注校内外哪些事务、社论怎样写、怎样采访写作等等，常常无休止地辩论到凌晨三四点钟。办这份报没有学分没有酬劳，还常因此逃课，但大家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大学4年，周保松几乎每天都是凌晨3点以后拖着疲惫身躯回到宿舍楼，一脸歉意唤醒工友帮他开门。

　　周保松说，今天香港公民社会中最活跃的那批人好多都是从范克廉楼走出来的，它是中大精神的摇篮，这精神是：价值批判与社会关怀。

　　一边主修“Marketing”之类的课程，学习产品该如何包装、销售，接受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一边兼修哲学，晚上为办校报通宵达旦，还要参加许多学生运动。周保松说，这第一年过得“完全人格分裂”。他琢磨着转系，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常常败下阵来，一个人躲进洗手间落泪。

　　又坚持了一年，终于不想忍了，他想好好享受余下两年的大学生活，读喜欢的书。多年之后，他对学生说：你要过自己的人生。

　　哲学系在香港也叫“揸兜系”(揸，即捧；揸兜，即讨饭)，但总有些另类分子放着金饭碗不要，情愿揸兜。

　　二年级快结束的某一天，周保松站在陈特面前接受面试。黄昏的阳光从西山斜洒下来，为师生间的对话镀上柔光——“会不会后悔？”“不会。”

　　终于成为新亚书院第3代人。周保松的名字如今刻在圆形广场历届毕业生纪念碑倒数某座上。第一座最上方刻着1952年第一届的3位：余英时、陈式、张德民。

　　几千册藏书中，与周保松牵连最深、深入骨髓的，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93年暑假，他跟同学们到广州买书，在北京路新华书店从学长手里接过这本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翻译的厚厚的、满是艰涩术语的书，从此深陷其中。

　　他后来的导师石元康先生是华人社会最早一批研究罗尔斯的学者。他从选修石先生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开始正式进入政治哲学的世界：为什么正义是社会的首要德性，而自由主义作为一套回应现代处境的思想体系，其内涵是什么。

　　1995年，余英时先生回中大，参加钱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周保松负迎迓之责。余先生听说周保松对罗尔斯感兴趣，推荐他读罗氏新著《政治自由主义》。

　　一年后，周保松去有2000多年历史的英国小镇约克，在约克大学以罗尔斯的这本书为题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

　　他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生涯受益于英国式的师徒制，导师是约翰·硕维(John Charvet)——1960年代硕维在牛津求学时导师是以赛亚·伯林。周保松完成了对罗尔斯的研究，以“自由主义和稳定性”为题写成博士论文。

　　从知到行

　　硕维常在家中举办home seminar，学生带酒，老师提供小点和奶酪，从卢梭、康德、马克思到罗尔斯，一路谈到微醺。现在周保松也常在家里开这样的读书会，每3周一次，每次3小时，带领学生读原典，按主题讨论。

　　过去，石元康和硕维都容许周保松在辩论中畅所欲言、据理力争，现在，周保松的学生也沐浴着此种宽容。

　　“上课讲到兴奋处他会手舞足蹈，讲到母语(中文)不被尊重时，眼里会有泪光。我很感动，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热诚、有坚持、有追求的人。”一位学生说。

　　一位深夜跑到他那里诉说生命空虚的学生记得，老师后来提起这事总开玩笑说，有点像维特根斯坦跑到罗素家里。“我不能想象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只睡4小时需要怎样的意志，他在我们身上花的时间远远超出一位老师应做的。”

　　周保松自知，这是他在践行叮嘱学生的话，“活得好和活得高尚是一回事。”

　　他将对德性的要求传给学生。他告诉学生应该怎样理解学术：“我们是站在前人肩膀上走下去，继承和被取代是常态。我们做的是搬砖的工作，不要只看见你在搬，其他人都不见了。”

　　台湾“中研院”钱永祥先生欣赏他治学态度的同时，“更注意到他的强烈道德关怀与社会意识，知道政治哲学于他不仅是知性的探索，也是追求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困勉之旅”。

　　访问周保松时，正值香港某大法官的侄女掌掴警员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报端口诛笔伐，毫不手软；也恰好读到他的学生陈家祺以老师“价值论述的累积”为框架在报上分析广州粤语事件——人心所向，令自诩“身在边缘”的周保松看起来不那么孤独。

　　周保松喜欢瞻仰哲人墓地。他在静寂中默然肃立，在历史中思考自己的位点。从伯林墓地返回的路上，他想起苏轼的一句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本文部分细节，源自周保松散文《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行于所当行——我的哲学之路》)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