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活了三年

　　她们不愿意收下更多的捐款，这个贫困的家庭在白血病面前，一直保持着尊严。

　　中国周刊记者  田乾峰 北京报道

　　30万元手术费凑够了，手术三年后，最终还是没能挽回白血病患者陈强的生命，只是让他多活了三年。在生命的尽头，他说：“这已经很知足了，只想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我想见一见你”

　　6月11日，北京酷热，我突然收到陈强发来的一条短信。陈强说：“田大哥，你最近还那么忙吗？我现在又来北京了，大夫说我这次复发了。情况不好，我来了大概一周了。这次是身体不行了。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好了去看你。现在难了。我想见一见你。”

　　陈强，今年23岁，我三年前结识的一个采访对象，白血病患者。

　　我直觉陈强的状态不好，发短信问陈强的三姐陈春燕。陈春燕回短信说：“他这次复发，很难控制。他有些话和家人不能说，却和你可以敞开来说。”

　　赶到医院，陈强的二姐陈竹英在医院门口等我。坐在楼道里，听她讲述陈强这两年的病情变化，这次最严重，可能过不去了。

　　一年多不见，陈强躺在病床上，手上挂着点滴，左眼已经睁不开了，微微地睁着右眼。手背上打点滴的血管，已经结了茧子。右侧胸前，长出一个大大的疤痕。

　　陈强的妈妈笑着迎过来，一脸疲惫。这次，她明显老了许多，五十岁刚出头，头发花白，腰弯着直不起来，走路时，右手还得卡着腰。

　　她说，这次很危险，到北京西站刚下火车，陈强就瘫软在地上，她喊警察帮忙找了辆出租车拉到了医院。

　　这些天，医生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书，家人都没有告诉陈强。她说：“这次想开了，他已经多活了三年，即使能再做骨髓移植，也不做了，实在是个无底洞，他身体受不了，家里也负担不起。”

　　对自己的病情，陈强很敏感。他在短信里说：“我感觉大夫这次对我态度都不一样，我能感觉到，我妈和姐都不想让我知道。”

　　坐在床前，我们聊了很多，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病拖累了三个姐姐，很过意不去。我试着和他谈些轻松的，故意岔开话题，问他：“你高中时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有没有谈过恋爱？”“没有，那时还小……”他腼腆地一笑。

　　话题又回到他的病上：“田大哥，我觉得这次很难过去了……所以想见见你，谢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以前，还想着病好了再去看你，这次看来不行了。”

　　我在旁边，只能说些无力的鼓励话。

　　起身，去拿桌上的水果，递给他。他说，口腔里面都溃烂了，吃不了。

　　贷款救弟弟

　　事情还得从三年前说起。2007年10月，我还是北京《京华时报》的一名记者。邮箱里收到一条线索，大概意思：弟弟得了白血病，没钱治病，姐姐向社会求救。

　　在报社，这种求助很多。报道的多了，读者的反应也会越来越淡，但我还是决定见她一面。

　　下午，她来到报社。一身学生装，穿着朴素，不卑不亢，说话不紧不慢。

　　开始，我还怀疑她是来骗我的，后来了解到，她叫陈春燕，内蒙古人，正在内蒙古大学读书。弟弟今年20岁，高考前，突然晕倒，确诊是白血病，现在北京道培医院，做手术费得30万元，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

　　来报社前，她和俩姐姐跑遍了内蒙古的高校、企业，四处求助，结果，没有募捐到足够的钱。后来，她们又找了很多家媒体呼吁，结果，钱还是远远不够。“但是，弟弟不做手术就活不了多久。”说着，陈春燕哭了出来。

　　情绪平静下来，陈春燕接着说：“我们姐妹仨什么都没有，家里的房子也卖了，想用个人的社会信用做抵押，向社会上的好心人借30万元救弟弟。”

　　她们的家庭很奇特，早年，父亲出门做生意，再没有回来。母亲带着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生活。妈妈给幼儿园做饭，一个月600元，供养三个女儿考上了大学，只等着陈强参加高考。高考前，陈强突然病倒，给这个普通家庭重重一击。

　　身处绝境，三个姐姐希望能向社会贷款，而不是获得捐款。

　　那借款怎么还？陈春燕列出一张他们姊妹三个的收入清单，包括自己三年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预计的月收入，减去日常的必要支出，和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分期偿还30万元的手术费。

　　在医院病房，我见到了陈强。

　　陈强穿着蓝白条的病号服，坐在床头，见人进来，他从床上坐起来，戴上白色口罩。因为长期注射药物，脸部浮肿。

　　第一次见陈强，他腼腆地笑着。隔着口罩，我问一句，他答一句。陈强妈妈站在旁边，笑着点头，看我们聊。

　　三个女儿和妈妈在附近租了个小房间，不输液时，陈强暂时离开医院，住在这里，过几天正常人的生活。

　　避开儿子，在出租屋里谈起儿子的病，刚刚在儿子面前还笑呵呵的母亲，再无法抑制住情绪，说了几句，就泣不成声。为给陈强看病，她把房子卖掉了。“没有儿子，我要房子还有啥用啊！”

　　治疗白血病需要做骨髓移植手术。经检测，二姐陈竹英的骨髓和陈强的骨髓完全配对。这一结果，让一家人兴奋不已，这意味着，只要筹够手术费，陈强的身体条件允许，便可以做手术。

　　然而，30万元的手术费，就像一座大山，压制住他们心里的一点点希望。

　　“不要再捐了”

　　其实，她们的经历跟很多因为重病而陷入困境的家庭非常相似。三个姐姐的执意借款，还是让我有些意外。她们似乎并不想亏欠什么。

　　我在报纸上发出了这个故事，心里也打鼓，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报道见报当天中午，咨询捐款的电话就开始打进来。陈竹英也打来电话说，有人到医院送了2000元，还有人在她的博客上留言，要账户，要直接给她1万元钱。

　　陈竹英一家很激动。第二天上午，突然接到陈竹英的电话：“田记者，你赶紧过来一下好不好？”语气很紧急，我问怎么了。陈竹英说，你来了再说吧！

　　见到陈竹英，她说：“我和妈妈、妹妹商量了一下，决定赶紧告诉你，昨天下午一个人打电话来，要我的账户，给我打了5万元，还有人送来2万元……不到两天，账户里的钱就到了20万元。”

　　她说：“喊你来，就是妈妈让我赶紧告诉你，赶紧再发篇报道，告诉大家手术费够了。不要再捐了。”之前，家里有剩余的7万元捐款，还有3万元存款，加上这次的20万元，刚好够30万元手术费。

　　她描述着收到捐款前后的情形，声音有些颤抖。捐款的人，跟她要了个人账号便把钱直接打给她，甚至都没有留下联系方法，只是说现在很难再看见这种姐弟真情和诚信。

　　陈强妈妈拉住我说：“小田啊，谢谢你啊！阿姨想好了，钱够治病就好了，再多，你说阿姨用不完怎么办啊，给谁还是不给谁啊！良心过不去啊！”

　　她让女儿带我去工商银行，查看账户里的捐款，我拿出相机，拍下了那个用来救命的数字——20余万元。

　　筹齐手术费，二姐陈竹英剪短了头发，开始调养身体，准备为弟弟提供骨髓；三姐陈春燕安心地回到内蒙古，继续读书，时常会给我发邮件，说说她的想法和弟弟的病情。

　　2007年11月4日，手术临近，陈春燕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好希望给弟弟配上骨髓的是我，那样可以让我为弟弟，为家里多做点，每天都在努力说服自己要打起精神，不许再颓废，弟弟的病会好的……”

　　她还想起了离家多年未归的父亲。“昨天晚上，梦到我爸爸回来了，他说看到报纸了。我们觉得回来就好，没有人怪他，他最疼我和弟弟了……我爸爸很疼爱我们，尤其是我和弟弟。他做生意很强，可能和他是南方人有点关系吧。他常常教我们学会自强不息，尽管对他还有很多怨恨，但还是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每封邮件的末尾签名总写着“知足者常乐”。

　　对父亲，三个女儿有着特殊的情感——有爱有恨。弟弟病倒后，她们心里其实很希望父亲能突然回来，帮他们一把，但他们从来都不愿说。有一次，陈强妈妈哭着说：“你说儿子都病成这样，他怎么就不回来呢！阿姨也没有办法，愁得头发都白了。”之前，他们到公安局报过案、报纸上发过寻父的报道，但都没有音讯。

　　2007年11月20日，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陈强入舱，等待手术，陈竹英做好了给弟弟捐骨髓的准备，陈春燕从内蒙古请假来医院陪护弟弟。

　　接到电话，我特意去买了一个红色中国结送给陈强。隔着病房玻璃，通过电话，我和陈强聊起来。陈强笑着说：“哥哥，放心吧。等我病好了，我去看你。”

　　三个姐姐挤在窗口，隔着玻璃窗，嘱咐舱内的弟弟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陈强，你想吃什么？”“陈强，你把衣服扣子系好了……”舱里舱外，像过节一样。当天，内蒙古一家电视台赶来，用摄像机记录着这一幕。

　　偷跑

　　手术很成功。

　　不到一个月，2007年12月10日，陈竹英就发来一封邮件：“田记者，告诉你两个好消息，第一个是我今天上班了，身体恢复得挺好，目前为止弟弟的手术都还算顺利。第二个就是平安基金的款项拨付到弟弟医院的账户了。您听到这个一定高兴吧？这下后续的治疗又多了份保障，真好。”医生说，陈强后期的治疗，还需要很多钱，他们在医院又给弟弟申请了平安基金。

　　2008年元旦后，陈强恢复得不错，医生准许他回住处疗养。不过怕感染，他需要单独一间房，住不下，大姐只好先回内蒙古，留下妈妈一个人陪护。

　　大姐回去那天，在学校的陈春燕发来邮件有些伤感地说：“……在弟弟身边时，看着他每天忍受痛苦，忧郁的表情，却无能为力，很难受。然而，回到学校，又是另一种担心，尽管电话里妈妈每次都说一切都好，我知道如果不好的时候，她也不会和我说。其实，只要弟弟能慢慢地恢复好了，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了。一家人不管能不能聚在一起，只要心在一起，彼此挂念着就足够了。”信的末尾还是“知足者常乐”。

　　陈强是全家人的挂念。

　　后来我了解到，骨髓移植手术，对陈强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走过了第一步，接下来的排异，陈强的身体还要接受极大的挑战——脸部可能会不停的浮肿，皮肤发黑，起斑。

　　这是不为我所知的。

　　直到有一天，陈强突然出现在报社门口。陈春燕带着弟弟，从北京西边的玉泉路跑到东北角的报社，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见面时，我心里还是一惊，但没有直接说出来，我不敢直视排异后的陈强——他穿着厚厚的棉衣，脸部浮肿，皮肤发黑，我心里一阵发紧。与手术前相比，判若两人。

　　我问：“你们怎么来了？”

　　春燕说：“弟弟说恢复得不错，说想来看看哥哥，我就带他来了。”陈强还是不怎么说话，只是冲我腼腆地笑着，他还让姐姐从老家带来几包牛肉干。

　　后来，我才知道，陈强是背着医生偷跑出来见我的。当时，妈妈吓坏了。“老三对她弟弟好，什么都愿随着他，他说要去，老三胆大，就带他跑出去了。”对常人来说，十几公里的路，不过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然而，对处在排异中的陈强来说，却有生命危险。陈强怕花钱，舍不得打车，一路倒地铁和公交赶过来。

　　“偷跑”之后，陈强再不敢随便跑出去，让妈妈担心。他们在医院附近的小区租了套两居室，开始静养。

　　之后，很长时间，我只能通过陈春燕的邮件断断续续地获知陈强的消息。直到陈强再次发来短信说，他要见一见我，我才意识到一些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没有白来一趟

　　隔了几天，6月16日，端午节，去医院给陈强送粽子吃。这次他很意外，不过，我也很意外，意外他精神好了很多，经过化疗，用药，右眼已经能睁开。坐在床边，我们聊得很开心。我以为，他这次还能挺过难关。

　　7月11日，我给陈强发了一个短信，他没有回。又给他姐姐发了个短信，也没有回。我心里觉得有些不对。

　　7月15日，闷热的北京突降大雨，雨水打在车窗上，沿着玻璃往下淌。这时，突然接到陈竹英的短信：“田记者，您在北京吗？要是有时间我们想见见您。”看到短信，心头一紧，立刻回电过去，问怎么了？

　　陈竹英说：“弟弟走了……”

　　她的声音哽咽着：“弟弟是12号走的。我们准备明天就回老家，妈妈想走前见见您。”

　　母女四个人挤在医院对面宾馆的一间房里，这次没有弟弟，拥挤的房里，气氛却显得冷冷清清，墙角堆放着几包陈强用过的物品。坐在床角，陈强妈妈说：“走了好！走了好！这下阿姨也想通了，现在他躺在那儿自己也难受，还得拖累他三个姐姐。为了弟弟，这三个女儿到现在都没有找对象。他多活了三年，阿姨知足了！”

　　去世之前，陈强跟姐姐说：“等我走了，就把骨灰撒到大海里，我还没有见过大海，不要立碑，不要留什么东西，也不用通知同学们，到时候，他们打不通电话，就自然知道了。”第二天，他们的手机全关了。

　　收拾弟弟的床铺时，陈春燕发现一粒药，那是弟弟每天要吃的进口药，一天两粒，一粒400多元。春燕说：“弟弟他很傻，他最后想给家里省钱，每次吃药只吃一粒。”

　　至今，陈春燕还在气弟弟不会照顾自己：他就是傻，有时候，妈妈很恼他，你说你是个病号，出门让你10块钱打个车，他都不打。坐公交车，他看见老人，还给人让座。你说你身体好好的，还行，你个病人自己都照顾不了，还要给人让座。

　　妈妈曾跟陈强开玩笑：“陈强，你看这么多人来帮你，到最后还是没有把你留住，你来这世上一趟，也没给社会做啥贡献。”陈强笑着说：“谁说我没有？起码来这世上这一趟，让医生在我身上做了很多实验，以后他们再治这样的病会多点经验。”

　　陈强走后，给姐姐和妈妈留下数万元的债务。陈春燕说：“不用再麻烦别人了，我们自己慢慢来还，一定能还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