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古道尔 与黑猩猩共度的50年

　　“惟有了解，才能关心；惟有关心，才能协助；惟有协助，黑猩猩方能得以生存。”

　　本刊记者  李珊珊  发自北京

　　2010年初秋，新雨，几簇玉兰挂在树梢，暗红的外皮已绽开一些，露出里面鲜红的种子——这些种子如果落在地上，只要足够耐心加上小心培护，很多年后，就会长成开满香甜的粉白花苞的玉兰树。

　　旁边的礼堂里，说话温柔的英国女人珍·古道尔正用一场公众演讲纪念自己研究大猩猩50周年。她所创办的NGO就叫“根与芽”，她说：“芽看上去又小又弱，但接触了阳光，它们就能冲破坚实的墙。”

　　对于珍的研究，当年的出资人之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在其百年纪念册中说：我们相信研究大猩猩可以获得对早期人类的了解，一位迷人且勇敢的姑娘把这些灵长类动物作为了自己的研究课题。

　　50年前，26岁的珍在坦桑尼亚的冈比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与当地出没的黑猩猩几乎住在了一起。在那里她有了惊人的发现：黑猩猩经常制造简单的工具。然而珍的研究的意义不止于此。她不仅让我们认识了黑猩猩，也激发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

　　一张珍与黑猩猩的经典合影中，一只年幼的黑猩猩伸出手指，去触摸她的手。据说这象征着人类与自然间的微妙关系。

　　藏在鸡窝里看鸡蛋从哪里钻出来

　　在《和黑猩猩在一起》的开篇，珍回忆自己第一次动物行为学研究的经历。当时她4岁半，很想知道母鸡身上哪里有一个可以让鸡蛋钻出来的洞。有一天她藏在了鸡窝里，等着母鸡下蛋。“忽然，她慢慢从草窝上站起来，背朝向我，身子向前弯曲。我看见一个又白又圆的东西从她两腿间的羽毛里慢慢地露出来，越来越大。忽然，她扭动了一下，噗！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鸡蛋落到了草窝上。”

　　7岁时珍读了一本《杜立特医生的故事》，说的是一名懂动物语言的兽医杜立特跨海到非洲救助生病猴子的故事。小姑娘下定了决心：“总有一天，我要去非洲。”

　　她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动物的书。她喜欢的动物包括北美的狼、南美的美洲豹、亚洲的猩猩、印度的象等等。她喜欢狼孩莫格利的故事，还特别喜欢人猿泰山的故事，但不喜欢相关的电影，“我自己幻想的泰山比任何演员演的都更精彩。”

　　珍18岁高中毕业，进了家文秘学校，学习打字、速记和简单的账目登录——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妈妈认为，秘书在哪儿都能找到工作。之后，珍在一家诊所工作过，在牛津大学学校管理大楼的档案室做杂工，还在一家纪录电影制片厂做过配乐，那是个“绝对妙不可言”的工作。

　　可是，非洲梦并没有被忘却，珍说，“即使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也明白那只是用来打发时间而已。我总是在等待机会。”

　　“我为什么老跟你说黑猩猩呢”

　　机会很快就来了。一位同学的父母在非洲买了个农场，同学邀请珍去那里。因为在电影厂的薪水太低，她换了个可以拿到小费的餐厅当服务员，4个月后，路费总算凑够了。

　　23岁那年，珍坐上了肯尼亚城堡号客船，经过21天航行来到非洲。在非洲的第3个月，有人告诉她，“如果你对动物感兴趣，最好去见见路易斯·利基。”

　　利基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古生物和古人类学家，著名古人类学研究家族——利基家族的开创者，正是他的发现使东非被确认为人类的发源地。珍去见利基时，他的秘书刚刚辞职，珍就做了他的秘书。

　　这个高中毕业的女秘书对非洲动物的了解之多让利基很惊讶。他带珍参与一些化石发掘并让她在化石博物馆实习。之后，利基开始有意无意地向珍提起黑猩猩的事情：那些黑猩猩生活在坦桑尼亚一个遥远的湖泊周围的森林里，他们比人强壮得多，研究他们可能很危险，但一定很有价值。他认为了解黑猩猩的生活状态可以帮助理解石器时代古人类的生存状况。

　　珍对黑猩猩很感兴趣，但考虑到自己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没有学位没有经验，她不敢提出自己的愿望，“从没想过我会被选中做这项研究”。但有一天珍终于忍不住了，她告诉利基自己很想去研究黑猩猩。利基笑了，“我一直在等你说这话呢，否则我为什么老跟你说黑猩猩的事呢？”

　　利基认为，缺乏经验，没有学位，这都不重要。他要找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头脑还没有被那些理论束缚住”，最重要的是这个人要有无穷的耐心，真正愿意和黑猩猩在一起，毫无所图、心甘情愿地研究黑猩猩的生活习性。

　　“黑猩猩在用草钓白蚁！”

　　珍为黑猩猩的研究计划准备了一年。准备期间，她查阅了关于黑猩猩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大多是动物园、实验室或者人们养在家中的黑猩猩，只有一个人曾观察野生的黑猩猩，干了两个半月，没什么结果，放弃了。珍想：“黑猩猩是多么聪明的动物啊，他们把自己保护得那么好，不肯让人随便了解。”在自传里，她写道：“我能年复一年地在他们自己的野外家园研究他们，真是太幸运了。”

　　1960年7月，珍踏入了冈比国家公园，那是野生黑猩猩聚居地。当地狒狒很快就习惯了人类的存在，几乎成了营地的祸害，而警觉的黑猩猩则始终矜持地与人类保持至少10米的距离，或者见到人就一溜烟地跑掉。跟黑猩猩跑了1个多月，珍才数清了这里的黑猩猩有50只左右，一般以6个或更少一些的小群体进行活动。

　　4个月后，一只白胡子大个儿雄猩猩跑进营地拿走了那里的香蕉。慢慢地，其他黑猩猩也开始觉得，这个天天跟着跑的人类并没想象中那么危险。在那只珍起名“灰胡子大卫”的黑猩猩身上，她有了第一个惊人发现。

　　“在度过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上午之后，我蹒跚着走过潮湿的植物。忽然，我看到一个庞然大物蹲在一处蚁穴旁，透过树叶我看见那是‘灰胡子大卫’——那只开始就对我这个白猩猩放松警惕的雄性黑猩猩。我看见他捡起一根草梗，捅进白蚁窝，过一会儿再把沾满白蚁的草梗拔出来，用嘴唇把白蚁从草梗上摘下来。我能看见他下颌在动，听到嘎嘎的响声。我看到一头野生黑猩猩在使用工具！”这个发现让珍和利基很兴奋，在那之前，科学家们一直以为人类是惟一能制造工具的动物。

　　作为第一个跟着黑猩猩跑来跑去的“白猩猩”，珍通过自己的观察证实了黑猩猩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主要吃果实，有时也吃些叶子、花、种子和茎。后来我又发现他们也吃相当数量的昆虫，有时还抓些动物来吃肉。”跟人一样，黑猩猩们整晚都在睡觉，还会给自己搭窝，找一块平整结实的地方，用一堆树枝铺“床垫”，最后还要找些小而软的枝叶来做个枕头。珍说：“他们很会享受！”

　　珍认识了猩猩群中雌性黑猩猩头儿弗洛——黑猩猩世界中，雄性是统治者，最高级的雄猩猩是整个黑猩猩部落的首领，不过雌猩猩也有尊卑，弗洛作为级别最高的雌猩猩可以指挥所有雌性黑猩猩。当弗洛屁股红肿(雌性黑猩猩发情的表现)时，身后会跟着长串的追随者，而弗洛允许他们在不同时间分别跟她交配。

　　珍还看到小黑猩猩渐渐学会使用交流工具——手势和叫声。他们的手势包括握手、拥抱、接吻和互相拍打后背，手势表达的意思甚至也跟人的手势类似。她学着去分辨黑猩猩日常的吼叫，约有30多种，意思都不一样。黑猩猩们用吼叫来远距离传递信息。

　　1964年，珍甚至目击了黑猩猩迈克的“谋朝篡位”。当时的雄性头领是戈利亚特，一只高大结实的黑猩猩，而迈克很矮小，但他有效利用了自己的智慧。他从人类的帐篷周围搜集了一两个空煤油盒子，一边敲打着盒子，一边冲向一群成年黑猩猩。他的“新式秘密武器”把大家吓坏了，原来的首领和其他黑猩猩一起大呼小叫地跑了。迈克就这样当上了黑猩猩首领，坐了6年王位。

　　“我不能只是坐在森林里观察他们了”

　　一直到1980年代，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坦桑尼亚与黑猩猩们朝夕相伴。她结了两次婚，生了一个儿子，陪伴了3代黑猩猩的成长。她写了很多书，向人类介绍黑猩猩与我们多么相似：他们同样有个漫长的童年，通过观察和模仿其他黑猩猩的行为来学习；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很密切，会互相帮助，甚至会对其他同伴感到歉意或喜爱；能学会手语；与人类一样，黑猩猩有不好的一面，他们有攻击性而且很残忍。

　　1970年代，另一位研究山地大猩猩的女性戴安·弗西拜访过珍。弗西的研究对象有点像电影《金刚》里的那种很大的猩猩，她向珍学习了一些野地工作和数据收集的重要技巧。与珍相似，弗西与大猩猩们生活在一起。她的研究显示大猩猩残暴的名声并不属实，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善良且害羞的动物。

　　因为这项研究，弗西与当地政府尤其是伤害大猩猩的狩猎者和侵占大猩猩栖息地的牧人关系紧张。据说弗西破坏猎人的猎具、拆除陷阱和圈套，甚至还筹募资金用来购置反偷猎用具，进行反偷猎巡逻。1985年12月的一天，弗西被发现死在她的小木屋里。她的头骨被一把大刀砍开，很明显杀死她的是人而非大猩猩。

　　1986年，芝加哥科学院举办了“了解猩猩”研讨会，珍在会上说：“这改变了我的生活。”认识到猩猩们正面临麻烦后，她知道，“我再也不能只是坐在我喜爱的森林里观察他们了。”从那时起，珍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如何尽自己所能地救助黑猩猩，改善他们的处境，“报答他们曾经给我的一切”。

　　很快珍就意识到黑猩猩面临的问题与非洲面临的问题紧密相关。人口在急剧增长，为生产更多粮食，人们砍伐树木，导致森林骤减、水土流失。然后人们只能继续砍更多的树，最后越来越穷，越来越饥饿。黑猩猩的栖息地也越来越小。他们被迫流亡，还遭到人类的捕杀。珍尝试帮助当地人了解黑猩猩。她募集了些资金用于恢复当地环境，让当地人有事做，“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来雇佣这些工作人员，冈比就不会有打猎或者偷猎发生了。”

　　自然滋养着人类的心灵

　　1970年代，看到养殖场动物的悲惨境遇后，珍开始放弃吃肉，但因为“每年有300天在外奔波，和世界各地的人在一起，你很难在没有任何动物制品的情况下维持均衡的饮食”，所以，她并没完全吃素，“我还是吃鸡蛋和奶酪，而且我知道很多酱汁和甜点里有牛奶。”也许那时起她就在考虑人类和动物的平等问题了。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处境也很悲惨，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乎动物们所受的虐待，这真的要紧吗？ 在最近的新书《动物和他们的世界之希望》(Hope for Animals and Their World)中，珍举了个例子。当八星虎甲虫被列为美国濒危物种，并由联邦政府专门拨出经费用于研究和保护时，曾有人在报纸上说：“很多人正饥肠辘辘、无家可归，我们却划拨50万美金去保护一只臭虫……我真庆幸恐龙已经死绝，不用我们出钱去保护了。”

　　珍认为自己对黑猩猩的发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在一本书中，她说：“当然，我们也应该帮助受苦的人们，但我要问你们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在乎人们所受的痛苦呢？因为他们跟你我是同一种动物，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我们知道他们与我们一样会痛苦，会悲伤、恐惧、绝望、孤独和寂寞。那么好吧，如果我告诉你黑猩猩也能感受这一切，猫、狗或是猪，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动物，他们也都能感受到这一切，你同意吗？”

　　她说：“如果你同意，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关注这些动物的痛苦了。”此外，我们保护动物也是出于公平考虑：动物们有资格与人类分享我们这个星球。而且，“充满各种生灵的自然能够滋养我们的心灵”——至今，珍每年都回冈比的雨林中待几天，用来休息、充电。

　　回首与黑猩猩们在一起的半个世纪，有人问珍照片中的那只小猩猩还活着吗，“那是‘菲菲’，当时只有1岁，前几年去世了。”菲菲是个好妈妈，过去半个世纪，她生了4个儿子，其中一个已成了现在黑猩猩部落的头领，还有一个是冈比黑猩猩中个头最大的雄性。而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珍的青年环境教育和拓展项目“根与芽”已经在90多个国家发展了7500多个小组。

　　(本文参考了珍·古道尔的《和黑猩猩在一起》、《黑猩猩在召唤》及《Hope for Animals and Their World》及珍·古道尔研究会的部分资料，特此致谢。特别感谢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北京办公室的帮助。珍·古道尔使用他、她而不是它来称呼动物，本文遵循这一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