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作家，写下60年乡愁

　　她的书里有中国人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家国情怀

　　《环球人物》杂志驻台北特约记者  萧师言

　　“巨流河”一词对许多人来说都很陌生，但你一定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辽河”。2010年，一部名叫《巨流河》的自传体小说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热潮，被多家图书评选机构选为“年度好书”。书中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家族从东北到台湾的颠沛流离，反映两代人的苦难。

　　作者齐邦媛，如今已经87岁高龄。由于早已习惯平静的生活，她完全拒绝媒体采访，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到台湾林口她住的养老村去探访时，也未能见到面，只是从侧面得知，她虽是满头白发，但身体还很健康，是一位乐观、豁达的老人。

　　怕被杀，也怕被抓

　　百年故事，以河为名。齐邦媛是个始终不忘自己“老东北”身份的人，她记得的是清朝延续下来的那个名称“巨流河”，巨流河也是她永远的“母亲河”。

　　1924年2月19日，正值元宵节，齐邦媛出生了。她原籍辽宁铁岭，祖父母汉满结合，外祖父母汉蒙联姻，是中华民族族群融合的典型家庭。齐邦媛曾经这样叙述过自己的家世：“我的祖母是雍容大度的满人，任何困难都可以解决；外祖母是很骄傲的蒙古人，算是下嫁给外祖父。当初父母亲结婚时，还到过外祖母家行跪拜礼。祖母、外祖母对于家族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真正做到了族群融合，我对这种多元血统是很满意的。”

　　齐邦媛的父亲是东北老一辈革命家齐世英，有“铁汉”之称。齐邦媛一生的行事为人，都深受父亲影响，她学的是文学，却有男儿的豪爽之风。她在书中描述父亲时写道：“父亲支持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统治，两边在巨流河打了一仗，父亲这方战败，于是开始逃亡。”后来，“父亲从1933年起支持东北义勇军，成立东北协会，组织地下抗日工作，先后送了400位学生到黄埔军校，希望军人有国家概念。”

　　虽然齐邦媛长大后一辈子都在为父亲辩护，但是在《巨流河》一书当中，她却直截了当地说自己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因为齐世英在外逃亡，根本无法回家。齐邦媛不但从小看不到父亲，家中也因为齐世英到处奔走而生活贫困，更时常陷于“怕被抓、被杀”的恐惧中。

　　齐邦媛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期：“两岁时曾惊鸿一瞥看到父亲，风雪夜归，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隔了一天，我的祖母、母亲带着哥哥和我，逃到一个亲戚家躲了一些时日，因为张作霖的军队在搜捕参加郭松龄兵变的齐世英，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杀掉。而我在那儿却每到天黑就哭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使得她们加倍困苦，又怕连累别人，只好回家，听天由命。”

　　直到齐世英逃出东北到南京投奔蒋介石后，齐邦媛才与母亲也到了南京。回忆起她们离开东北的情景时，齐邦媛说：“记得马车出了村口，路旁见一排排秃山，怪石嶙峋。我问母亲：‘这叫什么山？’母亲正在前途未卜的惶恐中，随口答道：‘鬼哭狼嚎山。’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外人难以了解。”

　　是“老东北”，也是“外省人”

　　抗战开始，更加颠沛流离的时代也随之而来。齐邦媛随学校不断撤退，先是到广州。1938年10月，日军攻陷广州，她逃到桂林，又走了很多路，终于入川。她还记得逃亡时曾经有一位女同学总爱细声唱：“我每天都到浣纱溪，痴痴地计算，你的归期……”不过齐邦媛不是怀念那种“少女情怀”，而是认为大敌当前“这样颓靡的歌很不舒服”，这种对国家的责任胜过少女的情怀，也是齐世英家教严谨所致。

　　抗战胜利后，本以为万事皆安，她回到武汉大学上学并毕业，然而却在从武汉到上海搭轮船时，看到“粗麻绳连环绑着近百名年轻男子，都是新兵”，而后更看到这些新兵跳水、哭泣，旁边却有粗重的声音喊“再有人哭就开枪”的景象。齐邦媛沉痛地说：“在我有生之年，忘不了他们(新兵)枯干的颜面。”

　　与1949年前后才到台湾的200万军民相比，齐邦媛能够在1947年9月就顺利地“坐飞机到台湾”，已经算是很走运了。那时，她极偶然地获得了个机会，前来担任台湾大学外文系助教。只不过买的是来回机票，没想到却成了单程。眨眼间，她就成了台湾的一个“外省人”。

　　在台湾一呆60多年，齐邦媛教书、写稿，结婚、生子，埋葬父母。在《巨流河》总共11章节的内容当中，齐邦媛从第六章开始就描写“风雨台湾”的各种生活，单从“心灵的后裔”、“开拓与改革的七〇年代”、“台大文学院的回廊”、“台湾、文学、我们”、“印证今生——从巨流河到哑口海”这些章节的名称，就可以得知齐邦媛在台湾的生活——过得不能说波涛万丈，却也不是平平淡淡，幸运的是，她能够始终徜徉在文学的天地中，而并没有太多生活与经济方面的困难。1988年，她从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

　　望着海，也是望着河 

　　台湾的生活永远不能取代齐邦媛对巨流河的追忆，所以当两岸开放探亲后，她也终于在1993年5月登上了回家的航班。

　　飞机从台北到上海，再到北京，她转乘火车去辽宁铁岭，一路经葫芦岛、锦州、新民，这都是她逃亡时曾经路过的地点，一路上都是记忆与追思。但一切又似是而非了，不是那时，也不是那地。

　　回到台湾，齐邦媛搜集了多年资料，将心中的乡愁，默默写了出来：志向远大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盛开着石芍药的故乡，如今深邃无尽的台湾哑口海……《巨流河》出版的时候，她已是85岁高龄了。

　　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不要说85岁，就是75岁写书也是非常不得了的事，尤其这本书又不是轻轻薄薄没有分量的小书，而是一本多达603页的长篇，写遍大陆台湾，从东北、山东、北京、南京、重庆到台北，除了个人的悲欢离合外，还有整个中国的历史变迁、家国记忆。这对任何一个老人来说都是超负荷的工作，而对年轻一代来说，却又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记忆。

　　有人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经历更加传奇、更值得记忆的大有人在，为什么这本书会如此受到瞩目？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话可能让所有人都有同感：她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邦媛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不在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

　　齐邦媛一生中有超过60年的时间在台湾，但东北家乡的十几年记忆，却永远是她生命中最浓厚、最无法忘怀的乡愁。在《巨流河》这本书中，有张照片，是齐邦媛与小儿子坐在台湾屏东哑口海的海边，凝望着大海，如同凝望着家乡的巨流河。海水与河水早在记忆中混合成了一体。简简单单的照片，却映出了中国人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家国情怀。

　　一书激起百年泪，点点泪滴，汇成了那一代人渡不过去的“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