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洋虫”

　　春节前后，身陷春运大潮的“外地人”实际上也诠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北京”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北京”是全中国的。

　　实际上，北京也是全世界的。除了有来自“外地”的中国人，还有来自“外国”的“洋人”，他们追随着各自的兴趣爱好远涉重洋而来，像北京早年常说的“房虫”、“车虫”一样，在各自的领域里经营着并生活着。同时，他们也贡献于北京的精彩。

　　茶托笔：北京的高楼是我的画布

　　《环球》杂志记者/焦东雨

　　在最近网上流传的《国家形象宣传片-角度篇》里，《环球》杂志记者居然一眼看到了茶托笔(Tobias Zaft)在北京三里屯Village橙色大厅大屏幕上创作的“Chinese Wisper(耳语)”一幕。

　　这位来自德国汉堡的青年艺术家对于把大城市的摩天楼电子幕墙做画布、用光电做画笔有很多设想。

　　“也许有一天，晚上九、十点钟，你乘公交或自驾车在北京城的二环路或三环路转悠，林立在街道两旁的大楼电子幕墙上会连续呈现出各种画面，如果你够细心，说不定能从中读到一些连贯成篇的故事……”

　　据茶托笔称，他所致力的，就是通过艺术来消融不同语言和文化间人与人沟通的障碍，而《国家形象宣传片》中的短短一幕(一两秒钟，也许很多人根本注意不到)恰恰也证明了：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的；一个城市、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繁荣与形象，也不仅仅是名人或者本土人创造的，它们的光大，也有外地人、“洋人”的贡献。

　　“通过外语学习，人们具备了相互交流的能力，却不见得能相互理解。有些东西不是语言能解释的。”茶托笔围绕人际和跨文化“交流”的主题开展了很多艺术实践，他希望自己糅合“视频、光和装置”的艺术创作，能成为不同语言之间的第三种语言，或者是成为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叉部分。

　　2007年，毕业伊始的茶托笔通过一项政府奖学金的资助来到北京交流。中国，对于他那些天马行空的创意来说，既孕育着无限机遇，同时也有意想不到的挑战。2009年，茶托笔曾有过一个小小的创作，他在北京东四环路上的一栋大楼外立面电子幕墙上反复播放通过“石头剪子布”划拳的简短作品，这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唤起了人们的儿时记忆。

　　据《环球》杂志记者的了解，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创作，找一栋合适的大楼并说服大楼的管理方和所有者同意他在幕墙上创作就费了好大功夫。几乎所有的大楼管理方和所有者都不能理解“石头剪子布”有什么意义，他们总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收益？”

　　如今，“混迹”北京3年的茶托笔已经可以很熟练地以中国人特有的方式跟人道别，但说服人们理解并支持他的创作似乎还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来北京的第一年，茶托笔就与798艺术区的一些画廊有了沟通，一见面，画廊方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画有多大，有多少？”

　　但茶托笔当时并没有多少现成的画作，他有的更多的是各种艺术创作的项目计划，而这些项目的实现需要钱来资助。画廊是通过代理艺术家作品盈利的，而茶托笔是想为自己的项目募集资金支持的，这样的会面结果可想而知。

　　但在德国，想要为艺术创作筹钱，不是件难事。“你向银行或大公司开口，90%都会慷慨解囊，因为他们都知道艺术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茶托笔觉得，中国在支持艺术创作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新年伊始，茶托笔给《环球》杂志记者发来短信，告知新的一年在中国和德国两边都有项目要开展，会是很忙碌的一年。一些项目涉及与赞助方进一步商讨中等原因，暂时还不能公开。

　　看来他的进展不错。

　　请叫我“主持人朱利安”

　　《环球》杂志记者/冯琦

　　朱利安说学习喜剧是学习文化很好的途径：一开始是看到大家笑但自己不懂，只能跟着笑；然后就知道这个东西好玩在哪里，已经明白要笑，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你要入乡随俗，不可能每次不懂的时候，都要去请教别人，但通过熏陶就会培养一种敏感，多看喜剧就会有这种好处。”

　　作为外籍主持人和演员，来自法国的朱利安最引以为豪的还是他的中文。他向《环球》杂志记者表示，第二年学中文时，为了通过绕口令来练发音，就开始听相声，等到“我学相声的时候，中文已经像现在一样好了！”

　　相声又让他接触到一些古籍，如《三国演义》、《古文观止》等，在一些聚会场合聊天时遇到一些典故、成语的时候，朱利安就凭借之前读书的印象，和朋友们“深度”交流。

　　谈到相声的好处，朱利安还说相声教会了自己如何“闭嘴”。“大家一起吃饭时，自己正在说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时服务员过来点餐打断了你，过后你接着讲还是不讲？这种事很尴尬也很常见，但是通过学习相声，就会预料到，有时候感觉到没人听你的了，看到服务员来了我不说了，先停下。这些对生活很有帮助”。

　　作为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多档节目的外籍主持人，朱利安认为有很多要提高的方面，但他可以做得很好，很漂亮。“可是相声要说好的话就不敢当了”。

　　“从大山那时候就开始有很多老外学相声，但是很多人学着学着就‘贫’了，不少人一提到相声，就给人一种很蔑视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奇怪。”朱利安说，他做节目的时候也会谈笑，但都很认真地做过准备，他非常不愿意被放在爱“贫”的那些外国人当中。朱利安认为中国老师教的是文化，是怎样把语言用得更好。

　　朱利安相信，相声是很有修养、很有内涵的艺术，是一门充满生命力的艺术，演员应该让人在听相声的时候感受到其中的文化修养。“我来自西方，是学西方古典音乐出身，但并不代表我不能说相声，不是说只有高中没毕业的才能说相声，大学生也可以说相声，而且这是趋势，因为观众越来越多的是受过教育的人。”

　　凭借着一份喜欢，朱利安说他也许会说一辈子相声，但说好了不容易，而且现在写外国人作品也很难，因此他还是希望别人称自己是主持人朱利安，毕竟，相声演员不是那么好当的。

　　谈及未来，朱利安表示在做好主持工作、提高相声水平的同时，还会继续致力于中法间的文化交流，甚至以后还有可能会做点文化方面的生意，把法国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毕竟北京是一个很大的平台，有什么想法都有发挥的空间”。

　　江森海：把老北京贴到T恤上

　　《环球》杂志记者/王普 庞元元

　　故宫、长城、豆汁、烤鸭，你能把这些北京的符号与创意、设计挂上钩吗？

　　江森海把这些都当成了他的创意源泉。他把60年代北京通用的粮票、毛主席题写的“为人民服务”标语、北京地铁老票根、夏利出租车上1.2元的价签等等“古董”都设计到了T恤上。

　　江森海来自英国，1993年，20岁的他在跨国旅行时爱上了北京。于是，他留在了北京的胡同里，成了一名金发碧眼的“胡同串子”。

　　“刚开始胡同里的生活特别苦，到冬天冷死了，水管都冻住了，也没有厕所。”但这些艰辛并未降低他对胡同生活的热情，“因为那时候我认识一些哥们儿，他们都住在四合院里，都是连着的，或者是一些大杂院。夏天特别好，特热闹，我们都在院里呆着，喝酒，有人演奏音乐什么的，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后来，江森海成为摩托罗拉公司员工的英语老师，工作稳定之后，他把家安在了交道口的南锣鼓巷，就在这条胡同里，他创办了以“创可贴8”为名的T恤店。

　　如今蜚声海外的“创可贴8”，其最初构想源自一次偶遇。“有一天看到一个人穿了一件T恤写着‘我登上了长城’，我就觉得这么多年T恤在北京一直没有变化”，这让江森海发现了商机：“我可以去设计一些更能代表北京的文化衫……欧洲很早就有这种特色服装店了，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北京的T恤品牌，把我喜欢的北京的“马路文化”(street culture)用T恤表达出来呢？”

　　于是，店有了，起名“创可贴8”。江森海自己的解释是：“创可贴的英文名字是plastered，在英国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一个创可贴；第二个意思是贴东西(在墙上或T恤上)；第三个是喝醉了，完全喝醉了。而8就是发啊，意味着运气好，所以就选择了8。”

　　走进“创可贴8”，让人感觉如同置身于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搪瓷红脸盆、老铁皮玩具、儿童三轮车……就连江森海的名片都透着京味儿——蓝底白字，像极了老住宅楼的门牌号。这里的每件T恤，几乎都出自江森海之手。

　　现在，“创可贴8”的客源中外国人比例从开业之初的99%下降到了目前的50%以下，小店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的关注。现在的“创可贴8”每月仍会有新设计出炉，一件印着一个男孩在练武术的T恤就是当月的新款，“这是从一本小孩子学习的书中找到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东西，我在二手市场买的，我给他设计了开裆裤……”

　　胡同“有北京味，也能放松，有点像一个坐落在城市里面的小村子，对我来说挺完美的。”在江森海眼中，胡同不仅是居住的场所，更是老北京文化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这个越来越现代化城市中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喀麦隆小伙：就爱老戏服

　　《环球》杂志记者/李颖

　　相声、京剧、川剧变脸……没人敢保证他都能来两手，但对喀麦隆小伙儿捷盖来说，这些都已成为家常便饭。

　　这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让他极为兴奋，因为谁也想象不到六七年前，他连“你好”都说不顺溜呢。

　　“我爸爸会武术，小时候，他教过我一些中国功夫，我还看了很多李小龙、成龙的电影，这让我对中国非常着迷，很小就梦想着能来中国。”

　　2003年，已经是数学博士和喀麦隆国家电台电视台主持人的捷盖通过中国和喀麦隆政府合作的交换生项目来到中国，成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计算机专业的一名博士研究生。

　　“在联合国的国际组织工作时，我遇到了这个来中国的机会。当时我即将被派往澳大利亚工作三个月，回国后可能会升职。但去中国是我儿时的梦想。尽管家里人都反对，我还是决定要实现这个梦想！于是我放弃一切来了中国。”捷盖说。

　　“一到中国，就傻眼了，我会的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一点儿意大利语在这里全派不上用场。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我心里还纳闷儿：唉，这中国怎么没人打架啊？跟电影里不一样啊。”

　　“第一个挑战就是学中文，中文不通让我很苦恼，常常闹笑话。有一回，我的中文老师刚生了孩子，我们去看她，我抱着孩子说，‘这孩子真怪。’老师了解我，给我纠正：‘捷盖，不是怪，是乖！’”

　　后来，捷盖看电视上大山和丁广泉老师表演相声，就灵机一动：“大山不是外国人吗？他的中文怎么说得那么溜啊，如果他能说得那么好，我也行！我也要拜丁广泉为师跟他学相声。”

　　从1985年至今，丁广泉一直义务教外国人说相声。捷盖找上门去，毛遂自荐，没想到丁老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让他一个星期之内背会传统段子《八扇屏》，以为他根本拿不下来。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捷盖“倍儿溜”地背出了大段的贯口活，丁老师很惊讶，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弟子。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这个‘唱’很多时候是唱戏”，捷盖又开始着迷戏曲了，说着就陶醉地哼起了《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段。

　　为了扮好诸葛亮，捷盖甚至还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练，“要不然，我情绪和灵感刚上来，老婆说‘捷盖买菜去’。”

　　现在演诸葛亮、包公、张飞、胡传魁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甚至还反串过虞姬。

　　在学京剧的过程中，捷盖发现京剧只是众多的戏种之一，中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地方戏。这时，他又迷上了川剧变脸。“变脸太帅了！我一定要学这个！”

　　变脸在川剧里是一门轻易不外传的绝活，2005年底捷盖在电视台录节目时碰到一位川剧变脸大师。为了拜师学艺，捷盖从北京追到成都，还是被拒。他就在“沙家浜”扎下来跟大师做朋友，半年后大师了解了他的人品，传授了他一些变脸技巧。如今，他已经能变出12张脸了。

　　来源：2011年2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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