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亿元——这是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涉嫌挪用公款的数字，这个数字创下京城挪用公款案涉案金额之最。

　　董跃进的妻儿早在几年前就已移居美国，他也因此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后，全国首名受审的“裸官”。

　　处级“裸官”挪用5.8亿公款

　　本刊记者 李松 黄洁 本刊实习生 徐伟伦 文

　　2010年7月28日，北京市史上最大的挪用公款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52岁的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助理董跃进被控涉嫌伙同北京中润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连龙挪用公款5.8亿余元，单独或伙同马连龙受贿117万余元。

　　而在记者思考董跃进为何能在公司如此肆意调动资金的时候，一个更让人意外的消息传出，从负责侦办董跃进一案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局获悉，董跃进的顶头上司——原中通建总公司总经理李瑞因涉嫌受贿罪，目前已被逮捕。

　　至此，我国通信建设领域规模最大的通信建设综合性企业的两名高管人员的职务犯罪，已涉嫌给国家造成了5亿多元的巨大“黑洞”。

　　违法违纪依然升官

　　52岁的董跃进生于1958年，也因此得名“跃进”。董跃进拥有研究生学历，先后担任中通建总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进出口贸易部总经理。这位正处级“裸官”，不但获取性贿赂，还享用了行贿者奉上的冰毒，根据他的供述，他的妻子在案发前，已经将其收受的部分财物带到了海外。

　　“董跃进能滥用职权的前提是拥有权力，而他掌握实权的过程凸显了当前用人制度的一大真空。”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会议室里，反贪污贿赂局主侦检察官高洁琳认为，提拔用人机制的不健全是众多腐败案件发生的一大诱因。

　　在董跃进挪用公款一案中，检察机关侦查发现，董跃进最初在中通建总公司下属单位任职期间，就曾因嫖娼问题被新疆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公司的同事也曾目睹此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按照干部纪律规定应当被直接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干部，不但没有受到内部纪律的追究，不久后，董跃进还被提拔担任了上级公司的总经理助理。

　　“这样的人事制度运行机制，为中通建总公司自身和董跃进个人都埋下了一颗地雷。”检察官高洁琳说，当董跃进成为总经理助理后，公司还一度传出风声，要将其再次提拔为副总经理，由于党委书记的反对，才使得他此目的没有得逞。不过，董跃进并没有意识到升职受挫是组织对他的一次郑重提醒，反而在心中产生了怨恨。

　　茶馆结识江湖骗子

　　2008年，中通建总公司内部进行财务清算查点，在这期间，一个几亿元的巨额资金黑洞浮出水面，公司上下一片惊恐。随即，中通建总公司进出口部总经理董跃进向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报案，称合生源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康和上海皓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振涛合伙进行信用证诈骗。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建立在董跃进对中通建总公司进出口信用证签付“一手遮天”之上的骗局，被渐渐揭开。

　　事情起源于2006年。某天，董跃进下班后闲来无事，便到北京工体附近的一家茶馆消磨时间。就在那时，本案的主角之一——马连龙正以中包集团副总的身份混迹于工体附近的茶社，整日打牌赌钱。两人偶遇后，马连龙一通胡侃竟博得了董跃进的赏识。身为国有大型集团公司高管的董跃进，很快便在没有核实马连龙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将其视为知己。

　　此后，马连龙看到自己已逐渐赢得董跃进的信任，便动起了利用董跃进帮自己发家的想法。而此时，同样是在茶社通过打牌认识的上海皓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振涛进入了马连龙的视线。马连龙随即以牵线搭桥的角色将张振涛引荐给了董跃进，并谎称张振涛是国家“情报人员”。

　　随着双方交往的深入，张振涛又将同伙王康介绍给了董跃进。几天后，王康就与董跃进在谈判桌上相谈甚欢，董跃进代表中通建总公司与合生源财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进口框架协议》，约定由中通建代合生源财公司进口电脑硬盘等物资，并代开信用证，从中收取开证金额0.6%至0.8%的代理款。为了使董跃进放心，王康还假称自己实际是为军方代理进口军用物资，为掩人耳目才以电脑硬盘等民用物资为名报关。作为中间人，马连龙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能收取每单业务0.6%的代理费，由此获取了巨额利润。在此基础上，马连龙成立了北京中润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摇身变成公司大老板。

　　“董跃进之所以能够在茶楼结识一个‘混混’，与他身为‘裸官’不无关系。”检察官高洁琳说，由于董跃进的妻子、儿子早年移居美国，董跃进常年独自生活，这种状态让他的心理逐渐空虚。2007年间，董跃进与马连龙多次去上海，二人在沪期间的费用全部由张振涛、王康支付，张振涛还向两人奉送了价值7万余元的笔记本电脑两台。2007年8月，董跃进因公赴马来西亚、香港出差，马连龙将此消息告诉张振涛，张振涛预先在香港半岛酒店订房，还在房间里留下了港币20万元供其消费。

　　据有关方面透露，自从张振涛等人通过马连龙结识了董跃进这位国企“大哥”后，董跃进在上海的活动都尽显奢华堕落。董跃进不论因公因私前往上海，张振涛都会全程接待，除了让董跃进免费入住其掌控的多家高级会所外，还会花钱请美女伴董跃进夜夜笙歌，甚至还从非法渠道弄来冰毒让董跃进好好“享受”。据张振涛供述，他为董跃进找的小姐都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高素质美女，一晚上身价好几千元。对于冰毒，受过高等教育的董跃进最初并不敢碰，然而在高级会所呆的时间长了，耳边又有张振涛等人不停地鼓噪，董跃进慢慢地开始尝试、再次尝试、直到上瘾。

　　失职导致国资流失

　　检察机关指控，2007年6月至2008年2月间，董跃进在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受上海合生源财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皓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委托代理进口货物暨开具信用证业务的过程中，未经单位领导同意，擅自作出决定，要求上述公司将应当直接支付给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的货款5.8亿余元支付到由马连龙任法定代表人的中润德通讯技术公司，用于增加该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流量，申请银行授信等使用。至案发，尚有1300余万元未归还。为感谢董跃进的帮助，马连龙先后向其贿赂91万元，并许诺董跃进退休后可以到其公司工作，同时可以安排董跃进的侄女来京。董跃进后来交代，部分贿赂款被其妻带到了美国。

　　除了挪用公款，董跃进的贪婪与轻信还导致中通建总公司被骗取信用证资金高达2亿余元，而实施诈骗的就是马连龙介绍的合作伙伴张振涛和王康。按照中通建公司的规定，超过500万元的划款必须由公司副总经理签字，可由于董跃进和公司总经理李瑞的“铁杆”关系，公司根本就没人对这些业务进行任何监管，使作为总经理助理的董跃进，实际拥有了对外签订合同、开具信用证的决定权。

　　由于轻易便可获得中通建的信用证，骗子们又提出以虚假的发货单套取中通建公司的信用证资金。为此，张振涛让自己的儿子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名为讯诚集团的空壳公司，充当进口业务中的卖方，以达到通过控制买卖双方贸易欺骗中通建公司的目的，讯诚集团由张振涛占公司股份的51%，王康占49%。

　　据了解，代开信用证其实有着严格的流程，在这一连环的程序中，合生源财公司根本无法藏有“猫儿腻”，但玄机就在信用证开出后的发货环节。

　　据王康供述，为了顺利获得信用证资金，张振涛通过香港讯诚公司在香港采购硬盘，但一般货值不到1万港币，由此形成的单据供报关使用。但是，讯诚公司与中通建集团之间的进出口合同标的少则30万美元，多则200万美元，如何才能让这两组悬殊的数字一致？

　　这项工作一般就由王康来完成。每次讯诚发货完成后，单据就会寄给王康，王康利用电脑进行修改，主要就是将发票金额修改为与中通建集团签订的进出口合同一致，然后再将伪造的单据交给银行流转，最终骗取资金。

　　按照进出口贸易的惯例，作为代理进口受委托方的中通建集团，应该自己持相关单据到海关提货和验货。但中通建总公司与讯诚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早已约定：进出口货物的报关手续由合生源财公司负责。这样，王康和张振涛终于实现了自己买、自己卖、自己提货的“自给自足”模式，他们拿着真实的单据，提出一批批不值钱的电脑硬盘，并在上海就地处理掉。而中通建公司却“无为而治”，不但在与合生源财、讯诚公司签订合同之前未对对方做资信调查，同时在财务管理上也没有执行会签字等审批制度，只是由董跃进一手遮天处理，同时对划进后的资金也未进行实时监管之义务。最后，共有17单信用证的资金被骗，合生源财公司未予归还，扣除先期交付的保证金，中通建总公司实际损失高达2.5亿元。

　　而张振涛则将离岸账户中的美元利用一些香港账户兑换成人民币，再通过深圳的一些地下钱庄将钱打回到国内的多个账户上来，最后通过转账，集中到张振涛等实际掌控的几个户头上。案发时，除了皓讯公司离岸账户上现有的1807.3美元余款和张振涛购置的房产外，大部分资金去向还未查实，只是张振涛自己说，“都被皓讯公司的电解铜业务赔掉了”。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骗的我。”对于这个其实并不复杂的骗局，作为负责了多年公司进出口贸易的董跃进，却在法庭上说出了如此让人意外的话。

　　“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昏官。”对于董跃进说出的这句话，检察官高洁琳的点评一针见血。

　　加大力度监管“裸官”

　　据了解，除董跃进、马连龙7月28日出庭受审外，本案其他涉案人员也已归案。上海合生源财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康，因涉嫌实施信用证诈骗2.5亿余元，已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上海皓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振涛已因其他犯罪被上海当地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反贪局对张振涛的相关犯罪事实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与此同时，本案之外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原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总经理李瑞，因涉嫌受贿等罪名目前已被检察机关逮捕。

　　谈到董跃进的堕落，高洁琳认为，从他身上就能看到“裸官”的诸多危害。高洁琳告诉记者，“裸官”由于长期一人独处，缺少家庭的幸福感，也缺少家庭中“琐事”的羁绊，这就可能导致一个人无益的社会活动增加，将他的部分精力转移到一些生活情趣不健康，甚至是违法的事情上来。一旦接受了他人的腐蚀，就会授人以柄，最终原则尽失。此外，“裸官”由于爱人和孩子都在国外，熟悉国外的生活和经济运行规律，因此一旦存在个人经济问题，就很有可能采取极端手段将巨额国有资产转移到国外后，迅速逃离出境，让办案人员措手不及。

　　对此，高洁琳建议，相关部门和人员应当切实落实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对国家机关重要岗位的公职人员、大型国有企业、金融、证券领域的管理人员要加大监管，规范财产申报、家庭成员情况的备案及因公因私出境的管理措施等方面，建立健全有关制度，严格执行规定并强化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