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6日，东莞厚街某工厂，一名工友用床当书桌写着家信。实习生 张浩洋 南都记者 陈奕启 摄

部分极端案例

　　困惑

　　带着梦想在城市打拼，繁重而枯燥的工作，或多或少的家庭负担，以及背井离乡的孤独寂寞，都不同程度地困扰着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这一代人想法更多、心理更复杂，面对社会压力也更脆弱。随着时间流逝，一系列极端事件仿佛证明，在日复一日的操劳中，他们已变成脆弱的一代。自卑与悲观，失衡与焦虑，孤独与受挫，压抑与怨恨，抵触与被剥夺……种种情绪在新生代农民工心中蔓延，成为不可承受之重。现实就是这样扭曲———他们渴望交流，渴望被认识，但在陌生的城市，他们往往无所适从。

　　这些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究竟承受着怎样的心理压力？极端事件中的年轻人，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上绝路的？在此过程中，外界的一举一动，有着怎样的影响？南都记者试图从案例入手，还原当事人遭遇，展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处境。社会有义务帮助他们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更有尊严地生活，真正实现体面劳动。

　　压抑的人际

　　厂区人头攒动，精神形影相吊，年轻的他们渴望交流，渴望倾诉，但在陌生的务工城市，他们往往找不到倾诉的渠道。面对挫折，很多人选择消极应对。

　　绝望是一道深渊

　　东莞的清溪镇与黄江镇，相隔仅数十公里。

　　18岁的张朝晖与20岁的徐洲，今夏分别在出租屋和工厂车间，以极端的方式宣泄情绪，震惊亲友。前者是未婚妈妈。2010年5月30日晚，清溪镇谢坑管理区一间出租房内，患有产后抑郁症的张朝晖与男友争吵后，一气之下抱起几个月大的亲生女儿，将她从出租屋4楼扔了下去，致其当场身亡。而在事发前，她只不过是在谢坑管理区一家玩具厂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每天的生活就是上班下班，最温馨的片段，也就是在下班后与男友、家婆及女儿四人到厂里打热水，然后回家吃饭。

　　后者是家里懂事的孩子。2010年6月17日下午，徐洲从黄江一家塑胶厂的车间2楼跳下，经抢救挽回一命。此前他曾打电话向母亲抱怨，“一人做四个人的活，很累想回家”，向领导提出辞职遭拒。

　　在医院住了两个半月后，工厂本想帮徐洲以工伤申请补偿，但最后失败了。这意味着，徐洲欠下的3万多元医疗费，又要家里扛。此后，徐洲更沉默了。9月1日，徐洲拿着玻璃片尝试割脉，被发现后阻止。两天后，他再次跑到病房厕所将门锁住。病友林章桂看到他正往厕所高处爬。护士赶紧把门撞开，徐洲已经坐在窗台，他回头看了一眼护士，就跳了下去。在接近地面时，他的身体被空调挡了一下，又一次保住性命。

　　如花年龄的选择

　　徐洲三次寻死或许是个殊例，但有此选择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在少数。从今年3月初到10月底，经粗略统计，媒体报道的极端事件有10多起，他们的年龄都集中在18到20岁，原因均与“工作压力大”有关。

　　9月3日被救回来后，徐洲在ICU病房道出再次自杀的原因。“厂方表示不再负责今后的医疗费”，彻底将他击垮。“我活着就是再次拖累家人。”自从那次出事，工厂和医院再也没提过医药费的事，医院也一再派心理医生进行干预，经过一个多月治疗，徐洲最后康复出院。

　　徐洲首次跳楼，已让同厂工人百思不得其解。在工友眼里，他话不多，只是一味干活，平时吃饭也很节省，很少跟工友交流。而他事后跟母亲说得最多的，仍是“在厂里每天都感觉很累，生活过得非常压抑”。

　　孤独感长期积压产生的偏激，或许是众多“徐洲”选择极端方式的重要原因。这个如花的年龄，选择以“结束生命”的方式来抗议他们所认为的压力，值得深思。

　　寻求倾诉的渠道

　　困惑之下是否会迷失？寻求倾诉的渠道又如何，或许多少都能影响甚至左右到“徐洲”们不再因缺乏关心和理解而走向极端的道路。在南都对5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统计调查中，在“遇到心理困惑时，一般选择与谁交流”一项中，40%的人选择了“老家亲友”，26%的人选择了同事，18%的人选择了城里打工的老乡，10%的人选择了城里认识的新朋友，仅有1%的人选择了工厂管理人员(包括职工之家等)。

　　张朝晖遇到这种心理困惑时真正的选择，没有人比她更清楚。但居住在出租屋一年多时间里，沉默寡言的她给房东以及邻居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同样在工厂内留给工友的印象也是如此，与男友谈恋爱后不小心怀孕并生下了一个女儿，在如花的岁月里，她的生活角色提早步入了婚姻与家庭的束缚当中。

　　冲动的情感

　　在一个共同团体中打拼的农民工往往会产生感情，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心理和生理方面无慰藉、家庭责任感淡薄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一场没有责任感的“错爱”。

　　更敢爱，没有责任感的爱

　　与张朝晖和徐洲一样，现在东莞的工厂里，18至22岁的新生代打工者正逐渐成为主力军。但他们的感情世界里，同样有着年轻的冲动。

　　位于凤岗金凤凰开发区的东莞联泰公司属下的通威服装有限公司拥有4000多名员工，18-20岁年龄段的工人占了该公司员工总数的25%-30%。今年国庆节期间，通威公司18岁的女工小柳(在广州有男朋友)与20岁的男工友小张来往密切，跟随小张去惠州游玩，没想到小张想带她去“见父母”。

　　但小柳见到小张的父母后，却又当着两位家长的面说“要去广州见自己的男朋友”，正在此时，小柳的男朋友又打来电话，怒气冲冲的小张接听电话。电话过后，两个男生发生了争吵，小柳的男朋友随即向警方报警称“自己的女朋友被人绑架了”。后经过警方以及工厂的调查才发现是误会一场，并劝说小张将小柳送回了凤岗。

　　经过这一变故后，小柳在厂里变得郁郁寡欢，后来厂方跟小柳的家长联系后，暂时让她办理离职手续回家先休养一段时间。

　　18到20岁，情窦初开的年龄。南都记者走访众多工厂时了解到，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个年龄段都会谈恋爱，对象多为厂里工友或者同一个镇上打工的老乡。南都对5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统计调查中，在“进城打工后，你以何种方式结交新朋友？”一项中，51%的人选择了“工作交往”，21%的人选择了“通过老乡同学介绍”，选择“居住地交往”和“娱乐交往”的又各占了14%。在这样的前提下，发生感情风波就很常见。

　　匮乏的生活

　　在南都的调查中，“看电视”、“上网”是年轻的工人们课余最常见的消遣方式，工厂区附近5块钱能玩一个晚上的溜冰场、网吧，成为这些青年人流连忘返的场所。

　　8小时外的选择：溜冰场、黑网吧

　　在小柳和小张等人为工作和生活感情烦恼时，广西姑娘黄秋璐中专未读完就辍学外出打工，18岁的她供职于塘厦石鼓社区一家塑胶厂。每天的生活就是周而复始的工作。8点上班、6点下班、晚上7点接着加班。

　　在她的世界里，还有简单的青春理想。“累一点没关系，只要能多挣点工资就好”。黄秋璐与舍友每周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工厂休息那天，跑去逛街买衣服，渴望交流，渴望倾诉。他们也希望在枯燥的流水线工作之余，能有丰富多彩的别样生活。

　　南都对5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中，在“业余文化生活”一项的选择中，“看电视电影”、“参加老乡聚会”、“去娱乐场所或者逛商场”以及“上网”成为所占比重最大的选项，分别达到25%、17%、15%和11%。

　　渴望走出工厂，不再局限于父辈的工作模式。由此，工业区附近的网吧、溜冰场等娱乐设施，近几年开始遍布大街小巷，5元就能开心玩一个晚上的溜冰场，更成为众多年轻工人不用加班时留恋的场所之一，但由此引发的口角和冲突导致的血案也不时发生，其中发生在清溪以及桥头两镇的溜冰场血案就是佐证之一。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困惑甚为重要，”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执行总监廖焕标表示，在日常进行的社工服务工作的调查显示，90后一代对于性教育、生命教育等方面的接受还不足够，这些社会教育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更多方面的人群的多加关注。

　　迷失的梦想

　　高强度的站立劳动，手被机器轧伤是常事。像钟摆一样雷打不动，在苦熬中消耗青春，正如3月份一名跳楼女工声称的那样，“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太长，很心烦”。像机器一样的存在，他们看不到人生的意义何在。

　　厕所里的烟

　　与黄秋璐一样，今年21岁的陈泽亮也是16岁初中读完出来打工，5年间他辗转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从事过多种工作，直到来到塘厦的电子厂负责冲床方面的工作，他感觉到了压力和恐惧每日都在。因为这个工作要求精神高度集中，稍有不慎手指就会遭殃。

　　有一次，他没留意到冲床下坠的过程，手指未能及时抽出，右手中指被压到，“我当时只感到绝望”。幸好，当时他的脚没有踩在机器上，延缓了下坠的速度，中指幸运的只是淤血，并无碍。时至今日，黑色淤血块仍然醒目存在。“手指如果都没有了，赚再多的钱都没用。”

　　工作间隙为了排解压抑，陈泽亮会时不时跑到工厂洗手间，“一些工友也经常跑去那，我们就在厕所里抽烟，抽完一根又一根。”或者到晚上加完班后，几个人又一起到厂外小店吃夜宵。“听到老乡又去了哪个工厂，工资比我们高的时候，就会很羡慕。”陈泽亮说，很多时候大家产生跳槽的念头，信息来源就是厕所，或者吃夜宵的小店里。青春与未来，都充满了迷茫。

　　“我拿什么跟你换？”

　　通威服装公司长期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总管贾惠琴，接触并处理过很多90后打工族的心理案例，在她看来，这群新生代的打工族思想很前卫，做事冲动的可能性很大，有时候并不考虑后果，“做了就做了。”贾惠琴说，现在90后的打工一族思想很前卫，对工作、对感情都变得很现实，直接会说“我拿什么跟你换？”而不会考虑此前的投入以及今后的回报。

　　今年7月份，一个身高才1 .1米的年轻女孩子到厂里来找工作。因为她的身体因素所限，很多部门的工作都不适合她，但看到她有很大的工作愿望后，经过厂方的积极协调，安排她在车间的尾部做才艺剪线，并专门为她定做了一个很高的凳子以供她工作。

　　但从7月份入职开始至10月底，她的工作才刚刚上手就提出离职，而理由就是“我出来就是为了能学会独立，现在都已经学会了，就应该回家，”贾惠琴说，当时厂方的领导怎么劝她都不肯，最后仍是坚持回了家。

　　员工心理疏导不可或缺

　　针对员工的心理问题，企业也一直在进行新的探索和帮助机制。位于凤岗的东莞联泰制衣有限公司是当地著名的大企业，鼎盛时期的员工将近10000人，在解答和调节员工的心理困惑方面，厂方长期设立员工信箱，接受他们的心理咨询，并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及时的疏导和解惑，尽可能让员工放下包袱工作。

　　作为联泰公司工业园区内的一个分公司，东莞通威服装有限公司目前有4300多名员工，占总公司员工数的60%。通威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总管贾惠琴介绍，18-20岁的员工占了该公司员工总数的25%-30%。

　　贾惠琴说，这些年轻员工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心理受外界因素影响比较大，在总公司员工关系部，专门处理员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惑。而在通威，人力资源部会不定时组织员工找一个组别、或一个地区或一所学校来访谈，通过这些集体交流的形式让员工能倾吐心声，在平常的工作生活中，还会开展各类文娱活动，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在活动中放松心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压力。

　　新生代农民工调查问卷

　　心里遇到困惑，一般与谁交流(可多选)

　　A、老家亲友(262)

　　B、一同在城里打工的老乡(120)

　　C、同事(175)

　　D、城里认识的新朋友(64)

　　E、网友(34)

　　F、工厂管理人员(包括职工之家等)(9)

　　下期预告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较为明显的阶层分化趋势。有的人已成为雇主或老板，有的还在最底层打拼，还有的人走上歧途。尽管普通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依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力，但不可否认，这种分化对他们的心理构成冲击。下期请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之分化篇。　　专题统筹：王佳 李颖 采写：南都记者 刘辉龙 莫晓东 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