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骗学子：梦碎后的生活

　　本刊记者/李云虹

　　绚烂的前景

　　合同签订的那一刻，张磊的脑海中充满了对于未来的美丽期许——在北京安家，将父母接来北京团聚……

　　今年23岁的张磊(化名)，面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出生于贵州省独山县一个偏僻小村庄的张磊，此刻异常地怀念自己的家乡。“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吞噬了他的心。

　　张磊的家乡在他的描述中，是个“山清水秀，空气新鲜，人与人没有太多勾心斗角”的地方。但他却不愿一直呆在那里，因为那里“没有很多工厂，没有高楼大厦，也见不到奥迪、宝马”。

　　尽管出生农家，张磊的心中却有着农家娃们共同的梦想：远离村庄，告别土地，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打工者”。

　　“可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有我的理想和目标，我不想一辈子窝在村子里没有出息。”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实现自己的“财务自由”。至于什么是真正的“财务自由”，他也说不出来。

　　高考后，他来到了北京，成为了一所“民办非学历普通高等学校”——中国信息大学的一名普通在校生。

　　在一次学校组织的IT讲座上，他第一次见到了于洋——北京赢科前程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在那次讲座上，张磊对于“保底年薪5～10万元，40%学员年薪超过10万元”的口号记忆犹新。

　　“当时，于洋来我们学校做IT讲座，然后，借机宣传该公司‘先就业后培训’的高薪工作。”张磊回忆道。

　　如此宣传，对一心想在北京打天下的“农村娃”张磊而言，不啻为一个巨大的诱惑。在劝说了家里人很长时间后，他向于洋缴纳了1.53万元培训费，并签订了一份《培训合同》，以及一份《就业合同》。

　　合同签订的那一刻，张磊的脑海中充满了对于未来的美丽期许——在北京安家，将父母接来北京团聚……

　　竹篮打水一场空

　　至今没有把自己被骗的事情告诉家人，因为告诉了，家里人也不会相信。“我已经没脸再跟家里要钱了，现在只能靠借朋友的钱东拼西凑地过日子。”

　　很快，张磊就接到了北京赢科前程科技有限公司的培训通知。满怀希冀的张磊，准时出现在了培训地点。

　　在一间很简陋的屋子内，张磊的梦想开始渐渐破碎。

　　与他一起来上课的韩华(化名)手中，拿着一份色彩斑斓的广告单，上面赫然写着：北京赢科前程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内外多家知名企业长期合作。广告还称，“参加培训的学员都发‘印度亚洲信息技术管理学院’的毕业证书”，而且有机会去印度一流大学继续深造。

　　这些绚烂的词语，让未来的蓝图在他们各自的心中栩栩如生。

　　但张磊告诉记者：“尽管公司所教授的课程，从字眼上看很主流，但事后，我们才知晓，本应该教授的课程，有70%～80%都被删掉了，剩余的课程中，大部分都是由学员自行学习，发的都是课件。”

　　培训时的遭遇，虽让张磊的心有些凉意，但他仍幻想着就业后的美景。

　　培训结束后，“这家叫做‘北京赢科前程科技有限公司’的培训公司，并没有像他们在跟我签订合同时宣称的那样，为我安排工作”。

　　“他让我们回家耐心等着，说很快就为我们发毕业证并安排工作。可是，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我才发现，这只是一场美梦。”张磊告诉记者。

　　由于与赢科签订了合同，张磊无法找到全职工作。目前，他在一家资本管理公司找到一份做业务员的兼职。

　　“没有底薪，只有提成，可是半个月过去了，还没有任何业绩。”由于兼职拿到的报酬根本不够支付在北京生存的开支，所以，每次有大的开支，他都得向朋友借钱。

　　他至今没有把自己被骗的事情告诉家人，因为告诉了，家里人也不会相信。“我已经没脸再跟家里要钱了，现在只能靠借朋友的钱东拼西凑地过日子。”他说。

　　“我每天早上一起来，想到的就是挣钱、还钱。”张磊每天都与巨大的压力和恐惧相伴，不敢想象明天、后天的日子，只能拼命地去找一些事情做，来“麻痹自己”。

　　这个总喜欢“自称孩子”的孩子，在经历一系列事情后，却明显表现出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的成熟与冷漠。

　　在收取了高额的费用后，培训机构的负责人于洋也不见了踪影，“毕业后年薪5万～10万元”的美梦，瞬间变成了噩梦。张磊说：“我以后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此刻的张磊，欲哭无泪。

　　“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比你还不幸”

　　“这么多学费被骗、不敢跟家人说，没有毕业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生活来源”，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严酷的生存考验。

　　与张磊经历相同的还有韩华。那份词藻绚烂的广告单，是韩华无意中在马路上拾到的。

　　2008年6月高中毕业后的韩华，从安徽老家来到了首都北京。学历不高的他，每日都在兼职、打小工。

　　一次偶然在街道上拾得的小广告，被韩华看作是“天上掉下的馅饼”，砸到了他的头上。“有机会到印度一流大学继续深造”的话，让韩华动了心。

　　“想通过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种愿望很强烈。又没有其他渠道可以让自己从底层变成白领，遇到这么好的机会，就把它当成救命稻草了。”韩华苦涩地说。

　　韩华告诉记者，赢科公司总共招收了3期学员，近30人。每期学员交纳1.3万～2.1万元不等的学费。学员中最大的26岁，最小的仅20岁，大多来自农村。韩华的同学有：江西乐平中堡村的董生乐、黑龙江鸡西西山委的王帅、山东诸城梦瞳镇的陈学智、内蒙古武川哈乐镇的张鹏鸽等。

　　韩华告诉记者，一些学员发现被骗后，因为不想多事，就离开了北京。最后留在北京的，还有10多个人。

　　“这么多学费被骗、不敢跟家人说，没有毕业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生活来源”，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严酷的生存考验。

　　韩华和培训班的其他同学一起去北京赢科前程科技有限公司论理，却发现，培训地点已经从北京市海淀区搬到了朝阳区的左家庄；他们反复拨打负责人于洋的电话，却再也联系不上；他们去工商部门投诉，却发现这家公司在2009年12月30日变更了企业法人，负责人于洋被免去了执行董事的职务。

　　这群被骗学生们选择了高举维权大旗。他们在网络上四处发帖求救。但他们所品味的是处处碰壁，令他们内心惶惑。

　　一次，他们在公安局门口见到于洋。于洋说：“你们再这样闹下去，公司以前跟你们签订的合同就全部作废，退学费根本不可能，钱我已经花光了。你们最多去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告我‘合同诈骗’，到时候我申请破产，公安机关是不会给你们以‘合同诈骗’立案的。”

　　他们向海淀区工商分局反映，请求对赢科超范围经营给予行政处罚。工作人员的回答是：“非法办学归教委管，再说人都跑了，我们没法查证你们的举报，怎么管？”

　　他们致信北京市教委，得到的回应是，“教委只对在教委登记备案的‘民办培训机构’有执法权，没登记的，我们不能处罚人家。他们有工商局发的营业执照，你们去找工商局或公安局。”

　　尽管如此，张磊、韩华们始终没有放弃解决问题的希望。在张磊的网上签名中，记者看到这样一段话：“如果你觉得你不幸，那么，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比你还不幸。”

　　而这所已经搬迁到左家庄的培训机构，目前仍在招生。

　　法律的灰色地带

　　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等法规的规定，一个公司申办“民办培训机构”大致的流程如下：首先，企业法人设立教育培训机构，应在注册资金、师资、校舍等多个方面符合法定的设立条件，符合条件后报请当地教育或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由主管部门颁发“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然后，到民政局办理法人登记，再到区技术监督局办理法人代码证书，到银行开设账号，到物价局申领“办学收费许可证”；最后，还要到区地税局办理税务登记。在完成上述批准登记并将培训机构刻制的印章式样、开户银行及账号报审批机关备案后，方可对外开展招生培训业务。

　　“这类培训机构恰恰是钻了法律的空子，避逃了工商局对它的监管。”代理此案的律师告诉记者。

　　实际上，这类机构有工商局依法注册的公司合法资质，与参训学员全部签订了《培训就业合同》，用《培训就业合同》为将来案件定性为民事纠纷预设埋伏。

　　临时聘请老师给学员上课，致使公安机关认为该公司的确在履行合同义务。而公安机关一般认为，只要公司有工商局发的营业执照，就表明资质合法，给学员上过课，说明人家在履行合同，那么，这类案子就是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不是教育培训合同诈骗。

　　公安部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案子如果不大，处理这类案子吃力不讨好，还可能被扣上“警察插手经济纠纷”的帽子。承办或接案的警官面对这类举报，几乎一律推给法院，去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然而，去法院以合同违约起诉，涉及几十万元，法院执行难比较普遍，加上施骗者注册的是有限责任公司，大不了申请破产。

　　但是，对于被骗的学生们，他们的维权路依旧“路漫漫”。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9月下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