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中国公益律师之母

　　本刊记者/郑荣昌

　　无论在我的记忆里，还是这次见面，都难以想象郭建梅有50岁了。不过，既然50岁了，既然是中国第一位专职公益律师，功勋卓著，我就可以称她为中国公益律师之母了。

　　15年来，作为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领头人，她以自己实实在在的努力，成就了中国NGO(非政府组织)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也为中国公益律师铸造了一个传奇。

　　分娩与阵痛

　　郭建梅的中心，分娩于1995年夏天在中国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当时，身为《中国律师》杂志主编助理、记者的郭建梅采访隶属于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NGO论坛时，不知不觉就被它迷住了，一连听了十几天。

　　会场里还有一个女律师论坛，参与者都是公益律师。她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说着不同的语言，却关注着共同的话题，那就是妇女权利、人权。她们素昧平生，却因为理念相同而亲如姐妹。

　　在会上，她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妇女权利就是人权》。

　　她从没有从这么高的角度看过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她觉得自己茅塞顿开。在会上，有人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没人回答，她心里知道还没有。

　　她告诉记者，就是在那个会场里，她找到了人生的坐标。

　　世界妇女大会结束3个月后，她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的工作，在几位教授的帮助下组建了中心，做起了针对弱势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她自己砸掉了铁饭碗，成为中国第一位专职公益律师。

　　在那个年代，这个选择可谓惊世骇俗。大多数人都投反对票，唯一支持她的是丈夫刘震云——就是后来成为名作家的那位。他对郭建梅说：“只要觉得快乐就去做。”

　　郭建梅自己的解释也简单：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还补充说，作出这种选择，也跟我的经历有关。

　　不过，那时的郭建梅并不清楚这条看似很阳光的大道上有什么弯道，有什么陷阱。

　　她办的第一个案子就不顺利。一位江苏的妇女，因为儿子被打死，到北京上访，没有讨到结果，又被汽车撞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摘除，肇事车辆所属大型国企只赔了3万元。她不服，向法院起诉，但败诉。

　　她找到郭建梅。见面的时候，她衣衫褴褛，浑身喷臭，摘掉眼球后的眼窝因无钱治疗而发炎，流着脓水。郭建梅带她到法院上诉，法院的人捏着鼻子把她们赶出办公室，还问郭建梅，给这样的人代理官司，她能给你多少钱？

　　郭建梅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在法庭上，她连宣读的机会都没有。她对案情的陈述也被法官一句“哦，知道了，你不用说了”顶了回去。

　　那场官司，郭建梅完败。去领判决书的时候，法官没有把判决书递到她手上，而是扔到地上。出了法院大门，她悲愤难抑，哭出声来。

　　接下来是更多的败诉。那几年，郭建梅多头受逼，穷于应付，焦虑万分：当事人哀求诉苦，被告恐吓威逼，案件发生地的官员施压。资金也告急，员工的薪酬一直提不上去，4位专职律师走了两位。

　　更让她受不了的是误解。有人说，律师挣钱越多，越能证明他成功、优秀。还有人说，做公益律师是放长线钓大鱼，先搏名，再博金。连同学聚会，都有人忍不住问：“建梅，你怎么还做公益律师啊？”还有同学直接说：“你是不是没案源啊？要不你来我们所吧，一年给你俩案子，你就能赚20万。”

　　连最应该理解她的人都认为她的价值取向有问题，她怎能不痛苦，怎能不困惑！

　　2001年、2002年间，痛苦达到了临界点。那段时间，无分场合，她悄无声息地就会泪流满面。她见人就说：“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亲友劝她看心理医生，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重度焦虑症。医生开了4个月的药量，令她回家休息。

　　刘震云给他的朋友——央视主持人、中国最著名的抑郁病人崔永元打电话说，“我老婆抑郁了，我不明白，我被退了那么多稿子都没有抑郁，怎么她就抑郁了呢？”崔永元回答：“你被退稿，你感觉到的只是压力，可你老婆还是那么多人的垃圾筒啊！”

　　崔永元给郭建梅支招，得了这病，只有三个办法：一个是脸皮厚，千万不要怕丢人，要认识到，我干的这事，就应该抑郁，不抑郁才不正常；二是必须吃药；三是一定要锻炼和旅游。善哉斯言！

　　郭建梅说：“我一边吃药，一边写日记，就想，这条路是不是自己选的，这工作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回答都是‘是’。很多人说我没能力，说我傻，说我作秀。我认了！我就是有病、作秀，就是要走公益律师这条路！”

　　如凤凰涅槃，再出发时，她已经“重耗时8年多，历经艰难曲折，终于胜诉。

　　在舆论的放大作用下，基层医院和地方血站血液管理混乱的黑幕也被揭开，国家艾滋病防治政策被改变，无数艾滋病感染者因此受益。因此，此案又被称为“世纪之讼”，王为军和王凯佳也成了艾滋病官司的代名词。例2：广西水电系统基层领导以常。

　　例4：北京一家大型娱乐公司工作条件恶劣，并违法扣押200多名员工工资——多的扣押几万元，少的也有几千元，员工想走也走不了。中心不仅为他们代理诉讼，还发动专家进行研讨，引起社会对这种“押金式劳动雇佣”的关注。

　　例5：一位正在攻读博士的36岁的女性，有过两次流产经历，此时又怀孕了，她和丈夫希望生”。“做好公益律师是我唯一的目标和使命。现在我非常坚定，不会被其他因素所左右。”是的，优秀的人不是从不软弱，而是能够克服软弱，变得刚强。

　　“成长”的快乐

　　“重生”之后，她的孩子——中心也进入了快速增长期。

　　如今，中心已有16位专职工作人员，包括12名专职律师，已提供免费法律咨询7万多人次，代理案件近3000件，承办相关培训及研讨会80多场次，提交法律法规专家意见稿70多件，出版专业书籍13部。

　　数字未免抽象，让我们看看她和她的团队代理过的案子吧——

　　例1：王为军是河北省武安市青年农民，妻子靳双英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不治而亡，女儿王凯佳也因母乳喂养感染艾滋病病毒。中心深知此案的典型意义，帮助王为军状告有权势背景的康泰医院，欺骗手段，与本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10名女工签订了5年期劳动合同，5年后又以合同期满为由解除劳动关系。10名女工抗争未果，想到“单身职工可续签劳动合同”之规定，转而向自己深爱的丈夫提出离婚。

　　中心闻讯，立即派出律师，帮助她们打劳动官司，并帮助她们化解家庭矛盾。此案最终以庭外和解的方式解决，企业重新为1 0名女工安排了工作，另有1 0 0 0多名情况相似的职工获益。《中国妇女》杂志根据此案写的通讯获得全国妇女好新闻一等奖。

　　例3：河北涞水县25位打工妹到北京某制衣厂打工，不仅工作条件恶劣，超时工作，还拿不到劳动报酬。中心为她们代理诉讼，耗时三年，赢得诉讼。期间，大部分打工妹失去信心，离开北京。17万余元工资及经济赔偿到手时，25位打工妹都激动得号啕大哭。该案发生在拖欠农民工薪水还未引起注意的1997年，意义不同寻生下孩子，学校却把她开除了，理由是国家教委有“在校学生不得生孩子”的规定。中心不仅为她代理诉讼，还向国家教委等相关部门发出废除此项规定的建议书。最后，官司没赢，国家教委的规定却被废除。

　　例6：内蒙古28位出嫁女得知村委会没有

　　给予她们同等待遇，以上访、起诉、绝食等方式维权，直至一审败诉，陷入绝境。二审中，中心向她们提供法律援助，以强有力的代理说服了法官，赢得了诉讼。此案后被收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审判指导手册”。

　　15年来，仅出嫁女土地财产权方面中心就做了100多个案子，惠及5万多人。

　　中心还关注职场性别歧视、男女退休年龄、男女同工同酬、性骚扰、家庭暴力、离婚财产藏匿或转移、妇女劳动权利、妇女劳动保险等。最近，山木事件又进入他们的视线……

　　2005年，郭建梅与全球千名杰出妇女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集体提名。同年获得《南风窗》杂志“2005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称号，并被《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列入“公益维权年度人物”候选榜。

　　2006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公益事业发展论坛暨百位公益楷模先进事迹报告会上，她收获了公益楷模荣誉奖章及证书。次年3月，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她从希拉里手中接过“2007年全球女性领导者”奖章。

　　最近，她又获得“2009年度波伏娃女权奖”，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正义网评为“中国十大正义人物”之一。

　　郭建梅认为，这些荣誉属于她，更属于她的团队。

　　跌扑与飞翔

　　可是，正当中心为素有“民主自由兼容并包”美名的北京大学增添荣耀的时候，北京大学却将中心扫地出门。得到消息的那一天，正是郭建梅的50岁生日。她苦笑着说，这是母校北大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然而，此时的郭建梅已经足够强壮，她只是跌扑了几下，就重新站直了，她没有摔倒。相反，她满怀信心地说，中心脱离北大之后，只会发展得更好。

　　她认为，亟待发展壮大的中国NGO事业，应该打通三个新的通道：与政府之间的通道，与企业之间的通道，与同行之间的通道。在中心，打通通道的工作已经进行。

　　关于第一个通道，她说，最近，中心的一份公益上书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事情可能会往好的方面转变。另外，北京市商业局把北京市家政立法工作委托给了中心。

　　关于第二个通道，药企“中美史克”以100万元人民币请她做“芬必得”广告，实现了双赢：中心因为获得这笔收益，得以实施更多的项目；该广告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公益律师，了解了这家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相比请明星做广告，这家企业花费更少，获益更多。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关于第三个通道，中心2006年开办了“中国公益律师协作网”，目前，已有100多家律师事务所、200多位律师加入了这个协作网，与中心联合办理过70多个案子。下一步，她想推出一个类似“1＋1”那样的工程，进一步整合法律援助与公益诉讼资源，发动更多的律师从事公益诉讼。她还想召开一个会议，号召大律所、高级合伙人，一年一人拿出10元或100元，建立一个公益律师发展基金。

　　郭建梅出生于河南滑县农村，自小跟着在北京的外祖母生活。外祖母白天当保姆，晚上捡破烂。她永远都记得老人家的背影：迈着小脚，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挺得笔直。童年的经历，让她的感情指针很自然地转向底层人民。

　　到了入学年龄，因为没有北京户口，郭建梅不得不回到河南。在河南，她发誓要好好学习，考回北京，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郭永攀，刻在钢笔上。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冒尖，直到考上北京大学。

　　填写高考志愿时，她不假思索地填上了法律系。因为读高中时，她看过印度电影《流浪者》，影片中为流浪者辩护的律师深深地打动了她。从那时起，她就发誓要做一名律师。

　　在大学里，她认识了刘震云。刘震云也是河南农村出身，为人质朴善良。两人走在路上，遇到农民工，刘震云会说：“看，那是我兄弟。”路上有人乞讨，他们每次都会掏钱。

　　大学毕业后，她进入司法部研究室，全程参与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工作，后来又到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的《中国律师》杂志社工作。

　　回顾往事，郭建梅不胜感慨。由于公益律师的非官方性质，这个群体承受了许多苦难。她说：“我用20个字形容中国公益律师的状况，那就是燃烧激情、透支健康、承担责任、不被理解、担当风险。”

　　她又说：“最近这15年间，我经历了很多困难，遭遇过各种误解，也承受了很多压力。但是，在我的人生中，我觉得这15年是最精彩、最有意义的。”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9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