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田田：“被恐怖”的中国留学生

　　本刊记者/吕娟 实习生/董易

　　留学美国8年后，中国公民翟田田因为一句话，掉进了美国刑事法律的一张网。在美国监狱的4个月，他这个外国人对美国的“法治”有了独特体验。

　　翟田田身上仍然穿着父亲在机场给他换上的那件黄色T恤，神清气爽，尽管他开玩笑说自己正在倒时差，“双眼一直努力不打架”——这是他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看到记者伸出的手，他习惯性地张开双臂，但停顿了一下，改成了双手握住记者的手。

　　这个因一句话引发一场风暴的27岁的年轻人，从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刻开始，就马不停蹄地接受着国内各方媒体的采访，并不得不为此召开了一个小型的记者发布会。他坦言自己感到很意外，“没想到祖国人民这么关心我，我很感动，也受宠若惊。”

　　命运滑铁卢

　　美国新泽西州，中国留美博士。

　　翟田田是继“吻瘫”当地纽瓦克机场的江海松(音译)后，又一个在当地引起骚动的中国留学生。这两起事件均发生在美国圣诞恐怖炸机威胁之后，相隔3个月，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关联。

　　2010年4月15日下午，翟田田被学校的校警逮捕，接着被送往监狱。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如同人间蒸发。

　　一个月后，美国媒体和当地《侨报》先后作出了报道——一个叫翟田田的新泽西州斯蒂文森科技学院的中国留学生，被自己对学校教授说的“一句狠话”送入了监狱。关于这句“狠话”，也出现了两个版本，前者引用校方发言人的说法，称其为“我要放火烧了学校”，后者将其译为“大不了就拼了”。

　　时隔4个月，回到自己祖国的国土上，翟田田才有机会正式澄清，“我和自己的导师关系非常好，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口角，我不知道这些报道是怎么来的。”

　　翟田田被直接投入新泽西州的哈德逊刑事监狱，这所监狱里，关押着吸毒者、杀人、抢劫和强奸犯。这使他和江海松的命运显得极为不同：后者为他“冲动的浪漫”付出了100小时社区劳动以及罚款的代价，而翟田田则在此后4个月间，接连遭受了学校将其开除、移民局递解、检调机关起诉、入狱四个月以及“自动离境”的人生过山车。

　　事情的起因至今仍透着一丝荒谬，翟田田认为与教授的意见不合只是校方事后的一个托词，而他的矛头直指与自己发生矛盾的助理副校长。

　　“他不喜欢我，我不明白什么原因，或许因为我说话太直，他认为不够尊重他，或许因为我是一个穷人。”

　　翟田田2003年签证出国后，“除了头9个月法律不允许打工”，之后都是半工半读，靠每间隔四个月的假期打工收入自交学费，“所以我的学费经常迟交，但起码我会在下学期开学前把学费补上”。

　　翟田田感觉到助理副校长不断地找他的麻烦，但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没有见面。“他开始调查我，知道我的家庭条件一般，在美国这边也没有亲人”。

　　3月下旬，翟田田突然遭遇校方停学。他按照学校规定向校方上诉，但是案子又转到助理副校长的手上。翟田田找到助理副校长，要求他说明停学的原因，“他没有做任何解释，并说了一句这里我说了算”。

　　几天后，翟田田参加了镇上的一次演讲，就交通费上涨问题发表了意见，随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4月14日，翟田田收到助理副校长发出的信函，要求他在一周之内离校，并告知他的学生签证将在4月26日被吊销。

　　翟田田十分懊恼，4月15日，他给校方打电话，“电话的接线员是我的一个朋友，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想到了之前接受采访的媒体，然后说学校现在这么整我，他要毁我我也要毁他，我要向媒体反映情况”。

　　翟田田认为自己的“毁(burn)”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但却给他的人生带来了灾难。

　　不到24个小时后，学校的校警与移民局的人敲开他租住的房间门，告知刚从餐馆打工回来的翟田田，他已经被以恐怖威胁罪名起诉，“移民局的人紧接着说，‘你的签证已经被吊销，当这个刑事案件结束后，我们会把你遣送回国’”。

　　在被送往监狱的途中，翟田田问已相识8年的校警，你认识我这么多年，知道我连一只兔子都不会杀，我从来没有说过要烧学校，“校警对我说，他有家有孩子，不能跟我说太多，否则会丢了工作”。

　　而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翟田田忽然想起，“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校警是否有这个权力逮捕我，并把我投入监狱”。

　　人生过山车

　　去美国留学源自翟田田13岁时的一个梦想，此前他参加了一个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国际夏令营，“各国的孩子聚在一起，很开心，每天都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回国后，翟田田告诉父亲翟泰山，自己想去美国读书，父亲跟他说，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们两个就一起准备，你需要准备的是把英语和文化课学好，我需要准备的是钱。

　　此后，翟田田的英语突飞猛进。他获得过西安市青少年英语比赛金奖，在高中就读于欧洲一所国际学校。翟田田一直钟情于绘画，但是父亲认为这条道路过于艰难，权衡之下，翟田田本科选择了斯蒂文森科技学院的土木工程，“可以把我的爱好和现实很好地结合”。

　　在斯蒂文森，翟田田每年的学费是37000美元，大多数同学都是开学前就支付了全年的学费，翟田田选择了按月还款。按照与父亲的约定，除了头9个月的学费由父亲交付，之后7年多，翟田田基本靠边工边读完成自己的学业。

　　8年下来，翟田田打工的收入从最初的每小时7.5美元，达到现在的几十美元。“最初我在洗衣店打工，帮美国家庭带孩子，遛狗，教美国小孩中文。”

　　2004年大二的时候，翟田田找到了第一份正式的实习工作。他在一家桥梁和高速公路设计公司做设计，为了省钱，他从学校的宿舍搬了出来，住在一个同学家客厅的沙发上，每月给同学250美元。

　　留学8年，翟田田没有回过一次家，也没有像国内同龄孩子一样过任何没有任何问题才会被允许担当此项工作”。如今，正是这段经历让翟田田备觉讽刺，“如果我真是恐怖分子，为什么会让我参与在那片废墟上的重建工作呢？”

　　骑虎难下

　　如果没有这次事件，翟田田将在最多3年后博士毕业，他曾对自己的未来作过计划，包括留在美国和回国当老师——翟田田博士攻读的是系统寒暑假。学校的助学合作项目是上4个月学，可以打4个月工，翟田田的生活就这样被简单地分割成一个4个月和下一个4个月。

　　翟泰山夫妇期间几次想去美国探望儿子，但签证均没有办下来。

　　如果在国内，翟田田是个标准的品学兼优生，从本科到博士，他平均每门学科的成绩达到3.4分以上(满分4分)，其中一年他修了29个学分，将原本5年的课程压缩到3年完成。

　　令翟田田至今自豪的是，他在实习期间曾参与过在重建世贸大厦工程中建造世贸塔的工作，“不是所有人都能去那里做，联邦调查局事先对每个人的背景做两个礼拜的调查，管理工程，这在美国是一个新兴的专业，他相信在国内也是方兴未艾。

　　但命运将他送入了美国的监狱，并体验了他此前从未了解过的美国司法制度。“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优势和缺陷，我所体验到的，就是法律在这片土地上是为有钱人服务的。”

　　翟田田至今提起刚进监狱的一个多月，仍止不住哽咽：“学校没有通知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朋友、同学，我身上所有的通讯工具都被收走。”

　　监狱的电话不能打国际长途，翟无法与家人联系，给学校的电话也从未接通过，因为从监狱打出的电话为对方付费，接通前会自动提示对方来电者是一名罪犯，这些都令他这个外国留学生感到绝望。

　　初进监狱的新犯人都会受到老犯人的欺负，翟田田曾将自己被威胁、被抢食物的情况向监狱长汇报。监狱长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说：“是吗？需要我为你请医生并报警吗？”

　　“就像莎士比亚说过的，凡事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翟田田说，度过了最难熬的一个多月，当他自己也成为一个“老犯人”的时候，他开始对周围的人慢慢了解。“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只是很多人因为没钱，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

　　他和同监舍的上铺成了狱友，也正是这个即将刑满的犯人，出狱后把他的求救信送给了他打工的中餐馆老板王女士，后者为他联系了移民律师海明，并将他的消息传递出去。

　　陆续有美国朋友来看他，“他们比我还生气，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件事上升到国家法律或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他们只是觉得学校不应该这样做，为我鸣不平，并告诉我不止我一个人受到助理副校长的‘报复’”。

　　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来探望他，表达了他们的关心和关注，但同时表示，目前的这种状况，他们也无能为力。

　　在仅有的一次庭审上，检控官先后提出将对翟田田的罪名指控从“恐怖威胁”降到“扰乱社会治安”再到“轻微扰乱社会治安”并要求其认罪，“相当于闯红灯一样的违规行为”，但翟田田拒绝了。“再轻的罪，如果我认了，就说明我接受了几个月的牢是该坐的，承认我自己是有罪的。”

　　更令翟田田笃定的是检控官拿不出指控他的具体罪证，“校方先声称我写信威胁烧掉学校，后来又说是写电子邮件，但他们自己心里清楚，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最终，翟田田的罪名又回到了“恐怖威胁”，检控官表示，需要至少3个月，才会将案件交给大陪审团提出诉讼。

　　翟田田认为这是检方心虚的表现，“我的移民律师海明说，在美留学生和学校发生矛盾的案例很多，也有被投入监狱的，但一般都是在关了几天后，学生认一个小罪名，就被递解回国，像我这样拒不认罪的很少。也因此，检控方现在骑虎难下，海明律师要求检控方撤销控诉，但他们表示，如果这样，很多人就会因此丢掉饭碗”。

　　庭审后不久，翟田田被移送到条件稍好的移民监狱，7月底，被允许在本案开庭前可以申请“自动离境”。

　　按照“自动离境”的规定，翟田田本可以体面离去，只需一名安全人员跟着办手续即可。但8月9日，翟田田却是在警察的押解下登机。“他们给我戴上手铐、脚镣，还在腰间拴上一个大铁链，直到登机前才解开。他们甚至不让我见为我送行的律师和朋友，并扣留了我的随身行李”。翟田田表示抗议，警察的回答令他目瞪口呆：“如果他们把你劫走怎么办？”

　　8月10日晚，翟田田穿着被捕前的那套衣服，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与8年未见的父亲在机场相拥。

　　何去何从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翟田田多次用流利的英文背诵了莎士比亚的那句名言，“事物的好坏在于你怎么去看待”，他说，“我仍然相信人之初，性本善”。

　　对于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乃至对自己遭遇的各种定性，翟田田略为沉默了一下，总结道：“我觉得整个事件的本质，就是斯蒂文森科技学院的助理副校长利用了‘9·11’以后美国人民对‘恐怖’这个词汇的敏感，把他不喜欢的留学生踢出了学校并丢进监狱。”

　　谈到自己的将来，翟田田说，事实上，他还没有时间去做计划，因为是自动离境而非遣送回国，“还是有权利随时申请去美国”，而他不会因为个人的行为而否定斯蒂文森学校的优秀，但他也不否认，在现实的情况下，再想回到这个学校很难。

　　“我只能等待检控官的起诉，等到他们把我有罪的证据摆在桌子上，让大陪审团裁决”。翟田田说，案件开庭时，他将再度回到美国，如果判决无罪，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那位助理副校长向自己道歉。

　　对于阔别多年的祖国，翟田田坦言自己需要时间去了解，“不排除留在国内，选择一所学校继续自己未完成的学业”。

　　回到北京后的当晚，翟田田打开自己久未使用的电子邮箱，发现有4封美国猎头发来的信函，称已帮他找到了工作，但这一切现在变成了镜花水月。

　　在即将结束采访时，翟田田与亲友所住的酒店经理找到翟泰山，称翟田田的护照已过期，他本人因为有刑事案件在身，派出所也正在调查，这让酒店很为难。翟泰山面露愠色，“怎么回国了还这样？”这一切显然令18岁就离开中国的翟田田有些无所适从，他茫然地耸耸肩，对记者说：“管他呢，没什么要紧的。”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9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