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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连续十年拍摄春运:返乡农民工开始穿西服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11日14:31  南方周末 官方微博

  一位外国男摄影师手持相机,为着装艳丽、表情冷酷的外国女模特拍照。模特周围,一群过年回家的中国农民工匆匆经过,他们扛着编织袋,挎着冒牌阿迪达斯包,衣着灰暗,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们面前这个外国女人,仿佛在看天外来客。这个场景发生在2007年春节的广州火车站,一家法国时尚杂志正在拍时装大片。

  在现场,还有一位拿着照相机的中国人,看到这幅场景,按下了快门。这个人叫邓勃,是广州一家报社的记者。2001年起,他连续十年拍春运。2010年11月,他把这些照片发到了自己的博客上,被广州创意产业园红专厂“厂长”黄丽诗无意中看到,在常办各种展览的红专厂办了“十年春运”纪实摄影展。

  摄影展选择了邓勃从2001年到2010年十年间,在广州开往全国各地的春运列车上拍摄的100幅照片,主角多是农民工,影展2010年12月开始,持续了两个月。

  红专厂曾是亚洲最大的罐头厂——鹰金钱豆豉鲮鱼罐头厂厂址所在地,至今这里还矗立着高大的苏式厂房、裸露的红砖墙和刷着绿漆的陈年机器。春运开始后,之前来看这个展览的农民工,已经把自己塞进像沙丁鱼罐头的车厢,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们大多来自四川、湖南、湖北。如果周六一个人来了,周日就会再带几个老乡来,有的女孩子看到这些照片就哭了。

  观众还包括土生土长、从未经历过春运的广州本地人,外地在广州工作的白领,甚至还有老外。摄影展感动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三天后,四百多页的留言本就写满了;换了一个五百多页的红皮本,很快又满了。“农民工的伟大和艰难,不是这些照片,又有谁能知道?”一位观众这样写道。

  在春运车厢里裸舞

  春运的列车上,一个女孩的上半身不见了,只有一双穿着劣质皮鞋的腿在一人多高的车窗口挂着——她正在爬窗,整个人如倒插葱般栽进绿皮车里了……

  早上7点钟,广州火车站,“啪”的一声响,一个女民工的耳环被拽下来强行抢走了。抢劫的人速度非常快,女民工吓呆了。天太冷,血顺着她的耳垂而下,滴滴嗒嗒,在衣服上滚成了凝固的血珠,她还来不及擦……

  十年拍春运,邓勃见过很多这样的画面。“其实春运和所有中国人都有关。”邓勃说。

  邓勃是广东雷州人,之前在湛江工作,雷州到湛江坐汽车只要一个多小时,那时候,他觉得春运无非是人多一点。1999年,他调到了广州当摄影记者。第二年,他被派去采访春运。“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震撼的画面。”广州火车站周边全是乌泱泱的人,挨挨挤挤等着回家。广场上的农民工是分堆的,老乡与老乡站在一起,四五个人一团,互相照应。很多人背着带两个耳朵、红白相间的编织袋,装着各种什物。有农民工告诉邓勃,里面有棉被。邓勃很好奇:反正他们过完年还要再来,为什么要背棉被回去?后来他才知道,有些人家里没有棉被。他们背棉被回去盖,春节过完再背回来,反反复复,就像候鸟一样。

  邓勃没有坐过春运火车,为了拍照,他找了一趟最挤的车——广州开往重庆的临客。火车是绿皮车,人密密麻麻,像蚂蚁一样,邓勃说,“真的太恐怖了”。站在车厢里,根本无法晃动,连睡觉身体都倒不下去——前胸后背都是人。不单行李架上坐满了人,座位上的人都是站着的,因为坐着占的空间太大了,站着的话,放腿的地方可以多站一个人。座位下面也是人,厕所也塞着四五个人。很多女孩子的脸都是红红的——想上厕所是不可能的事,临客开得慢,连忍一两天,她们都憋红了脸。

  从此,邓勃每年都在春运期间选绿皮车搭,并把观感用文字和图像记录下来。大家都赶着在除夕前回家,车在大年二十九、三十的时候最挤,载客量1000人的车往往要装上3000人甚至更多。时间长了,邓勃发现了人在列车上的分布规律:行李架上比下面宽敞,有经验的男人一上车就抢占这里,在别人的行李上或坐或躺,身下就是黑压压的人。女的很少上行李架,因为太高不好爬。躺在座位下的一般是孩子:容易塞,丢在脚下也安全,不会丢。孩子不知道生活艰辛,觉得人多更好玩,都开开心心,辛苦的是抱着他们、照顾他们的大人。他们上厕所倒是没有大人麻烦,拉好了,用什么东西一包,直接往窗外一丢。

  就这样,孩子拉屎拉尿的味道,一大群人凑在一起的体臭,烟味,方便面味,站台快餐的味道……绿皮火车没有空调,这些味道就在空气中混合发酵。

  一位男青年当着邓勃的面疯掉了,列车到达一个小站时,他从敞开的窗户往下跳,在站台上扑通一声跪倒在一个警察的面前,连声说:“我受不了那个味了!”警察吓坏了,随即把他带走了。邓勃跟列车长说起这事,列车长说:“这算啥呢?前一趟车里面有两个乘客才是疯了,脱了衣服在那跳舞。”

  临时列车一停,电压不稳,灯光时明时暗。上客时,车门处往往叠着十几个争先恐后的人,一手紧握车把手,一手提着行李,有的把车票叼在嘴里,有的干脆爬窗。大站一般不准爬,可以爬车的是小站,春运返程时,很多小站无法买到票。人们只能爬进去再补票。有的车窗打不开,有人干脆用石头把玻璃打破,很多绿皮车的车窗是破的。

  爬窗常两个人合作,多为一男一女,男的先把女的推进去,再把行李丢进去,最后自己再爬。有时人的脸都贴在窗户上,被挤压变形了。载客过多,有的车弹簧被压坏,中途不得不强行卸客。

  2001年,在武当山下的小站六里坪,要上车的农民工沿一列停下来的火车狂奔,发现没关的车门、被打破的窗子,就疯狂地攀爬。石头从邓勃的眼前飞过,砸碎了玻璃。很多人努力钻进20×30厘米的车窗,一眼望过去,一行窗户上都爬满了人。一个小姑娘怎么也钻不进去,几乎直坠下来,邓勃用肩膀帮她顶了上去……超载严重时列车甚至不开车门或不停,买到票也上不了车。上不去的,就在一边抹眼泪。

  因为车门被塞住,到岳阳站时,一家人中有两老一少无法下车。列车员要乘客开窗,但面对随时准备爬窗的人群,开窗无异于打开地狱之门。直到列车即将发动时,车窗才开了一条缝,递出一个老人。剩下的一老一少,在亲人眼睁睁的注视下,被拉向了下一个站。可是,在后面几个站,他们可能也很难下车。

  车厢下的铁轨是回家的路

  春运列车很残酷,但邓勃觉得,对农民工来说,“其实它是最温馨的列车,车厢下的铁轨是回家的路。不管挤得多变形,挤得多没有尊严,他们都还是被挤得很快乐,同时又快乐地艰难着。”有个小女孩打电话给家里:“我们很顺利,车上人不多,放心吧。”其实,这女孩被挤得半死,电话都是悬在半空打的。

  不认识的两个人坐在一起,往往就聊起来,聊的都是自己的家乡有多好,外面永远比不上家,“就好像全世界就他们家乡最美。”2009年春运,一个老汉在车上说起他家里的情况,邓勃明显看到老汉两眼发光,一说到兴奋处,眼睛都在笑。老汉说:我们村里的那棵树,长得多奇怪呀,多漂亮呀,我在外面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树。邓勃想,那棵树可能再漂亮也漂亮不到哪里去,不过他在村里跟着这棵树慢慢地长大,对它很有感情,所以觉得它很美。“当然,可以想象,这些人回到村里之后,肯定就说外面有多好多好。说上海的外滩有多美,广州的西塔有多高。这也是他们回家过年的一个使命——表示自己见识广,见的好东西比你多。这是很人性化的东西,很快乐,让人温暖。也正是这个东西在支撑着他们。”

  春运列车再挤,人们也不忘自娱自乐,他们轮流唱歌,从早唱到晚,车厢里充满了歌声与笑声。2000年到2005年列车较少,因此挤得不像样。从2006、2007年开始,拥挤程度稍好一些,可以腾出一点点空间来了。于是有人跳舞,有人打牌,年轻人拿着啤酒,年长的拿一点白酒慢慢喝。有人在地上铺一张报纸,双手握拳,把双腿拉成一字,周围的人都看着笑。

  很多人赚到钱以后不会直接寄回家,而是回家过年时带回去。他们把钱放在胸口贴身的暗袋里,钱和身体的温暖互相融合,感觉很踏实。到了家,拿一沓钱出来给家人,感觉和掏出银行卡是完全不同的。不过这也给了小偷可乘之机。邓勃拍过一张照片: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两个小夫妻抱在一起痛哭,他们被偷了,行李还在,钱没了,连车票都被偷走了。“火车站里的小偷很厉害,你放在哪里,如果他要想偷都能偷得到。”邓勃觉得他们很可怜,给了他们两百块钱。

  “在春运列车上,酸甜苦辣的东西都经历过了。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面孔。”邓勃感慨。

  为了了解春运列车背后的故事,有一年,邓勃跟一个叫阿莲的打工妹回家过年,跟踪采访。阿莲在东莞做衣服,是重庆开县人,她有一个姐姐。那一年,阿莲十八九岁,姐姐二十一二岁;姐姐已经打了很多年工,阿莲也有两年“工龄”了。

  阿莲和姐姐从东莞赶到广州坐火车,邓勃一直跟着,跟到了重庆开县。下了火车,坐船到对岸,再坐五六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就到了她们家附近的一个偏僻小镇。

  阿莲的爸爸妈妈早就等在那里了。问了一句:“回来了?”妈妈走在前面;爸爸拿过行李提着走在后面,打着手电筒。他们走的是野地,怕邓勃走不惯,爸爸的电筒老是照他的脚。此前阿莲已经告诉家人,有记者跟着回去了。阿莲家刚建好房子,是两姐妹打工赚的钱盖的,就抹了水泥,窗都还没装,就搬了进去。屋子空荡荡的没什么家具,厨房挂了两条腊肉。窗外飘着雨,那晚邓勃和同去的同事差点被冻死——棉被太薄,冷得无法入眠。而村里人已经习惯了。

  村子不大,差不多整村的人都过来和他们聊天。他们待了三天,村民很热情,家家户户都请他们去家里吃饭。那边每个村都有鱼塘,年前都要逮鱼来分,村民们分得很开心;半夜三更就开始放鞭炮,买春联贴春联。“这种过年的方式,我差不多已经遗忘了。”邓勃说。

  邓勃问过阿莲,为什么你们平常不回家,非要在那么挤的春节回?就回那么四五天,有什么意义?阿莲反问:“平时我们回去干什么呢?”村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平时都不回来。

  而在中国人惯常的情感中,孩子不在身边过年,就冷清清一片。孩子回来,就算在屋子里睡觉,爸妈心里都会很甜蜜,到处逢人就说:“我孩子回来啦。”话里渗出来的就是幸福。

  从那年开始,邓勃理解了他们为什么历经千难万险,也要在春节回家。

  返乡农民工改穿西服了

  十年春运,邓勃几乎每年都年三十才回家,有时,春节干脆就在外面过。他拍的很多照片,镜头都是晃动的,“模糊点更有现场感”。拍照初期用胶片机,胶片上的划痕、灰尘,他都没修,让它们留着,就像保留一个时代的记忆。

  拍春运比乘客更加辛苦。乘客一上车就可以不动了,摄影者却还要到处移动。冬天,车厢人多水雾大,刚从冷的地方进来,相机镜头会生成一层雾气,要等它慢慢蒸发掉才能拍。最挤的时候,邓勃在冲进硬座车厢之前,要先在餐车喝些酒,脱得只剩下单衣,提一口气进去,就是这样,行进五六米后也会完全陷住。“那时候相机比较少,一上车他们都知道你是记者。”农民工对记者有好感,尤其看到邓勃还背着电脑,除非完全不能动弹,否则都会让路。如果还能挤,邓勃会举着相机从第一节车厢挤到最后一节,还不时对他们笑一笑,不拍照,只是让他们知道:有记者来了,给他们一个心理缓冲。“如果你一下就拍,会把人吓呆了,不好。”到处晃一下就熟了。在回家的路上,大家心情都很愉快,会问是哪家电视台、哪家报纸的,很少有不让拍的乘客。

  不让拍的主要是铁路方面。有一次在郴州站,很多人爬窗,拍的时候铁路工作人员过来了:“你辛苦了,请到办公室来坐。”他们给邓勃不停地倒茶,态度非常好,但是让他一坐就几个钟头,等于被软禁了。所以后来他很小心,拍照前先遮掩相机,努力不被发现。他曾在列车上过了两个春节:年三十到站之后,乘客下车,满满当当的车厢空了。他和列车员很认真地在车上贴对联、挂灯笼,布置出过年的气氛。接触下来邓勃才知道,基层的铁路员工其实也很苦。

  2008年雪灾,邓勃先搭车到武汉,回广州时坐了一辆T字头的特快,不想京广线大瘫痪,车在茶岭站一停15个小时,车门处白色饭盒堆成了小山,厕所粪便横溢。突然,列车员跑来说:“邓记者,列车长快被群众围攻了,你快过去搭救。”过去一看,疲惫的车长正被怒气冲天的乘客包围,低头反复说着“我会尽力”。面对已经失去理智的群众,邓勃不敢拍照。车长只能保证再去跟调度站争取开车(之前数次都失败了),然后被邓勃拉走了。幸运的是,这次成功了。

  在茶岭漫长的等待中,挤来挤去、无聊透顶的邓勃,突然看到不知道是谁,在满是水雾的车窗上,用手指写下了两个字:“回家。”字体边缘的水淌下来,像是眼泪。窗外是枯树枝、高压线、灰色站台,白雪茫茫。

  2010年,邓勃搭了一辆广州开往汉口的临客,车组织得好,没挤得那样离谱。他回广州发了一组正面的图文报道,正好被一个铁道部领导看到了,这辆车副车长以上全部停职两三个月。因为报道里出现了两张图,一张是一个乘客给头顶掉下来的行李砸伤了眼角——后来列车员帮他包扎,行李的主人、一个19岁的少年赔了200块钱;一张是一个乘客在行李架上坐了一个晚上。邓勃去向铁道方面求情,无济于事,“现在铁道方面对于员工要求非常严格,行李架上规定绝对不能坐人。从这点感觉到,这十年的春运确实变化很大。”

  广州到武汉的高铁票价最低490元,而最便宜的快车硬座只要129元,临客更低。但高铁开通后,普通车减少,对农民工来说,合适的车票反而更难买了,而且电话订票往往不是打不通,就是被告知票已售完。“他们只能够‘被高铁’。其实就算是和往年一样的挤,他们都无所谓。他们只想票价低一点。”

  十年春运,拥挤依旧,但邓勃觉得还是好了一点点。有人跟他说,你不知道一九九几年的时候,都是我踩着人,或者人家踩着我上车的。他分析,这可能和整体的民工荒有关;另外很多人开始提早回家,避开春运高峰;还有一些人在城里生活久了,也就不回老家过年了。

  十年前,农民工背着编织袋挤火车。2011年春运来了,邓勃去广州火车站,发现他们好多人都拖着很时髦的皮箱了。十年前,他们大都穿打工时的“工作服”回家,个别年轻人穿着西装,但从一百米外看还是农民工的样子;现在他们的穿着、眼神,和城里人已经差不多了。十年之前他们背被窝卷儿回家,这两年,硬座车厢可以看到笔记本电脑了,有人在座位上放电影,后面站几排人一起看。“十年春运,真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惊悚、温馨,兼而有之。”邓勃说。

  邓勃去了自己的摄影展现场,入门处悬挂着三幅人山人海的大图。有一些听口音像是广州人的父母带着五六岁的孩子来,指着照片跟孩子说,他们去外面打工,回家那么辛苦,但他们还是要回家看爸爸妈妈:“你以后工作了,我们老了,也要回家来看我们啊。”

  展厅木桌上放着写满留言的红皮本,有人写:“问题不在于春运,即使运力提升十倍,我敢担保拥挤依旧。问题在于,为什么会产生春运现象。收入差距、发展机会,这才是真正需要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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