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国男摄影师手持相机，为着装艳丽、表情冷酷的外国女模特拍照。模特周围，一群过年回家的中国农民工匆匆经过，他们扛着编织袋，挎着冒牌阿迪达斯包，衣着灰暗，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们面前这个外国女人，仿佛在看天外来客。这个场景发生在2007年春节的广州火车站，一家法国时尚杂志正在拍时装大片。

　　在现场，还有一位拿着照相机的中国人，看到这幅场景，按下了快门。这个人叫邓勃，是广州一家报社的记者。2001年起，他连续十年拍春运。2010年11月，他把这些照片发到了自己的博客上，被广州创意产业园红专厂“厂长”黄丽诗无意中看到，在常办各种展览的红专厂办了“十年春运”纪实摄影展。

　　摄影展选择了邓勃从2001年到2010年十年间，在广州开往全国各地的春运列车上拍摄的100幅照片，主角多是农民工，影展2010年12月开始，持续了两个月。

　　红专厂曾是亚洲最大的罐头厂——鹰金钱豆豉鲮鱼罐头厂厂址所在地，至今这里还矗立着高大的苏式厂房、裸露的红砖墙和刷着绿漆的陈年机器。春运开始后，之前来看这个展览的农民工，已经把自己塞进像沙丁鱼罐头的车厢，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们大多来自四川、湖南、湖北。如果周六一个人来了，周日就会再带几个老乡来，有的女孩子看到这些照片就哭了。

　　观众还包括土生土长、从未经历过春运的广州本地人，外地在广州工作的白领，甚至还有老外。摄影展感动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三天后，四百多页的留言本就写满了；换了一个五百多页的红皮本，很快又满了。“农民工的伟大和艰难，不是这些照片，又有谁能知道？”一位观众这样写道。

　　在春运车厢里裸舞

　　春运的列车上，一个女孩的上半身不见了，只有一双穿着劣质皮鞋的腿在一人多高的车窗口挂着——她正在爬窗，整个人如倒插葱般栽进绿皮车里了……

　　早上7点钟，广州火车站，“啪”的一声响，一个女民工的耳环被拽下来强行抢走了。抢劫的人速度非常快，女民工吓呆了。天太冷，血顺着她的耳垂而下，滴滴嗒嗒，在衣服上滚成了凝固的血珠，她还来不及擦……

　　十年拍春运，邓勃见过很多这样的画面。“其实春运和所有中国人都有关。”邓勃说。

　　邓勃是广东雷州人，之前在湛江工作，雷州到湛江坐汽车只要一个多小时，那时候，他觉得春运无非是人多一点。1999年，他调到了广州当摄影记者。第二年，他被派去采访春运。“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震撼的画面。”广州火车站周边全是乌泱泱的人，挨挨挤挤等着回家。广场上的农民工是分堆的，老乡与老乡站在一起，四五个人一团，互相照应。很多人背着带两个耳朵、红白相间的编织袋，装着各种什物。有农民工告诉邓勃，里面有棉被。邓勃很好奇：反正他们过完年还要再来，为什么要背棉被回去？后来他才知道，有些人家里没有棉被。他们背棉被回去盖，春节过完再背回来，反反复复，就像候鸟一样。

　　邓勃没有坐过春运火车，为了拍照，他找了一趟最挤的车——广州开往重庆的临客。火车是绿皮车，人密密麻麻，像蚂蚁一样，邓勃说，“真的太恐怖了”。站在车厢里，根本无法晃动，连睡觉身体都倒不下去——前胸后背都是人。不单行李架上坐满了人，座位上的人都是站着的，因为坐着占的空间太大了，站着的话，放腿的地方可以多站一个人。座位下面也是人，厕所也塞着四五个人。很多女孩子的脸都是红红的——想上厕所是不可能的事，临客开得慢，连忍一两天，她们都憋红了脸。

　　从此，邓勃每年都在春运期间选绿皮车搭，并把观感用文字和图像记录下来。大家都赶着在除夕前回家，车在大年二十九、三十的时候最挤，载客量1000人的车往往要装上3000人甚至更多。时间长了，邓勃发现了人在列车上的分布规律：行李架上比下面宽敞，有经验的男人一上车就抢占这里，在别人的行李上或坐或躺，身下就是黑压压的人。女的很少上行李架，因为太高不好爬。躺在座位下的一般是孩子：容易塞，丢在脚下也安全，不会丢。孩子不知道生活艰辛，觉得人多更好玩，都开开心心，辛苦的是抱着他们、照顾他们的大人。他们上厕所倒是没有大人麻烦，拉好了，用什么东西一包，直接往窗外一丢。

　　就这样，孩子拉屎拉尿的味道，一大群人凑在一起的体臭，烟味，方便面味，站台快餐的味道……绿皮火车没有空调，这些味道就在空气中混合发酵。

　　一位男青年当着邓勃的面疯掉了，列车到达一个小站时，他从敞开的窗户往下跳，在站台上扑通一声跪倒在一个警察的面前，连声说：“我受不了那个味了！”警察吓坏了，随即把他带走了。邓勃跟列车长说起这事，列车长说：“这算啥呢？前一趟车里面有两个乘客才是疯了，脱了衣服在那跳舞。”

　　临时列车一停，电压不稳，灯光时明时暗。上客时，车门处往往叠着十几个争先恐后的人，一手紧握车把手，一手提着行李，有的把车票叼在嘴里，有的干脆爬窗。大站一般不准爬，可以爬车的是小站，春运返程时，很多小站无法买到票。人们只能爬进去再补票。有的车窗打不开，有人干脆用石头把玻璃打破，很多绿皮车的车窗是破的。

　　爬窗常两个人合作，多为一男一女，男的先把女的推进去，再把行李丢进去，最后自己再爬。有时人的脸都贴在窗户上，被挤压变形了。载客过多，有的车弹簧被压坏，中途不得不强行卸客。

　　2001年，在武当山下的小站六里坪，要上车的农民工沿一列停下来的火车狂奔，发现没关的车门、被打破的窗子，就疯狂地攀爬。石头从邓勃的眼前飞过，砸碎了玻璃。很多人努力钻进20×30厘米的车窗，一眼望过去，一行窗户上都爬满了人。一个小姑娘怎么也钻不进去，几乎直坠下来，邓勃用肩膀帮她顶了上去……超载严重时列车甚至不开车门或不停，买到票也上不了车。上不去的，就在一边抹眼泪。

　　因为车门被塞住，到岳阳站时，一家人中有两老一少无法下车。列车员要乘客开窗，但面对随时准备爬窗的人群，开窗无异于打开地狱之门。直到列车即将发动时，车窗才开了一条缝，递出一个老人。剩下的一老一少，在亲人眼睁睁的注视下，被拉向了下一个站。可是，在后面几个站，他们可能也很难下车。

　　车厢下的铁轨是回家的路

　　春运列车很残酷，但邓勃觉得，对农民工来说，“其实它是最温馨的列车，车厢下的铁轨是回家的路。不管挤得多变形，挤得多没有尊严，他们都还是被挤得很快乐，同时又快乐地艰难着。”有个小女孩打电话给家里：“我们很顺利，车上人不多，放心吧。”其实，这女孩被挤得半死，电话都是悬在半空打的。

　　不认识的两个人坐在一起，往往就聊起来，聊的都是自己的家乡有多好，外面永远比不上家，“就好像全世界就他们家乡最美。”2009年春运，一个老汉在车上说起他家里的情况，邓勃明显看到老汉两眼发光，一说到兴奋处，眼睛都在笑。老汉说：我们村里的那棵树，长得多奇怪呀，多漂亮呀，我在外面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树。邓勃想，那棵树可能再漂亮也漂亮不到哪里去，不过他在村里跟着这棵树慢慢地长大，对它很有感情，所以觉得它很美。“当然，可以想象，这些人回到村里之后，肯定就说外面有多好多好。说上海的外滩有多美，广州的西塔有多高。这也是他们回家过年的一个使命——表示自己见识广，见的好东西比你多。这是很人性化的东西，很快乐，让人温暖。也正是这个东西在支撑着他们。”

　　春运列车再挤，人们也不忘自娱自乐，他们轮流唱歌，从早唱到晚，车厢里充满了歌声与笑声。2000年到2005年列车较少，因此挤得不像样。从2006、2007年开始，拥挤程度稍好一些，可以腾出一点点空间来了。于是有人跳舞，有人打牌，年轻人拿着啤酒，年长的拿一点白酒慢慢喝。有人在地上铺一张报纸，双手握拳，把双腿拉成一字，周围的人都看着笑。

　　很多人赚到钱以后不会直接寄回家，而是回家过年时带回去。他们把钱放在胸口贴身的暗袋里，钱和身体的温暖互相融合，感觉很踏实。到了家，拿一沓钱出来给家人，感觉和掏出银行卡是完全不同的。不过这也给了小偷可乘之机。邓勃拍过一张照片：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两个小夫妻抱在一起痛哭，他们被偷了，行李还在，钱没了，连车票都被偷走了。“火车站里的小偷很厉害，你放在哪里，如果他要想偷都能偷得到。”邓勃觉得他们很可怜，给了他们两百块钱。

　　“在春运列车上，酸甜苦辣的东西都经历过了。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面孔。”邓勃感慨。

　　为了了解春运列车背后的故事，有一年，邓勃跟一个叫阿莲的打工妹回家过年，跟踪采访。阿莲在东莞做衣服，是重庆开县人，她有一个姐姐。那一年，阿莲十八九岁，姐姐二十一二岁；姐姐已经打了很多年工，阿莲也有两年“工龄”了。

　　阿莲和姐姐从东莞赶到广州坐火车，邓勃一直跟着，跟到了重庆开县。下了火车，坐船到对岸，再坐五六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就到了她们家附近的一个偏僻小镇。

　　阿莲的爸爸妈妈早就等在那里了。问了一句：“回来了？”妈妈走在前面；爸爸拿过行李提着走在后面，打着手电筒。他们走的是野地，怕邓勃走不惯，爸爸的电筒老是照他的脚。此前阿莲已经告诉家人，有记者跟着回去了。阿莲家刚建好房子，是两姐妹打工赚的钱盖的，就抹了水泥，窗都还没装，就搬了进去。屋子空荡荡的没什么家具，厨房挂了两条腊肉。窗外飘着雨，那晚邓勃和同去的同事差点被冻死——棉被太薄，冷得无法入眠。而村里人已经习惯了。

　　村子不大，差不多整村的人都过来和他们聊天。他们待了三天，村民很热情，家家户户都请他们去家里吃饭。那边每个村都有鱼塘，年前都要逮鱼来分，村民们分得很开心；半夜三更就开始放鞭炮，买春联贴春联。“这种过年的方式，我差不多已经遗忘了。”邓勃说。

　　邓勃问过阿莲，为什么你们平常不回家，非要在那么挤的春节回？就回那么四五天，有什么意义？阿莲反问：“平时我们回去干什么呢？”村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平时都不回来。

　　而在中国人惯常的情感中，孩子不在身边过年，就冷清清一片。孩子回来，就算在屋子里睡觉，爸妈心里都会很甜蜜，到处逢人就说：“我孩子回来啦。”话里渗出来的就是幸福。

　　从那年开始，邓勃理解了他们为什么历经千难万险，也要在春节回家。

　　返乡农民工改穿西服了

　　十年春运，邓勃几乎每年都年三十才回家，有时，春节干脆就在外面过。他拍的很多照片，镜头都是晃动的，“模糊点更有现场感”。拍照初期用胶片机，胶片上的划痕、灰尘，他都没修，让它们留着，就像保留一个时代的记忆。

　　拍春运比乘客更加辛苦。乘客一上车就可以不动了，摄影者却还要到处移动。冬天，车厢人多水雾大，刚从冷的地方进来，相机镜头会生成一层雾气，要等它慢慢蒸发掉才能拍。最挤的时候，邓勃在冲进硬座车厢之前，要先在餐车喝些酒，脱得只剩下单衣，提一口气进去，就是这样，行进五六米后也会完全陷住。“那时候相机比较少，一上车他们都知道你是记者。”农民工对记者有好感，尤其看到邓勃还背着电脑，除非完全不能动弹，否则都会让路。如果还能挤，邓勃会举着相机从第一节车厢挤到最后一节，还不时对他们笑一笑，不拍照，只是让他们知道：有记者来了，给他们一个心理缓冲。“如果你一下就拍，会把人吓呆了，不好。”到处晃一下就熟了。在回家的路上，大家心情都很愉快，会问是哪家电视台、哪家报纸的，很少有不让拍的乘客。

　　不让拍的主要是铁路方面。有一次在郴州站，很多人爬窗，拍的时候铁路工作人员过来了：“你辛苦了，请到办公室来坐。”他们给邓勃不停地倒茶，态度非常好，但是让他一坐就几个钟头，等于被软禁了。所以后来他很小心，拍照前先遮掩相机，努力不被发现。他曾在列车上过了两个春节：年三十到站之后，乘客下车，满满当当的车厢空了。他和列车员很认真地在车上贴对联、挂灯笼，布置出过年的气氛。接触下来邓勃才知道，基层的铁路员工其实也很苦。

　　2008年雪灾，邓勃先搭车到武汉，回广州时坐了一辆T字头的特快，不想京广线大瘫痪，车在茶岭站一停15个小时，车门处白色饭盒堆成了小山，厕所粪便横溢。突然，列车员跑来说：“邓记者，列车长快被群众围攻了，你快过去搭救。”过去一看，疲惫的车长正被怒气冲天的乘客包围，低头反复说着“我会尽力”。面对已经失去理智的群众，邓勃不敢拍照。车长只能保证再去跟调度站争取开车(之前数次都失败了)，然后被邓勃拉走了。幸运的是，这次成功了。

　　在茶岭漫长的等待中，挤来挤去、无聊透顶的邓勃，突然看到不知道是谁，在满是水雾的车窗上，用手指写下了两个字：“回家。”字体边缘的水淌下来，像是眼泪。窗外是枯树枝、高压线、灰色站台，白雪茫茫。

　　2010年，邓勃搭了一辆广州开往汉口的临客，车组织得好，没挤得那样离谱。他回广州发了一组正面的图文报道，正好被一个铁道部领导看到了，这辆车副车长以上全部停职两三个月。因为报道里出现了两张图，一张是一个乘客给头顶掉下来的行李砸伤了眼角——后来列车员帮他包扎，行李的主人、一个19岁的少年赔了200块钱；一张是一个乘客在行李架上坐了一个晚上。邓勃去向铁道方面求情，无济于事，“现在铁道方面对于员工要求非常严格，行李架上规定绝对不能坐人。从这点感觉到，这十年的春运确实变化很大。”

　　广州到武汉的高铁票价最低490元，而最便宜的快车硬座只要129元，临客更低。但高铁开通后，普通车减少，对农民工来说，合适的车票反而更难买了，而且电话订票往往不是打不通，就是被告知票已售完。“他们只能够‘被高铁’。其实就算是和往年一样的挤，他们都无所谓。他们只想票价低一点。”

　　十年春运，拥挤依旧，但邓勃觉得还是好了一点点。有人跟他说，你不知道一九九几年的时候，都是我踩着人，或者人家踩着我上车的。他分析，这可能和整体的民工荒有关；另外很多人开始提早回家，避开春运高峰；还有一些人在城里生活久了，也就不回老家过年了。

　　十年前，农民工背着编织袋挤火车。2011年春运来了，邓勃去广州火车站，发现他们好多人都拖着很时髦的皮箱了。十年前，他们大都穿打工时的“工作服”回家，个别年轻人穿着西装，但从一百米外看还是农民工的样子；现在他们的穿着、眼神，和城里人已经差不多了。十年之前他们背被窝卷儿回家，这两年，硬座车厢可以看到笔记本电脑了，有人在座位上放电影，后面站几排人一起看。“十年春运，真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惊悚、温馨，兼而有之。”邓勃说。

　　邓勃去了自己的摄影展现场，入门处悬挂着三幅人山人海的大图。有一些听口音像是广州人的父母带着五六岁的孩子来，指着照片跟孩子说，他们去外面打工，回家那么辛苦，但他们还是要回家看爸爸妈妈：“你以后工作了，我们老了，也要回家来看我们啊。”

　　展厅木桌上放着写满留言的红皮本，有人写：“问题不在于春运，即使运力提升十倍，我敢担保拥挤依旧。问题在于，为什么会产生春运现象。收入差距、发展机会，这才是真正需要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