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后的郭元荣与母亲在一起。

彭宝泉（右）在接受记者采访。

　　湖北十堰精神病事件调查

　　看上去这是又一起“网络营救”的成功案例，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名闻当地的网络“斗士”，发了一条亦真亦假的帖子，“救”出了一个在精神病院待了十几年的人。但是，现实却没那么简单，“斗士”在赢得喝彩的同时也遭到质疑，被救者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仍然存疑，送人的政府和收人的医院各有顾虑，家属也在微妙的博弈之中。

　　记者◎魏一平

　　真实的谎言

　　王华明最后一次见到郭元荣是2011年1月3日晚上。他向本刊记者回忆，靠着以前在十堰精神病医院做护工时结识的关系，他顺利进入了病区，借口去上厕所的时候溜进了郭元荣住的4号病室。为了安抚其他病人，他还特意带了两包烟。把大家支到门外抽烟后，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录像机跟郭元荣说：“我最近买了个手电筒不错，能照两米远呢，这怎么没电了啊。”摆弄机器的时候，他按照此前彭宝泉教的方法，打开了录像开关。郭元荣也很好奇：“这得好几十块钱吧！”前前后后在精神病院待了14年的郭元荣，真把这个机器当成手电筒了。

　　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录了短短几分钟，王华明就走了。他完成了此行最关键的任务——取证，确认郭元荣的确还在精神病院。看到录像，等在大门外出租车上的彭宝泉松了一口气：“万一他们把郭元荣转移了，不承认有这个人，我不就真成了造谣了吗！”跟本刊记者讲起这一奇招，彭宝泉言语中透露出一丝自豪之意。

　　3天前，新年元旦的上午11点，“几经修改”的帖子终于定稿，彭宝泉将其发布到了自己经常浏览的天涯论坛上，取名《谁救我爸，精神病院关14年！》。帖子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郭含韵”的女孩，自称是郭元荣的女儿，“24岁，师专学历，未婚”，“姿色尚可，至今守身如玉”。在详细叙述了郭元荣被送精神病院的过程后，称“谁救出我爸，我做你的女人。如果你有爱人，我做你的奴隶”。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

　　这并不是彭宝泉第一次为郭元荣的事儿发帖。他向本刊记者回忆，早在2010年七八月间，他就曾发过一篇名为《竹溪干部十年精神病院度春秋》的帖子，但因为“叙述平淡、证据不充分”而未引起关注。为了测试一下“网络营救”的胜算到底有多大，他先用发帖的方式曝光了当地金家姐妹的事儿。金家姐妹因上访被送到精神病院，果然很快被放出，这让彭宝泉“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后来，彭宝泉辗转联系到郭元荣的亲属，起初亲属对其策划网络营救的做法并不热心，“主要担心媒体介入会曝光家庭隐私”。

　　但彭宝泉并没有放弃，到年底时在网上与郭元荣的妹妹聊天，终于说服了郭家，获得了大量一手材料，包括后来发布在网上的多封公安局和医院出具的信件。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彭宝泉决定对事情做一些“艺术加工”，他告诉本刊记者：“郭元荣没有女儿，我们是综合了他妹妹的老师身份和儿子的遭遇虚拟的，取名‘郭含韵’是‘郭喊冤’的谐音。”

　　现实也确如彭宝泉的预料，“卖身救父”的招牌立即引起了媒体关注，来自北京的一名记者赶到十堰，虽然“郭含韵”的虚拟身份被披露，但网友们打到精神病院的电话却如洪水猛兽。医院联系郭的亲属，答应放人，这才有了开头一幕，彭宝泉的取证。

　　果然，就在取证第二天，1月4日早上，弟弟郭元升开着自己的小面包车去医院接出了郭元荣。最早赶到的北京记者要求拍张照片，于是，有了现在网上流传的那张郭元荣手持鲜花出院的照片。照片上郭元荣穿得整整齐齐，衣服都是弟弟新买的，“从内衣到鞋袜，全换了”。当然，花是记者买的。

　　郭元荣出院，看起来彭宝泉等人策划的网络营救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但是，彭宝泉的“艺术加工”让自己陷入了舆论漩涡。彭宝泉很讲究自己的形象，衬衣扣子扣到领口，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上打着发胶，戴一副茶色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艺术加工”有何不妥，“仅仅是为了吸引关注，基本事实并没有造假”。

　　争议中的彭宝泉向本刊记者介绍自己的经历：1988年部队转业后进入建设银行十堰分行营业部，先在工会做宣教工作，后来做信贷员，“业绩不错”。2001年，偶然听说下面一个支行的领导腐败后，开始向市纪委举报，果然查出了问题，正副行长被判刑。其中一个被查领导的老公恰巧是彭宝泉的顶头上司，于是“工作中处处设障碍”。2005年，行内竞聘上岗，彭宝泉落选，“全行1500人，就3个人下岗，一个是司机，一个是电工，另一个就是我彭某人”。看得出，他对此耿耿于怀，“找上司打了一架”。自此，矛盾激化，冲突不断。其间，自称“性子急”的彭宝泉有过拿辣椒面揉脸、用钢丝绳勒脖子等过激行为，也被对方打伤过眼睛。他自称自己戴茶色眼镜就是为了“掩饰缺陷”，最后公安局立案，彭宝泉获赔23万元，办了病退。

　　2007年，彭宝泉开始向省里反映分行领导的问题，结果，举报不成，反被称“诽谤”。彭宝泉气不过，在十堰“两会”期间散发举报材料，被警方传讯时“从厨房拿了把菜刀对峙”，又有了“妨害公务”的罪名。彭宝泉自称，单位领导曾答应他，如果做精神鉴定就可以放人，他照做了，鉴定的结果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但对方没有兑现承诺，他仍被判有期徒刑1年。2009年出狱后，他开始在网上发帖“申冤”，自此走上了网络维权的道路。其间，为了“保护妻子不受牵连”，他办理了离婚，不过彭宝泉强调，“我们还在一起，关系一直很好”。

　　为了验证彭宝泉的说法，本刊记者来到建设银行十堰分行，结果，从行长到办公室再到工会，提及彭宝泉的名字，所有人的反应都是摇头、叹息、沉默。办公室工作人员甚至支吾着不承认有彭宝泉这个人，建议我们去对面的工商银行问问。“谁还想再提他，更不敢评论他，总之，躲得远远的就对了，好坏不沾边。”乘电梯时一位建行员工的这句话，是我们获得的对彭宝泉唯一的议论。

　　2010年4月，彭宝泉在给上访的某单位职工拍照时被警方带走，送到了十堰精神病院。进去前，他给网友打了个电话：“如果我今晚不出来，你就开始发帖。”果然，媒体介入，在精神病院待了5天后，彭宝泉出来了。也就是在这次入院期间，彭宝泉见到了郭元荣。“思路清晰，谈吐正常，穿着整齐。”郭元荣给他留下的印象，“不像是真的有精神病。”他决定“营救”郭元荣，所选路径依旧是自己驾轻就熟的“网络发帖——媒体介入”。

　　神秘的医院

　　处在风暴眼上的十堰市精神病医院，前身是东风茅箭医院的精神科，属于东风汽车公司的职工医院。医院政工科吕科长向本刊记者介绍，1975年设立的精神科是鄂西北地区第一家，1981年成立精神病区，开始收治精神病人，2004年挂牌成立医院，十堰市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心也设在这里。医院有150张床位，常年住院病人100个左右，“春天精神病高发季节时，能达到150多人，病床不够就在走廊里加床，除了本地病人，还有河南、陕西等地的病人”。

　　吕科长告诉本刊记者，郭元荣第一次入院是1996年11月，是竹溪县公安局的人送来的，11月27日由医院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心所做的鉴定结论是“精神分裂症，偏执型，无责任能力，预后差”。按照吕科长的解释，医院接收精神病人主要有两种情况，一般情况下由病人的直系亲属或监护人送来，特殊情况下，比如无主的流浪精神病人由民政部门送来，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的责令监护人看管，或者由公安机关强制执行。他向本刊记者出示的依据是《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对郭元荣适用刑法，亲属坚决反对。据他们介绍，曾担任竹溪县建设局乡建股股长的郭元荣，从1994年开始举报建设局长，后来纪委调查，但局长没受什么影响。郭元荣对调查结果不满，继续写信反映，从1996年4月开始，县公安局就开始调查他，听一邻居说起郭元荣的姥姥可能有精神问题，便以“家族有精神病史”为由强送医院。“那时候我姥姥90岁了，中风后卧床1年多，难免嘴里念念叨叨的，怎么会是精神病呢？”郭家兄妹不承认郭元荣有精神病，更对“家族精神病史”的结论耿耿于怀，“他写写材料对社会就造成危害啦？！”

　　对于郭元荣的入院手续和鉴定结论，亲属当然不肯签字。据他们向本刊记者介绍，刚入院时不让探视，后来是郭家弟弟翻墙进去，才隔着窗子看了大哥一眼。第二年农历正月，郭母拦住县委书记的车子，到县政府门前喊冤，公安局才派人去把郭元荣接回家。这是郭元荣“三进三出”医院的第一次。

　　第二次，1997年的正月23晚上，警方找到了正在朋友家打牌的郭元荣，想把他带走。郭拿了把菜刀对峙，以跳楼威胁，警方叫来郭家兄妹协商，最终答应回到郭家再抓人。结果，妹妹找了个与郭元荣身高差不多的人引开警方，弟弟带郭元荣脱身，到山里的亲戚家躲了3个月，最后还是被抓了。后来，还是沿袭第一次的做法，找县委书记要回了人。

　　家属称，第二次从精神病院出来的郭元荣不敢待在家里，一个人去了北京，“住在10块钱一晚的地下室里，上访，写材料”。结果，当时正值取缔“法轮功”期间，郭元荣被北京警方控制，遣返回十堰后，直接送到了精神病院。第三次入院的郭元荣再没有出来，最初几年，家属还写信反映，但都石沉大海，领导也换了好几茬，甚至郭元荣也适应了在精神病院的生活。彭宝泉问他想不想出去时，他先是大笑：“你都在里面呢，怎么把我弄出去？”紧接着又有一丝惆怅：“这么多年，外面的朋友都生疏了，世界变成什么样也不知道，还是在这里终老吧。”“别说是人，就是一头狮子，关个十几年也适应了。”郭家亲属和彭宝泉的看法不谋而合，更加坚定了他要营救郭元荣的想法。

　　按照吕科长的解释，相比入院时需要“身份鉴别、既往病史和接诊判断”等手续之外，出院要相对简单，“只需要结清住院费，亲属或监护人来领人就行，不需要公安机关批准，甚至不需要医生开证明”。但是，郭家坚称曾无数次要求医院放人，但“医院说人是公安局送来的，要公安局来领”，找到公安局，答复又是“医生证明治好了才能出来”。如此反复，无果而终。甚至对于网帖上公布的一封医院写给竹溪公安局局长的信，双方也各执一词，医院说，写信是为了让公安局协调郭的单位结算，郭家则称，这封信是在家属的要求下，医院为了证明放人需要公安局批准才写的。这样的口水仗，已经很难查证。

　　医院以保护病人隐私为由，拒绝了本刊记者查阅郭元荣病历的要求。这家鄂西北地区最大的精神病医院，即便在十堰也属于神秘之地。三层的住院楼，一楼是工疗区，二楼是男病区，三楼是女病区，楼道口的大门紧锁，除了每周三、五、日下午的探视时间外，外人一律不得入内。曾在医院做过护工的王华明向本刊记者介绍，男女病区各有5个护工，各自要照看四五十个病人，四班倒，任务重。病人们每天早晨6点半统一起床，发药、吃药，早饭后，病情较轻的二级病人可以去工疗区自由活动，里面有乒乓球桌、健身器材、麻将和阅览室，甚至有男女病人互相产生好感，谈起了恋爱。一级病人则没那么自由，必须留在兴奋室观察。下午照旧，16点半还要统一洗脚，晚上21点熄灯。

　　为了安全起见，病人们不准携带打火机、水果刀、笔、钥匙和手机，甚至连鞋带也要没收。工疗区有小卖部，但病人不准使用人民币，买东西只能用医院用纸片自制的“代币”。一级病人入住的兴奋室里更需严加看管，24小时有人监护，晚上也不灭灯。每个病人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回家，逃跑的也不是没有，护工们值夜班时都不敢睡觉，一个年轻病人借口剪指甲，要了钥匙就跑，最后被抓了回来。

　　只是，郭元荣与他们不同，住的时间长了，与医生护士都熟悉，他属于二级病人，活动自由。他爱看报纸，每晚19点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更是雷打不动，还会跟护工借支笔在烟盒纸上做记录，出院的时候，他的新闻记录已经攒了厚厚的一摞烟盒纸。在这里，师专毕业的郭元荣算文化人，看书背诗，每天打扮得整整齐齐。郭元荣还爱喝酒，医院严禁病人饮酒，一个护工偷偷给他买过几次，嘱咐他每次只能喝二三两。郭元荣把酒藏在矿泉水瓶里，晚上熄灯后拿出来偷偷喝一点。第一天听话，只喝了3两，结果第二天晚上没忍住，把剩下的7两全喝光了。后来医生查房时闻到酒气，护工还为此被罚了200元。

　　更大的不同是，郭元荣几乎没有表达过要出去的愿望，即便有，也是温和方式，向医院领导写信试探。当然，医院不肯。后来说起这些，郭元荣坚决否认，他爱面子，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愿望落空。

　　郭家的处境

　　很难说现在的郭元荣是不是真的如愿了。几经说服，亲属还是不答应本刊记者与他见面，原因是前两天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后，郭元荣的情绪很不好。后来又有两个记者，以郭元荣儿子朋友的身份去看过他，他发了脾气，再不准家人带陌生人前来。亲属描述他现在“感觉很满足”，每天的活动就是在家给70多岁的父母做饭。至于在医院的十几年经历，他从来不谈，即便再近的兄妹也不敢提及。

　　看上去，这突如其来的网络风暴打破了各方的平静，医院、政府和家属都被裹挟进来，进退两难。当年把郭元荣送进精神病院的竹溪县公安局政治保卫股股长何家华已经升任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他数次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请求，只强调“自己办的案子经得起历史检验”。不过，有当地政府熟悉案情的人向本刊记者透露，郭元荣之所以被送精神病院，并非因为举报单位领导，而是涉及一些过激言论。何家华也从侧面验证了这一事实，他提醒本刊记者注意政治保卫股的职能。

　　竹溪县公安局以“保密”为由拒绝透露详细案情，新华社披露，涉及郭元荣的案卷有厚厚4大本，“查获收缴信件、电报底稿114稿，题为《最后通牒》等油印材料182份”。

　　郭元荣到底有没有精神病，仅凭非专业人士的外表观察难以判定，唯一有法律效力的就是十堰精神病医院出具的鉴定书。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中，郭家反映问题的范畴没有超出竹溪县，也没有要求其他机构重新进行精神鉴定，妹妹的解释是“胆子小，不想闹大”。现在，对于真假精神病这个问题，郭家并不愿意深究，案卷的内容，他们称“并不清楚”。

　　平衡被打破后，各方博弈也在微妙进行中。郭家对于媒体介入的态度也是小心翼翼，叙述过程中经常会提到“这个现在还不方便说”，不愿意媒体提及他们的姓名，怕受到报复。他们现在想的是为郭元荣争取点“现实的赔偿，好让他晚年有个着落”。只有实在不行撕破脸皮的时候，才会选择走法律途径，“不要利益也得要个说法”。已经有上海的律师找到郭家，承诺免费帮他们打官司，当然，这是郭家并不想选择的“下下策”。

　　反倒是政府方面似乎胸有成竹，他们认为郭元荣的案子属于“铁案，精神病鉴定没问题”。只是，毕竟这个处在鄂西北三省交界处的国家级贫困小县，从来没有这样吸引过全国媒体的关注。

　　医院的角色也好理解。“这只是个企业单位，收治病人，只要有人付钱就行。”有熟悉十堰精神病医院的人士向本刊记者分析，虽然现在仍属于东风的职工医院，但早已自负盈亏，东风汽车公司并无任何拨款。“迫于经营压力，像郭元荣这样由政府出钱治疗的病人，医院当然愿意要。”现实也正如所说，郭元荣住院期间的费用全部由竹溪县建设局承担，十几年下来有30多万元。

　　郭元荣的历史，再次成为这个小县城里的新话题。郭家兄妹5个，他是老大，父亲是县邮电局的老职工，两个妹妹都是老师，弟弟在十堰做汽车配件生意，在这里已算小康家庭。郭元荣读完县城的师专后就进入学校做老师，与他最为亲密的一个同学告诉本刊记者，郭元荣是个爱较真的人，总想着当领导干一番大事，“政治追求比较高”。他的努力也有了结果，后来县司法局招聘，郭元荣离开学校进入司法局，后来又去了建设局，当时，30岁出头的郭元荣在同学中间已经算是混得不错的，但他还是不满意，“总羡慕那些走捷径爬得更高的人”。

　　除了打打球背背诗，郭元荣几乎没有什么爱好，也没有几个能喝酒交心的朋友，“虽然有能力，但总感觉很压抑”。为此，他经常会发发牢骚，用这位同学的评价就是“好高骛远，愤世嫉俗，有些想法很偏激”。1994年，因感情不和，郭元荣与妻子离婚，那时候儿子才10岁，只好由爷爷奶奶照看。

　　郭元荣现在几乎不出门，不上街，不会用手机，更不会上网，甚至刚出来的时候连家里的电视都不会开。外界的舆论风暴他一无所知，只想要“平静地生活”。郭家母亲经常以泪洗面，父亲也得了脑血栓，其中一个妹妹全家已经远走海南。儿子受家庭变故影响，早早退学到外地打工，现在终于父子团聚。但是，要让郭元荣恢复正常人的生活，“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过程可能很漫长”。郭元荣的妹妹告诉本刊记者，哥哥在医院的时候，她经常梦到“乌云压顶”。荒诞的“网络营救”之外，当年的变故对这个家庭造成的伤害却是现实的。■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