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田沁鑫

制作人李东在天桥剧院《四世同堂》的舞台前

　　赢家田沁鑫

　　没有任何一部话剧像《四世同堂》这样能够云集孙红雷、黄磊、朱媛媛、秦海璐等诸多影视明星。去台湾演出时，娱乐节目制作人王伟忠看到演员名单唏嘘：“这个戏就是话剧界的《建国大业》啊！”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

　　话剧《四世同堂》在北京演出前，已从各地收回了1000多万元票房。以话剧市场的票房衡量，这绝对算得上“成绩骄人”。

　　《四世同堂》在台湾首演时，连战坐在头排；转到深圳时，院线老板望着满场的人感叹：深圳剧场终于出现了“爆满”；导演田沁鑫本来最担心石家庄站，但开演五分钟前，没买到票的观众挤坏了剧场的门。

　　成功的原因之一，当然是超强的阵容。而既能拉来大明星，又不用巨额开支，得益于田沁鑫所在的体制：中国国家话剧院。“如果是民营院团，支付演员的报酬就是大开销。”田沁鑫坦率地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但在我们这部戏，‘腕儿们’拿的都是基本演出工资。”

　　做戏十三年，田沁鑫排了近二十部戏，从话剧、音乐剧到戏曲；游走在体制内外、文化与商业力量交汇处。

　　她是赢家吗？

　　与生存有关的处女作

　　中戏毕业后，田沁鑫揣着向母亲借的2000块钱，跑到深圳，在一家民营广告公司做广告。

　　在这个被田沁鑫形容为“中国最能感受到资本压榨”的城市里，她过得并不愉快。在帮公司盈利98万元后，老板许诺的二万五千元的奖金迟迟没有到账。后来，她找了一个哥们扮成“黑社会”找老板讨薪。老板说：“我没有钱。跪下可以，但就不能给你钱。”

　　深圳一年，田沁鑫只看过两场戏，一场是安徽省黄梅剧团来深圳的巡演，一场是深圳交响乐团的演奏会，其他的演出不是在“夜总会”就是在“歌舞厅”。

　　田沁鑫决定返京的唯一理由是“骨子里还是割舍不下话剧”。

　　刚回北京，处处是困境，毕业后，田沁鑫的档案放在北京京剧院，体制展现出“温柔”的一面。按田沁鑫的话说：“一年没上班，自己跑出去了，单位没把我开了就不错。”但是，她没戏可导。

　　某日，在中关村开电脑公司的同学叫她去玩。她踏着一双片鞋晃荡跑过去。同学说：“你怎么混那么惨。我带你买双鞋去吧。”田沁鑫摇头。“那我给你两千块钱。”“不行，太少。”“那你要多少？”“我要二十万，我要做话剧。”

　　1997年，一部纯体制外的话剧《断腕》就这样上演了，两年后，孟京辉卖掉房子做《恋爱的犀牛》的壮举才发生。年底，《北京日报》评年度最好看的三部话剧：《断腕》、《生逢其时》、《古玩》。后两者一部是中央实验话剧团的，一部是人艺的。

　　“那时我并不知道《断腕》这样的话剧就叫商业话剧了。我只知道，这个戏是和我的生存连在一起，否则我没有钱。”田沁鑫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断腕》并没有改变田沁鑫的际遇，她仍旧是一个每日穿着片鞋、在北京晃荡的女青年。直到某一个看戏的夜晚，她被当年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院长赵有亮叫住，问：“你是田沁鑫吧，我看了《断腕》，你关系在哪里？我们缺女导演。你愿意来吗，我调你进来。”

　　时隔多年，她仍能真切地想起那时的情形：自己手足无措，清醒而镇定的发蒙。心里有声音一直在说：“这事不靠谱。人家就那么一说，不要当真。”

　　而后的故事就稍显俗套，赵有亮院长力排众议，将田沁鑫调入了中央实验话剧院。进入体制后，田沁鑫做的第一部话剧是根据萧红小说改编的《生死场》。这部戏让田沁鑫认识了制作人李东。

　　自由的通行证

　　“制作人制度”是中央实验话剧院所推出的一项新改革，在中国话剧界前无古人。

　　李东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那时候，每年院里要花很多钱拍话剧，但没有人看。后来，领导发现国外有‘制作人’制，于是决定试试。至于‘制作人’的含义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未来如何，没有人知道。”

　　起初，田沁鑫对李东的印象很复杂。从内心深处，她不满意这种“被分配”的工作方式。她羡慕剧院里的另一对搭档：孟京辉和葛大力，这一对是自愿结合的。但另一方面，田沁鑫又觉得李东像一个制作人：那时，很多话剧制作人热衷留长头发。只有李东西服革履，戴眼镜，开红色欧宝。

　　《生死场》演出前一天，《北京晚报》才刊登了豆腐块大小的稿子。田沁鑫不高兴：“这么好的戏，李东怎么能不做市场呢？做《断腕》，我是亲自去《北京青年报》跑宣传的。”

　　李东的想法是：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人想要看一部冠了“生死”两个字的戏。他放弃做票房，转走上层路线。先在《中国文化报》上发稿吸引文化界关注；又作为文化部直属院团唯一的参展剧目，参加了上海艺术节，最后拿下了国家精品工程的大奖。

　　事后，李东安慰田沁鑫：“不是每天总有赵有亮这样的院长赏识你。很多人都在用世俗化的标准看待导演。这部戏我们就是要拿奖，得到后，才能为未来赢得自由和通行证。这是唯一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为得奖做的戏。”

　　关于话剧《生死场》，还有几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演出前送审，专家要毙剧本，原因是“这个戏颠覆了中国抗日战争史，歌颂地主抗日”。正式演出时，李东请来文化部时任部长孙家正来看戏，孙走后留下了“无可挑剔”的评价。《生死场》摇身一变成为好戏。

　　后来，《读书》杂志曾为《生死场》做过一场恳谈会。满席专家，大谈民族主义，女权主义，戏剧理论。轮到田沁鑫发言，她说：“大家都真有学问，可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我不懂任何主义。我就是按照农民的路子去写的一部比较质朴的话剧。”

　　获得国家精品奖后，《生死场》得到了200万元奖金，这笔钱在剧院内部起了争议。很多人认为，奖金应该归剧院。李东却认为：“这200万应该是剧组的创收，我们是从政府市场回收的盈利。”

　　“当年，好像只有从外头卖票赚回来的钱才能算盈利。作为制作人，我竟然没有人权财权物权。很尴尬。”李东说。

　　两种身份

　　现在回顾，2008年的《明》是田沁鑫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分水岭。之前，她的话剧很小众。制作人李东曾评价她：“不是以职业导演的身份做戏，很少顾及观众的接受度，只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个人化。”

　　排练时，田沁鑫习惯尝试一切可能的舞美，到真正演出时，却发现很多道具又不需要了。急得制作人李东骂：你怎么就不替我想想花钱的事情呢，你再这样，我什么都不会给你。”

　　基于这样的状态生产的作品往往曲高和寡。这也是田沁鑫最困惑的一段时期。她曾问李东：“为什么观众不来看戏啊？”李东说：“对不起，你太愚昧了。人家为什么来看，你认为是艺术，人家接受不了。”

　　田沁鑫的困惑也来源于体制的转变。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合并改名为国家话剧院后，她和另外一个导演孟京辉相继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室的性质很特殊：半民营半国有。每一部戏可以尝试市场化的操作，盈利向院里上缴一部分，剩余的钱支持下一个项目。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绝对是独有的现象：体制让我们一个人拥有了两种身份。李冰冰是国话的注册演员，同时还是华谊的股东。”制作人李东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们是‘一只脚站在体制内，一只脚踩在体制外。”

　　2008年的《明》被认为是田沁鑫一次有目的的商业尝试。编剧是《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顾问是马未都，首演安排在国家大剧院。排练时，本来要一幅画卷要挂二十多层，田沁鑫亲自说服创作者挂13层，图省钱。

　　很多知识分子看过《明》后，批评田沁鑫：“历史观有问题，怎么能拍成这样啊？过去的《赵氏孤儿》多好啊。”田沁鑫一点也不在意，她坦言：“这部戏我就是奔着商业去的。”

　　田沁鑫说：“之前，我确实很少考虑到观众、市场的接受程度。比如，我本身做了一个小众作品，非要把它变大众，还要票房，这太贪心了。但谁又规定话剧就是小众作品。好的作品，大家一定爱看。我不想变得自娱自乐，我希望所有人都接受它。”

　　正如李东分析：“早先，和她谈市场问题时，她可能听懂了，但实际上不理解。但到今天她和我谈观众问题时，一定是自发的。不是她活不下去，也不是无奈，而是她忽然明白了，知道一个艺术家在今天应该怎么做了。换一种方式，同样可以表达自己，还能让周围的人活得舒坦。”

　　特殊的赢家

　　田沁鑫和李东的十年合作，也被周遭人视为完美搭档。田沁鑫工作室的执行导演郭焱说：“李东满脑子装的是表格和数据。而田沁鑫则随意随性。”经常，李东掰着手指头跟田沁鑫唠叨：这个戏要做到这四条，田沁鑫则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这几年，李东常提醒田沁鑫变得更娱乐。田沁鑫不解：“我的话剧已经很娱乐了。”于是，李东拉她去看话剧“麻花”系列。看过，田惊呼：“原来娱乐可以耍成这样啊？”李东说：“你的娱乐都是为了某种态度而娱乐，我让你瞧瞧什么叫纯娱乐本身。”

　　2009年，国家话剧院全面实行制作人管理制度，李东的话语权“从30%升到了90%”。 在市场的刺激下，田沁鑫和她的团队也摸索出了一套商业之路：一面利用国有院团强大的资源体制作依托，一面在市场化的环境里进行商业尝试。

　　2009年，田沁鑫把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搬上舞台，秦海璐、高虎等影视明星参演，拿下了1000多万元票房；2010年，她又把这部话剧改编成时尚版小剧场话剧。在戏里，男女主人公赤裸裸地唱着：蒙牛真果粒……同事担心这样明显的广告植入会让田沁鑫不舒服，但田沁鑫却高兴地说：“原来我的话剧也能赚钱啊。”

　　制作人李东说：“前几年，民营话剧团队做得很好，其实他们一无所有，唯一的优势就是机制灵活。可能我们还在开会讨论，他们已经把话剧做出来了。但这些年，当整个话剧的商业氛围形成，国有院团开始意识到可以用强大的资源参与市场竞争。我们一旦出拳，敌人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不要说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有多少国有院团的人拿着资源还不用呢？”

　　无疑，田沁鑫是体制下的赢家。

　　前几天为某话剧装台时，她感叹：“在国家话剧院，每人每份工作各司其职，不商业不现代，慢慢悠悠的秩序井然。这幅图景只有社会主义国有院团才见得到。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商业’了，装台时间稀薄。我‘珍惜’我的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