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良摔子案背后

　　——一个家庭难以承受的落户之痛

　　文/崔亮

　　我希望这个案子从来没有发生过，尽管清贫，但他们依然幸福。

　　身为法律工作者，我经常会收到亲朋好友在法律方面的咨询。前几天，一个大学学弟电话中问我，自己是北京市集体户口，将来有了孩子可不可以将户口落在这个集体户上。他很欣慰地得到了肯定的答案，而这个简单的咨询突然让我想起了2006年一起轰动京城的因户口导致的杀子案。

　　2006年8月16日上午，这起广受媒体关注的故意杀人案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坐在被告席上的刘瑞良时年33岁，面目清秀，让人很难将他与印象中穷凶极恶的杀人犯联系在一起。然而，正是这个人，因自己出生仅一个半月的儿子落户困难，在2006年的元旦将自己刚满月不久的儿子摔死在妻子面前。

　　元旦梦魇

　　案发当晚6点3 0分，刘瑞良的妻子时秀文抱着头部已经变形、呼吸微弱的儿子小欣跑出家门求救。半个小时后，这个出生仅43天的生命被宣布死亡。尸检报告证实，孩子死于颅脑损伤。

　　“谁这么狠心，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毒手，应该将他枪毙！”邻居们义愤填膺。然而随后的真相却让大家莫名惊诧，杀人凶手竟然是小欣的父亲——邻居眼里老实巴交的刘瑞良。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笼罩在真相下的迷雾逐渐被拨开：从河北到昌平打工的时秀文经人介绍认识了刘瑞良，她觉得这个人挺老实的，人很好。后来在生活中慢慢发现，刘瑞良特别内向，什么话都放在肚子里，不愿意说。当时，他们租的房子在他们单位附近。刘瑞良从技校毕业就到机务段工作，都十多年过去了，可他连10平方米的房子都没有，他也一直没到单位去要。

　　2000年，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因为和老家关系不好，两人婚后的生活全靠刘瑞良每月800元的工资和时秀文打零工的收入。也许是生活压力所致，刘瑞良更不爱说话了。但在邻居们的眼里，小夫妻感情非常好。

　　2005年冬，小欣的出生给刘瑞良夫妇带来了欢乐。刘瑞良非常疼爱儿子，他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抱着儿子在手上摇啊摇。

　　然而，命运捉弄了刘瑞良。小欣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出患有“新生儿窒息”。这次看病花光了刘瑞良夫妇仅有的两万元积蓄，他们还不知道，这种病无论医治与否，都将落下终身残疾。

　　孩子满月之后，刘瑞良夫妇决定给孩子上户口。当他拿着孩子的出生证明和自己的户口去派出所时，刘瑞良被告知他是集体户口，没有房屋证明，只有从集体户口迁到自己房屋所在地的，才能把孩子的户口落在自己的名下。

　　户口困扰

　　刘瑞良是北京人，当他上技校时，户口农转非转到区里了。毕业之后，户口就落在了单位的集体户口上。

　　刘瑞良回到农村老家咨询当地派出所，但得到的答复是刘瑞良的户口迁出去了，孩子的户口不能落。后来时秀文想把小欣的户口落在他爷爷那里，但是，刘瑞良不同意。因为他7岁时生母就去世了，之后他跟父亲的关系很不好，而且，和时秀文结婚时刘瑞良的父亲极力反对，父子关系更僵了。

　　户口问题就这样一直困扰着他，内向的刘瑞良无奈之下终于鼓起勇气去找单位两次，求单位借个房子让孩子落户，但是单位没有同意。

　　时秀文又提议将孩子的户口落户到自己的老家河北。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刘瑞良和亲戚的反对，他们认为孩子姓刘，不能把孩子落在外地。

　　刘瑞良最后没办法，还是同意过了元旦就把小欣的户口落到河北，等以后有机会再把母子俩的户口一起弄回北京。但他又听说当地超过满月落户要交纳罚款，已经花光全部积蓄的夫妇二人希望再次落空。

　　在这段时间里，刘瑞良总是一个人发呆，有时候会莫名奇妙地发脾气，有时候又自言自语，偶尔还一个人憨笑。但这些细微的变化没有引起时秀文的足够重视。

　　元旦当天，时秀文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又开始叨唠起上户口的事情，埋怨了刘瑞良几句。刘瑞良在一边一言不发，一直沉默。小欣睡着之后，刘瑞良就开始在地上走来走去，嘴里还嘟囔着“800块钱5个人花(包括时秀文的父母)，除非我去卖血”。

　　刘瑞良突然冲过来用拇指顶住小欣的喉咙。时秀文被这一幕吓懵了，等反应过来后，时秀文用力掰他的手，大叫起来。刘瑞良重重地把孩子摔在地上，自己也瘫倒在地。小欣43天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时秀文哭着告诉刘瑞良孩子死了。刘瑞良却说：“死就死了呗。”经北京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鉴定，案发时，刘瑞良呈抑郁状态，受异常情绪影响，控制能力不完全，为刑事限制行为能力人。

　　小欣死后，时秀文离开了昌平南口的家，回到涿州乡下的娘家。听邻居说，她离开时什么也没带走。

　　庭审现场

　　开庭那天，法庭的大门尚未打开时，时秀文便在数名亲属陪同下早早等候在门口。9点整，刘瑞良被法警带进法庭，事发后再未见过丈夫的时秀文忍不住失声痛哭。刘瑞良自进入法庭后，始终面无表情地站在被告席上，未朝旁听席看一眼。

　　刘瑞良被指控涉嫌故意杀人罪，法官问他有无申辩理由时，刘瑞良说：“我不想说。”当法庭询问刘为什么要杀死亲生子时，整个法庭一片寂静，之前一直保持平静的刘瑞良开始低头啜泣，随后断断续续地说：“上户口……没有住房不给上……”

　　刘瑞良回忆说，儿子出生后，除了为孩子看病外，自己最大的心病是无法为孩子落户。看着孩子，他突然想到，如果儿子死了，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于是我就冲到床上掐住了他的喉咙……”

　　说到小欣的惨死，公诉人几度哽咽，眼泪一直在眼圈里打转儿。

　　半个多月后，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刘瑞良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0年。宣判后，刘瑞良没有上诉。时秀文觉得，这个判决结果超过了她的预期，是最坏的结果。她告诉采访这件事的记者，她会等他的，她还想见见刘瑞良，告诉他自己不恨他。

　　政策放宽

　　刘瑞良摔子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大媒体纷纷申请采访刘瑞良本人，“狠心父亲”、“摔子”、“户口”等字样充斥着报端，某南方媒体甚至罕见地用两个整版报道该案。

　　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将焦点聚集到户口制度上，这再次引起了户口制度存废之争。但是，一位多次采访刘瑞良和时秀文的记者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跟踪采访后，却认为刘瑞良太过于钻牛角尖了。

　　这位记者回忆说，他曾经到刘瑞良工作单位进行过采访。根据当时北京市集体户口落户政策规定，父亲为本市户口、母亲为外省市户口，于2003年8月7日以后出生的婴儿，要求随父申报出生登记的，应符合北京市计划生育政策，经婴儿父亲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审批办理，同时应出具下列证件证明：入户申请；医疗机构填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婴儿父母亲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结婚证、婴儿父亲的住房证明。

　　这个规定对刘瑞良来说，最为致命的就是住房证明。因为刘瑞良是租的房子，根本没有房产证明。但是，当时和刘瑞良情况相同的人很多，他们又是怎么给孩子落户的呢？这位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很多单位因为没法给职工解决住房，但又怕有的职工给孩子落完户后，不把房子还给单位，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专门将厂区里废弃的房屋，有的是公共厕所安上门牌号，集体户的职工给孩子落户出具住房证明的时候，写的就是这个门牌号。有的单位更夸张，一个公共厕所居然有二十多个孩子“落户”在那里。“这个也是可以体谅单位的苦心，像这样的事情(落户)是没有办法对外说的”，这位记者告诉我。

　　也许是巧合，在刘瑞良案件宣判半年后，2007年4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宣布，为方便民众办理户籍业务，解决民众实际困难，警方即日起推出九项户政管理便民服务新举措。其中一条措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内容是对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父亲为北京市集体户口(不包括在校生集体户口和驻京办事处、联络处等集体户口)，母亲为外省市户口，经单位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按规定审批后，可办理随父报出生或投靠父亲进京入户。届时理由是，以往一些居民是集体户口的，他们的子女因为父亲是单位集体户口，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因而不能随父亲在京入户。此次公安机关为了解决这部分居民的实际困难，放宽限制。

　　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修改是因为刘瑞良摔子案的推动，但是联系到距离刘瑞良宣判只有半年时间，而且措施中明确说不再有住房的限制，让人不得不将两者结合起来。

　　4年过去了，听说时秀文一直在河北老家，而根据有关规定，刘瑞良应该在北京或者天津服刑。我想刘瑞良在服刑的时候也许会因为表现良好获得减刑提前出狱，和时秀文团聚，重新拥有一个家。但我更希望这个案子从来没有发生过，尽管清贫，但他们依然幸福。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9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