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20日，武汉市个体出租车协会组织的79辆出租车“的哥的姐”，为马书军患白血病的儿子捐款7420元

　　2010年12月20日，北京东城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马书军犯诈骗罪，因有自首情节，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7000元

　　“爱心父亲”马书军：生存与罪责

　　在帮助其他白血病患儿家长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申请救助金的过程中，曾经的“爱心父亲”马书军“采用提供虚假就医票据、控制患儿家长银行卡等手段，骗取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救助款21万元”，以诈骗罪被判处7年的刑期。他的命运就像有去无回的车轮，越走越远。“马书军是整个中国白血病患儿家长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群体的悲剧。”

　　记者◎陆晴

　　为“钱”的苦难

　　取保候审这一年多时间里，马书军带着儿子回到了邯郸老家，和以前儿子的保姆马小燕3个人生活在一起，全家没有任何收入，生活费都是跟朋友借的。老朋友粟钢掏钱帮着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一年要5000元的租金。“孩子身体弱，住的条件得好一点。”粟钢这样向本刊解释说。

　　回家后，马书军琢磨着想找一份营生，取保候审的身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自由和选择，他想自己开矿，或是倒腾网络游戏装备，而几乎身无分文的他带着儿子和女友生存都是问题。他的家人都做出事不关己的姿态，粟钢几乎成为当时唯一愿意帮助马书军的人。他帮忙向当地储蓄所贷了5万块钱给马书军做小买卖，“后来他被人骗，5万块全打了水漂”，粟钢自动背上了每年7200元的债。觉得吃力，粟钢找马书军家人出来商量一起还贷款。“他爸妈、弟兄，家里全不管，还说我傻，‘谁让你把钱借给他的？’我觉得他家人挺可恶的，对他太冷漠。”粟钢说。

　　33岁的马书军出生在河北邯郸市涉县圣寺驼村的一个贫困家庭，那个村到现在还是全国贫困村。11岁那年父母离异，马书军和大哥跟着父亲马金延，母亲邢河英带着弟弟和妹妹改嫁，姓氏也跟着改了。因为跟父亲“要一毛钱都困难”，马书军小学没毕业就离开家，16岁开始出去打工，烧过锅炉，当过建筑工，在铁厂、煤矿都工作过，每个工作都干不长。19岁那年马书军去武汉参军，还参加了1998年的抗洪抢险，在一次营救中两名同班战友牺牲，他有幸逃生却受了重伤，接受了右腓骨移植手术。

　　3年后，马书军退伍，在广州一家饭店做保安的时候认识了“前妻”曹玉娇，两个人回邯郸老家盖了新房，背着曹玉娇的家人生下了儿子马骁帆，但是因为“性格不合总有矛盾”，虽然在一起生活了8年，一直没有领证。“幸亏是没领证，不然离婚多麻烦。”曹玉娇对本刊记者说，马书军不让她出去工作，坚信能凭一己之力养活全家，但是一直“不成器”，“什么都做不成，没几天就换个工作”，日子过得很苦。按照曹玉娇的说法，从儿子两岁那年，马书军开始怀疑她跟别的男人的关系，经常突然间提起他认定的一个人逼着曹玉娇承认，用过各种极端手段。“我一直把他当病人看待，能坚持这么久，全都是因为儿子”。曹玉娇说。2008年曹玉娇离开了马书军独自在北京生活，儿子留在了马书军身边。

　　马书军命运的转变是从儿子被确诊白血病之后开始的。2005年4月，姨妈从老家打电话给在北京打工的马书军两口子，说孩子十几天高烧不退。第二天马书军回家带孩子检查，当地的小医院只说血色素只有4克，无法确定结果。马书军又带着孩子赶回北京，第二天从首都儿童医院拿到了白血病的诊断结果。医生告诉马书军，治疗白血病，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元的都有，最少也得30多万元。马书军当时身上只有几百元，连住院的5000元也差得远，只好抱着孩子离开了医院，开始了为儿子治病筹钱的日子。

　　当时，马书军抱着一部公用电话找遍了自己的关系，只有几个非常好的朋友答应借点钱，而“答应借钱的朋友却都有心无力，真正有钱的都不愿意借”。马书军心里明白，谁都不能保证他以后能把钱还上。后来还是他当时单位最好的朋友帮着凑了1500元，在北京打工的弟弟送来了1000元，被他跪着哭诉的老板捐了1000元，还是凑不够住院费。“后来我们打‘114’查到天津有一家白血病专科医院，相比之下最便宜，我们就住进了天津血液研究所。”曹玉娇向本刊回忆说。

　　天津血研所给出的方案是，马骁帆的治愈希望是80%，前期的化疗是3个月，费用四五万元左右，然后在家吃药休息3个月，再住院一个月，这样反复治疗3～5年。儿科主任问治不治，爆脾气的马书军很生气，当时就表示一定住院，等他一个星期回家把房子卖了换钱。

　　把母子俩送回北京，马书军连夜赶回老家。父亲和大哥都坚决不同意他卖祖宅，马金延觉得得了白血病“人财两空的可能性最大”，甚至建议他们放弃治疗，而所有亲戚“一听说是白血病都不愿意借钱”。被逼急了的马书军跟他父亲说：“房子非卖不可，谁拦我我就砍谁！”最后他把自己的宅基地以1.7万元的低价强行卖掉，连同家里的木头、摩托车这些能卖的东西，一共凑了不到3万元，之后又到村书记那里开了特困户证明信。

　　马书军后来曾回忆说：“短短几天发生的事情几乎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两万多元钱攥在手里无比的沉重。”因为不舍得银行异地转账扣掉的几百块钱，马书军把钱带在了身上，回天津的路上不时伸手去摸，以确定钱还在。而仅有的这两万多元钱，几乎在最初的治疗期就一下子花完了。马书军和曹玉娇分工，她守在医院照顾孩子，马书军专门负责筹钱，那段时间，马书军“不管站还是坐，都是面无表情，对别的事情都漠不关心，像丢了魂似的，整个人都麻木了，好像进入了一种幻想的状态”。

　　被救助者

　　马书军想到过古装戏里插草卖身的办法，也想到听说过的卖肾救子的故事，但是最初他还是希望找一个实际的办法。他给自己的部队领导、老家的县领导和卫生局长写求救信，去天津各家报社求助，在天津电视台的门口来回走，盘算着“怎样才能接近一个记者”。这是他早在儿子确诊白血病的时候就制定的救子计划三部曲：第一步卖房子，之后找政府，还不能解决问题就找媒体。而走完这些之后，面对儿子停药的危险，最后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募捐。

　　马书军向病友表达了上街乞讨的想法，之后马书军开了诊断证明，在病房照了张全家福，找了个装酒的纸箱子做募捐箱，又在一面红旗上写下了自己家庭的遭遇，并且表明了他曾经参加抗洪的身份，为此还专门让家里快递到天津当时的证明材料。马书军在“五一”那一天，专门去天津繁华的滨江道“踩点”，看到眼前熙熙攘攘的行人，下定了决心。第二天，他在出租屋里给孩子做好饭送到医院，告诉曹玉娇他要上街乞讨了，再三嘱咐她要照顾好孩子治疗和生活，然后含泪离开病房，提着箱子带着旗子来到滨江道。

　　马书军的一位朋友向本刊回忆说，当时一个让人印象极深刻的镜头是：马书军提着箱子离开病房之后回身站在门口含着眼泪从窗口望着儿子；儿子看见就跟旁边的人说，告诉爸爸，别去乞讨，我不治了。

　　“来来回回一个多小时，我都不好意思放下箱子乞讨，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乞讨是我目前唯一的办法，不能要面子了，孩子的命比面子重要！”马书军后来回忆说，面对路人怀疑的目光，他说不出话，只是跪着掉泪，在心里喊：“我的事情是真的，我真的需要你们的帮助！”因为开始没有人捐钱，马书军心里发狠：“谁第一个给我捐钱我就给他磕头！”后来头就磕不停，直到磕出血来。

　　转折点是《英雄落难，乞讨津门》的报道出来，经过当地媒体宣传，马书军得到社会的关注。光是在天津市，马书军前后就得到捐助款共26万元。2006年初，刚成立不久的为救助贫困家庭白血病儿童的小天使基金联合中央电视台“开心辞典”节目为他举办了特别节目，为他捐款33.7万元。社会的力量帮助马书军的儿子治好了白血病，之后红十字基金会以此为切入点专门为小天使基金的项目做宣传，彼时马书军完全成为该项目成功援助的范例。

　　小天使基金是我国第一个完全依靠社会力量，为救助贫困家庭白血病儿童设立的专项公益基金，由红十字会审批发放，每笔救助款在1万～3万元，马书军是个绝对的特例。小天使基金的原负责人李塬告诉本刊，马书军的坚持当时让他们非常感动，他后来经常给对基金发放数额提出质疑的患儿家长举马书军的例子：“乞讨最是放下尊严的事情吧，为了给儿子治病，他连尊严都不要了，除了马书军，找不出第二个。”李塬说，在我国白血病患儿的病例里，因为治疗费用问题，有80%的家庭在第一时间就放弃治疗了，马书军可以说是剩下那20%里面最穷的，“你说他偏执也好，但是他就是绝不放弃，他对自己也有这个信心”。而且白血病患儿家长很多出于保护孩子的考虑，在孩子病好以后可能会更名改姓，想要彻底忘掉过去的生活，更不用说感恩了，“像马书军这样非要回来‘报恩’的，太罕见了”。

　　虽然马骁帆白血病已经基本治愈，但在治疗过程中因为输血感染，患上了丙肝，经常感冒发烧，不容易好。而治疗丙肝又是一个昂贵而漫长的过程，“一次住院花个几万块跟玩儿似的”。对于马骁帆这样不幸中途感染的孩子来说，治疗和恢复的过程远没有结束。实际上，几十万元的捐款，很快就被这样用掉了。

　　助人者

　　为了表达对红十字基金会的感谢，马书军申请加入红十字会，成了志愿者。他很积极地到各地做公益活动，在现场进行讲解，他还申请了象征荣誉的“红本”，成为红基会唯一一个有志愿者证的志愿者。马书军的辩护律师胡长华告诉本刊，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什么事情都没做，只有小天使基金这一件事情，“完全是义务宣传者，就跟形象大使一样，就是为了回报”。

　　“意气风发。”小天使基金前办公室主任任瑞红向本刊描述当时的马书军，“以前都是挫折，没有做成过什么事，现在终于有了一件可以扬眉吐气，可以作为事业的事情了。”得知志愿者的工作没有工资，马书军还是坚持“上班”，认定这是他“报恩”的途径。与其他志愿者不同，马书军是“独狼”，李塬对本刊说：“而且他是从南到北的，各地请他去演讲，吃住招待着，他把自己‘成功’的经历一遍遍给别人讲，想要给白血病患儿家长鼓励和希望，他是真心的。”

　　给钱也是马书军用来“报恩”的手段。他到了红基会，先给当年帮他写过一条新闻的小姑娘买了手机和电脑；有的患者找到他求助，“他就是个性情中人，讲江湖义气，出去花钱抢着买单，觉得这样特别有面子。有人来求几千上万元的直接给人家，他就觉得自己得到那么多人的帮助，乞讨的时候还有人帮他打着伞，他现在给别人钱都是应该的”。李塬说，红基会资助马书军的几十万元善款很多都用来被他做这种“报恩”，包括加倍还给原来借给他钱看病的那些病友，包括他去资助素不相识的患者，包括那些他听说的认为比较悲惨需要他帮助的。“我警告过他好几次，捐给你的钱一定要给孩子留住，不能乱花，因为白血病的治疗还有复发的可能性，但是马书军当时已经听不进去了。”

　　马书军在红十字基金会的另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帮助白血病患儿家长申请小天使基金。“我当时一再劝他不要碰这个事情，我太了解白血病患者这个群体了，可是他已经回不来了，只有越陷越深，他这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李塬向本刊回忆说。

　　因为资金有限，小天使基金的审批非常严格，每年只有两次申请机会。李塬介绍说，为了公平使用，他们设计了两条规则，第一是资助必须要有效，能救活这个孩子，第二就是对所有求助患儿公平。每次报上来的材料，会经由一个由21人组成的专家组评审委员会评审，根据评审标准通过之后才能进入援助名单，评审委员会包括17个医学专家、红基会的主管、项目负责人和志愿者代表，评审标准主要依据患儿的可恢复能力，之后治疗费用的缺口，救助款对后续治疗能起到多大作用，还有就是家庭条件主要以贫困为主，要有贫困证明。

　　后面的评审过程是封闭进行的，马书军的作用体现在前半部分，也就是帮助患儿家庭申报和准备材料，因为对规则的了解，马书军成为很多患儿家庭不可缺少的中间人。胡长华向本刊介绍说，从在网上打印表格，去村里、乡镇开证明，在户籍所在地的县级红十字会盖章，以及攒病例、穿刺报告等，一路走下来，程序相当繁琐，而且一年只评两次，一拨赶不上又要等好久。“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项目，是跟别的病友打听之后才知道，而且对有的农民家庭来说，他根本就不会上网，更别提打印了。有的农民在证词里说，要是不申请根本就没有，现在申报，如果审批下来，有一万算一万，有五千算五千，反正白来的。”因为熟悉流程，马书军在这中间正好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帮助他们完善审批程序。

　　小天使基金每笔一两万块钱的救助款大概可以够一个白血病孩子做一个普通疗程，虽然对每个家庭来说，“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但是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还是“可以解燃眉之急的”。在事发前，马书军以这种方式帮助到的家庭“太多了”。

　　“因为很多家庭的地址甚至姓名都不确定，他们也不可能跑到北京来取钱，把钱打到银行卡里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李塬说。受援助人通过专家委员会审批之后，红十字基金会会通知他们办个银行卡，之后直接转账到卡上。申请人会按照马书军的介绍，准备齐全各种材料，包括银行卡一起交到他手上，然后坐等捐款到账。

　　马书军截留捐款集中案发的2007年初到2008年，当时他手里还有些钱，除了给儿子看病，自己还搞了个小超市，虽然后来垮掉了。马书军觉得可以通过这个小天使基金的项目帮助更多人，同时，他也看到了通过这个渠道周转资金的可能性。

　　罪与罚

　　“马书军手里有患儿家长的银行卡，他事先会跟家长约定先借用一部分，之后补上。等到基金被审批发下来之后，他自己控制每笔钱发放的数量和时间，将扣留之后剩下的部分基金交给申请人。”胡长华介绍说，事后涉案的当事人在证词里都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半的风平浪静，直到2009年被打破了。邯郸一个叫程学东的家长无意中在网上查到了自己的钱批下来之后已经被领走了，他早知道钱已经到账，原本打算在他女儿要去做穿刺的时候领，后来一查发现是马书军领的，就举报给了红基会。之后小天使基金开始对邯郸市受捐助白血病患儿家庭进行回访，发现邯郸市受小天使基金资助的9名患儿中，已拨付的资助金额为22万元，但家长实收的金额为7万元，15万元下落不明，而这9笔款项都与马书军有关。2009年5月8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报案，5月26日，马书军向警方投案自首。

　　在被告席上，马书军一直坚持认定自己的行为不构成诈骗，在他的认识系统里，即便是截留善款这回事，也是一种变相的慈善。胡长华向本刊举例说，马书军在涉案的18个当事人手中截留的钱一共是13.5万元，其中7万元分别给了两个人，有一个孩子不符合申请条件，他分两次给了对方3万元，还有一个人是他朋友的老公，得了尿毒症，又是成年人，根本跟小天使基金没什么关系，他也给了人家4万块钱，都是从他截留的钱里面拿出来的。

　　“白血病患者之间互相称作‘战友’，拆借在白血病患儿家长之间是特别平常的事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患儿家长之间的君子协定，一个病房的患者大家都申报基金，谁申请下来大家互通有无，大伙共同做个见证。”任瑞红对本刊说，她自己曾经也是一位白血病患儿的母亲，“其实马书军做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圈子里看来就是‘倒腾’，我们当时就看着他每天忙着‘倒腾’，把这个人申请下来的钱拿给那个人用。”

　　然而公诉机关认为，对红十字基金会来说，马书军的行为构成了诈骗，因为他给红基会报上来的18个人当中的8个人找了假发票，很多都是在协和医院门口买来的。“发票其实是基金发放过程中一个可有可无的凭证，因为有一部分人因没地方报销，将票据随意丢失，还有一部分患儿还在医院治疗中，在申报过程的时间点上还没有发票，而且很多发票金额和实际发放金额也不符。”李塬说，假发票是关于马书军诈骗罪的唯一物证，法院认为虚假发票构成了虚构事实。

　　最终的一审判决结果认定，马书军于2006至2009年间，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为患儿申办白血病儿童小天使基金救助款为由，采用提供虚假就医票据、控制患儿家长银行卡等手段，骗取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救助款21万元，因犯有诈骗罪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7000元。马书军当庭表示要上诉，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诈骗，他首先是一个白血病患儿家长，然后才是红十字基金会的志愿者。

　　“白血病患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这是因为这个病的特殊性。”李塬介绍说，白血病发病率较高，我国每年新增4万白血病儿。虽然治疗费用较高，但是在未成年阶段大部分是可以治愈的，也就是说对大部分白血病患儿家庭来说费用成了唯一的问题。“很多国家，儿童治疗白血病是有国家全程保障的，而我们目前的现状是，儿童既不纳入医保，商业保险和大部分的社会保险也不包括白血病的治疗。”李塬说，因为社会对白血病缺乏了解，认为这是不治之症，所以募捐非常困难。没钱治病，这是白血病患儿群体的困境，正因如此，第一时间放弃治疗的比例高达80%。

　　李塬和任瑞红都认为，虽然白血病患者这个群体是个“极其脆弱的生态圈”，但是内部一直都有互相温暖，包括患者家属之间互相拆借，“马书军也是患儿家长，他和很多家长其实是一样的”。然而出了马书军的事情之后，“实际上是更加恶化了这个脆弱的生态圈，使得原来建立的那些信任全部瓦解”。一方面，以前志愿者会尽心尽力地帮助求助对象，甚至包括找人帮忙开贫困证明，“现在没有人会愿意管这些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捐款人对基金的不信任，这使得原本就不容易的筹资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