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节，“票贩子”都会蠢蠢欲动，伺机行动。尽管打击黄牛的力度越来越大，尽管年年打，层层打，反复打，每次打都大获全胜，但还是屡禁不绝，越打越多。中国违法倒票为何居高不下，案件频发？现实，从不同的角度，拷问着每个人。

　　“黄牛”自揭倒票黑幕

　　□特约撰稿 陈勇

　　天色暗下来。

　　广场的灯亮了，整个城市转向五光十色。广场的人群并没有因为夜幕降临逐渐减少，反而显得更加熙攘嘈杂。

　　这里是火车站站前广场，一个城市流动量最大的地方。

　　1月13日晚，北京站，全国春运火车票开售的第五天。“要票吗？去哪里？”一个穿红黑皮夹克的平头男子凑过来，低声问道：“沈阳？哈尔滨？我这有票。”

　　春运期间，这是这里最惯常听见的问话。

　　这些人有一个惯用的称呼：黄牛，俗称“票贩子”。

　　据国家发改委、铁道部等部委介绍，2011年春运期间(1月19日至2月27日)，全国客流量将达到28.5亿人次，比上年春运增长11.6%。其中，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突破历史纪录达到2.3亿人次，同比增加2554万人次，增长12.5%；公路、水路客运量将分别达到25.56亿人次和3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1.6%和6%；民航旅客运输量将达3220万人次，比去年增加10%。

　　年年递增的人流，给这些黄牛提供了更大的倒票空间。

　　谁是黄牛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生存法则，否则就乱了秩序。”说话的是姜凯(化名)，东北人，对外的身份是浙江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总，现在偶尔客串几次“黄牛”。他说，现在图的就是好玩。

　　2001年，姜凯经老乡介绍来到北京，摆过摊，打过散工扛过包，倒过票，最后终于转了正行。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不容易。

　　与其他一些小贸易公司一样，姜凯在火车站附近租了房子，既当家又当仓库。平日里，除了进站接货外，并不往车站多跑。姜凯说，自己要避嫌。

　　在北京的日子里，姜凯一直与火车站结缘，常年混迹于北京各个火车站。回忆起当年倒票的日子，姜凯说：“那都是被逼得没办法，谁愿意没事风里吹雨里打地倒票，且火车站里面还‘复杂重重’。”

　　一位常年在火车站做快运的人士表示，火车站人流混杂，形形色色的人都穿梭其间。以北京西站为例，就分有扛包、盗窃、倒票还有乞讨、招揽等，这些人互相认识，但不来往，各有各的地盘，最出名的数早期北京站出现的西北狼、东北帮等帮派。

　　上述人士介绍，以黄牛为例，比如，北京站黄牛就是以安徽、东北人为主，而北京西站就是以南方人为主。各地区的人之间互相开展“业务”，互不侵犯和干扰，偶尔也会有冲突，激烈的时候就会引起打斗，最后由车站方面的白道人物和业内大佬出面撮合了事。

　　该人士透露，要想在火车站混，首先必须认清帮派，并摸清帮派与车站方面的关系。此外，还要熟悉火车站和公安段所有公职人员的长相和联系方式，站好位置，记得“上贡”。这样才能生存，否则就容易出事。

　　此外，该人士称，如今，在北京西站甚至流传有“火车站生存法则”，里面详细印有北京各个火车站及公安段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以及各个“势力”分布割据，比如售票大厅由哪些人掌控，广场又归属哪些人群，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要想倒票，就必须学会望问听，且要懂得收票和卖发票。”姜凯说，自己刚倒票的时候，由于不懂就被黑过，在北京西站被两个南方人不仅抢了票，还被打了一顿，最后连报警也不敢。

　　姜凯知道倒票违法，也知道判不了多重。但为了安全起见，不是熟客，他一般还是不轻易理会，只说“你打错电话了”。他说，钱这东西，谁都喜欢。“倒票也是风吹雨打，凭体力和脑力干活。”姜凯认为，自己虽然不是好人，但始终也无大害。

　　流通的秘密

　　姜凯干倒票也有些年头了，他说倒票一般都是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帮衬起来的。早期还有组织，从产、倒、兜、望一条龙由专人分工负责。且每个车站都由不同区域混的人负责。

　　一位从事多年倒票的人士透露，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今天，整个倒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早的票源是来自窗口的内部票，且是在窗口明显交易，鼎盛期还出现“警民和谐”的画面。但自铁路方面加大打击力度后，内部交易就逐渐减少，从明里转为暗里。“现在一般都是窗口等退票；代售点反复排队；利用废弃车票造假等。”

　　上述人士表示，由于国内对倒票的处罚并不重，加之利润诱人，所以屡禁不绝。另外，针对铁路部门开展各种便民购票服务，也想尽办法从中捣鬼。如，你开通春运电话订票，我就用追拨器，不仅能调节拨号速度，还能预存10个身份证号码，且售价才200-300元。此外，互联网也成为交易的新方式。

　　针对黄牛订票“新武器”，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坦言，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不过黄牛考虑到成本，最多购买2-3台追拨器，几部电话同时订票，但并不可能百分百订到车票。

　　上述铁路部门人士表示，目前，虽然无法全面阻止追拨器的使用，但为了防止黄牛占用电话订票资源，今年春运电话订票系统已经增加了“验证码”环节，订票者拨通热线后，必须输入系统随机显示的验证码，订票过程才能继续。

　　另外，该人士还强调，倒票不可能没有关系，一般倒票组织会与火车站内部人员勾结，以其他方式出票，大多都从代售点出票，且都在晚上11点30分后。

　　“你设置领号买票，我就买身份证来应付。”姜凯说，“针对不同形式，倒票的人也会想出各种方式应对，从盗窃团伙那专收身份证，利用买的身份证再进行领号买票。”

　　这个说法得到北京铁路公安局人士的证实。该人士称，从破获的倒票案件来看，一些倒票组织已经从散客变为专业户，并钻法律空子，以老弱病残孕人士进行兜售、招揽，给打击带来一定难度。由于取消了收容制度，对于这些人，只能进行驱逐。

　　该人士指出，目前虽无任何证据查出倒票与车站内部有关联，但并不能代表没有这样的行为。他强调，由于北京西站、北京站两站客流量大，空间大，警力短缺。加上国民素质不高，部分旅客为了贪图一时甜头，也参与倒票。此外，一些售票点也与黄牛勾结，大量囤票，所以才造成黄牛屡禁不止、一票难求的现象。

　　事实上，为保证春运顺畅，今年铁路公安机关提早启动了打击倒票“蓝盾行动”。截至1月10日，共抓获票贩子1067人，打掉制贩假票窝点两个、倒票团伙13个，端掉倒票窝点385个，破获倒票案件976起。

　　高额的利润

　　姜凯说，倒票都是冲着钱去的，一张票加价三五十元的，按行话只能算“扒皮”，而制假和大倒的利润则是数十倍。

　　“扒皮一天收入也就几百，大头是供票的。”姜凯说，“扒皮的一年收入是15万，而供票和制假在百万元以上。”

　　一位从事制假多年的人士表示，早期的制假都是各地倒票组织自制自贩，产、供、销“一条龙”，极个别的组织还发展到分工合作的家庭式作业。

　　上述人士透露，制假的成本非常低廉，一张车票的成本仅几分钱，再通过与倒票组织勾结，采取人工出票，或者以代售点出票方式进行“出货”。一个客运高峰期，就可获利数百万元。

　　接近北京站公安段人士透露，为打击黄牛倒票行为，站里加强辖区控制，利用视频监控找信息源，并根据群众举报进行打击和抓捕。

　　上述人士表示，经过多年打击，一些青壮年的倒票人士逐渐转为幕后，广场上一般多为老弱病残的“扒皮”，这行人从倒票和制假点拿到票后，以加价20元—50元进行出售。但由于其身份特殊，处理方式只能是驱逐。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警方便开始严厉打击倒票犯罪。但一位长期参与蓝盾行动的警员表示，多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多次打击，层层打，反复打，每次打都大获全胜，但还是屡禁不绝。在利益的诱惑驱动下，河南、北京等地，已是全国倒票最为活跃的地区。

　　他分析，中国的违法倒票居高不下，案件频发，主要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进行惩罚，且处罚力度较轻。加之近年来黄牛的行为也越来越花样翻新，且制造水平不断提高，犯罪手段多变，如今更是运用上了高科技。

　　该警员还透露，一些执法部门的人，很显然也介入到了整个倒票链条之中。往往打击行动刚一开始，倒票组织就能准确获得信息，闻风而动，人去楼空。

　　1月13日，呼和浩特的老于从通州果园坐地铁到西站买票，他在路上耗费了两个小时，到了售票口之后，却发现已经没有票了。为了买一张回去的火车票，他已经跑了3趟。售票口一个老头问他：“要票吗？去哪？我这有，加30元就行。”

　　老于想了想，还是没买。他说：“明天再早点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