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前堆为行动不便的山村老人打针

邓前堆和当地村民

　　怒江大峡谷：一个医生将达成的心愿

　　2月1日早上9点17分，邓前堆正准备从家里出发去村卫生站上班，突然手机收到一条短信。这条短信是从中央文明办发来的，其间信息是“您希望为村里修桥的愿望已得到中央领导关怀，春节后交通部就将派人……您本人和家庭工作生活有困难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按照傈僳族的叫法，第二叫“阿登”，因此姓“邓”。云南怒江两岸高丽贡山和碧罗雪山的居民，名字和生日都很模糊。邓有点记不清自己的生日了，档案上写46岁，他自己说“48，也可能47”。对本村1042人的健康负责，他倒是很清楚。他挽着裤腿，把医用胶布贴在袖子上，尽量用输液的方式让村民好过一点。“赤脚医生”虽然统一改换了“乡村医生”的称呼，邓前堆依然没有受过正统医学院的训练。

　　记者◎葛维樱   摄影◎黄宇

　　作数的愿望

　　邓前堆先蒙了一下，他对于“自己最大的愿望”这个表述有些印象。他拿85元的月工资十几年，又涨到120元，直到2009年才一下子提高到了360元。屋里有几个小小的获奖证书，积了厚灰。“都是人家带给我的。最大应该是省里的吧。”这前半辈子身处深山，邓前堆最熟悉的仅仅是“现在0岁到6岁的孩子有106个，谁该打哪种预防针了”。有一点身为医生的尊严，“医生在这里是个大家都欢迎的人”。他只知道：“有个记者来拍了3天，都是跟着我去给老乡看病，我想他们感兴趣的是，就是我滑索过江去。我没有多问，修桥什么的，他也没提。到了最后一天他让我对着摄影机说最大的愿望，我想了想，江边溜索来回几十年，当然是修桥了，卫生站的危房我没有说。”

　　虽然在意那个漏雨又没有瓦片的卫生站老房子，邓前堆却觉得修桥更迫切。此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记者，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妹妹出嫁的四川山区，“和这里差不多”，大城市只去过昆明做医务培训，“老师都是新加坡的医生，学了3个月，和我一起学的也是云南各地的乡村医生，一个朋友也没有，我几个月都没说几句话”。在大城市和外人面前，“我有点寂寞，没意思”。他并不确定对外人诉说这种愿望有什么用。

　　“其实2002、2003年左右，拉马底村就说要修桥了。”邓前堆的卫生站始终和拉马底村委在一起，因此他曾经和村干部一起去给勘探人员帮忙，“修桥这个事不是我们村或乡能决定的，这应该算是上头的政策吧”。他也没有去问村干部，3年前是卫生局和林业局给邓医生和天然保护员修的新的小楼，被村干部占用了楼上的三间做宿舍，放了一些床铺。邓医生只能把药品、宣传品和临时休息的地方设在用了近20年的那个老房子里。“他们也不来上班，太懒。”所以邓前堆不去问。经过精密勘测后却没有了音信：“这些年关于要修桥的传闻不少，此后又有几个点，不断说要修桥，有的说修在村委会，有的说在害扎，老百姓都很兴奋了，可是兴奋一阵子又没了下文，我觉得连勘测都做过了都没有修桥，那这个那个修桥的计划怎么作数呢？”

　　不过，邓前堆立刻把这条信息拿着给自己媳妇和村委会的人看，“村干部眼睛都直了”。邓前堆才很开心。丰玉花说：“县里之前接待记者，让县歌舞团来我们村搞了一场文艺演出，村民们正在台下看着，那记者就说要给大家修桥，台下就炸了锅了。”拉马底村1000多口人，6个组分布在怒江两岸，江西和江东各3个组。江东这边靠着碧罗雪山，因为修建了省道公路，比较繁华，乡镇和村集都在江东，江西则是在陡峻的高山上零星几片人家。“到乡里坐摩托车或者搭三轮车，路费要5元钱。”虽然乡里有更好的卫生所，起码有几个不同的科室，但拉马底人一般不去乡里。

　　村里的交通要道有三处，最主要一处是村委会所在地的吊桥。“有6000片木板搭成。”村文书丰战友告诉我，“每3年修一次，换一次木板，村里大概有劳动力300多人，就每个人拿出20片木板。修桥时节我们就要和县里打报告了，申请森林采伐证，证批下来才能让我们上山砍树。”村里的老人说吊桥“在我小时候就有了，怎么也得超过五六十年了”。吊桥有6根钢筋，上4下2，在江边以极大的石墩将钢筋盘绕而入，再注满混凝土。“是建国初期的东西，牢靠得很。”沿怒江而上这样的吊桥每隔二三十公里便能看到一处，横条木板的缝隙极大，之下就是漩涡状的江水，只有中间的单人可过的通道，以钢钉再加固了两道竖放的木板。上面有不少牲口的粪便，走到江心只觉得越发摇晃起来。

　　还有两道溜索。“我们爬到有吊桥的地方要三四个小时，到溜索的地方只要1个小时。”范前友带着妻子过溜索来看病，通过的就是害扎小组所在地的溜索。害扎在拉马底算下游，即使现在不过是枯水季节，水流也很急，碧绿的江水打出白色浪花，两条溜索以近45度的斜角从高到低拉起来。“这个溜索比较危险。”范前友拿根绳子绕成一个“8”，自己和妻子坐在两个圈圈里，然后把绳子挂在一个类似挂猪肉的那种大铁钩子上。从溜索的起点看下去，目测高度近100米。“我们也不知多高，但是速度很快，因为这个角度。第一次滑的人不会刹车是很危险的，因为撞到对面就是山崖上的石头，一眨眼的工夫人就能过去。”范前友把妻子送回去，自己又滑过来给我示范。坐溜索过江时只到江心才敢睁眼，那碧绿湍急的江水泠泠奔流，快到岸又怕起来。范前友所谓的刹车就是从路边随便抓了一把草，滑索的时候一只手垫着草抓住钢索。“如果不垫草，就和你直接跳下去差不多。”他说着又滑了回去，姿态娴熟优美，手里的草却悉数飞到了江里。

　　医者辛苦

　　邓前堆虽然嘴上说着“每个月都要过溜索去给娃娃打预防针”，姿态也很娴熟，可是还是把自己常用的一个“刹车”，一块白布掉进了江里，他不好意思地回头去看。“掉下去了，呵呵，回头也很危险，脖子千万别靠近钢索，如果拉到就完了。”丰玉花说，“就拉马底村这里有数的，这些年掉下去了22个，都是小伙子。”邓前堆却说：“哎呀那都是用的木滑轮，所以才危险。”早年间的挂钩是方形的木头，速度没那么快，上下两道槽，绑人的绳子嵌在木槽里，木滑轮一旦翻转，人就会掉下去，或者拽绳子的力度太大，超出了木滑轮，直接和钢索搭在一起，然后磨断掉下去的也有。木滑轮被铁挂钩取代已经近20年了。“以前总有人因为绳子挂在钢索上，不敢动了，就吊在江心两个小时，等人去救他。”附近40来岁的居民几乎都有这样挂在中间的经历。

　　“我每个月都要巡诊一次，从29日开始，三四天才能回来。高兴了就在路过的村民家多睡一天。”邓前堆在纸上画出自己要走的路线图，“先过吊桥，上老瓦达，就是你看见的这座山后面，再翻一座山，上雪山到阿波娃，住一个晚上，再去培建，这里过不去，是雪山中间的独木桥，如果不走这个桥就要一星期的时间了，再从害扎的溜索回来。”他去几个高山点的机会现在正在减少，“老人们病了会给我打电话，我再去，因为不用打预防针了，那些打过针的现在都在外面生活”。邓前堆的儿子范战友，是跟了爷爷的姓，小时候跟着父亲一起去巡诊。“我大概四五岁就跟他去爬山看病，人家都对我们很好，总是好饭好菜地招待我们，小时候不知道累还可以，后来我就觉得太苦了。”对于孩子的记忆，最苦的还不是溜索，“而是几天不停脚地在山里爬。我从小走惯了山路，也对蛇什么的没有感觉了，但是我爸还是跌伤过几次”。

　　邓家的土地只有3亩旱地，还分布于江两岸。“我以前也不知几亩，我还以为只有1亩5分。前几年才用皮尺量了有3亩。”真正的能种庄稼的土地极稀少，大部分说自己有几十亩地的是陡崖上没人种的荒地，这些“站着就能种”的山地上，近年种了不少泡核桃、铁核桃，还有2009年开始作为扶贫项目大面积种植的草果，不过3年才能见收成，山上连羊肠小道都看不到。“我们这里的常见病就是外伤。”跌打损伤对于山民来说是家常便饭，连邓前堆的妻子达付恒去年12月在山上割猪草都摔下来断了3根肋骨。“我处理的最大的一个手术，是10年前了，一个人上山砍柴，跌下来眼眶撕裂，眼球掉出来了，他们家人给塞回去，还让我去治，我一看泥巴还在眼睛里，说赶紧送医院吧。”按照过去赤脚医生的学习方式，一开始只要学会如何打预防针，以及应对打针时出现的一些紧急反应就可以开工了，邓前堆从没操作过手术，顶多就是拔颗牙。“那人说我不给他治他就哪儿也不去。”因为也是要过滑索走山路，邓前堆让那家人写了“治不好也不用负责”的保证书，才用最细的针开始缝合，“我说你们全都给我看着，如果我的针碰到他的眼球你们就喊！”就这样缝了16针，“然后输液整整10天我都守在他身边，怕感染了。前几天我见到那人还问他眼睛怎么样，他说就是有点近视”。

　　邓前堆的妻子是个基督教徒，和村里六成以上的人一样，到礼拜六和礼拜天是要去教堂的。可是这几天的患者特别多，达付恒就来卫生站帮忙，她不会说汉语，但笑容温纯，看见客人就端出一大碗还带着蜂巢的硬蜂蜜来给我们嚼。一个小女孩穿着漂亮的黄色缀满珠珠的傈僳族裙子，刚刚还看见她在村口吃一袋蛋糕，转眼就被邓医生掰着嘴数落：“一口烂牙，赶紧拔掉长新的了，不准吃糖。”很多人不仅要做礼拜，还要顺便走亲戚、采购和治病。邓前堆用拔牙钳敲小女孩的牙，妻子就蹲在地上轻轻抚摸小女孩的手，其后力道一大，她就大哭起来，只好被妈妈安慰着走了。“以前村里有小学，我就去给他们上课，讲卫生保健，现在学校并到乡里去了，孩子的烂牙就厉害得不得了，我也想去教堂给他们讲讲，不过我不是信徒，是不能进去的。有时候我就在教堂门口给他们说说。”

　　深山人的出入法

　　走进这里的大山看上去少了很多麻烦，到保山可以搭飞机，但从保山出发就感受到了云南这个外出打工大省的厉害。只是正月初八，汽车售票大厅就已经挤得满满的，当天发车的票都已卖干净。求助于咨询台，得到可以先坐大巴到1/3处，再向前想办法，那个站点是个乡，据说是交通枢纽所在，搭上车到达六库不算困难。六库是个不错的地方，除了一个偏远的铅锌矿没有任何工业，整条怒江现在是碧蓝的颜色，大部分河流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沿江公路的修建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才渐渐对当地人产生了意义。六库修建了怒江最好的大桥，两座桥的名字都很有年代色彩，“东风”、“向阳”已经用了半个世纪以上。一座是钢筋水泥桥可以走车，州府里的出租车不少，目前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况。虽然只有几条主要街道，一些机关单位身后正在修建高层住宅。建筑更新的进程很快，一个广告标着“坐拥山水”，起售价2300元/平方米。

　　路边都是卖应季甘蔗的，当地人砍成尺节，削得细细的，成捆买回去嚼。油菜花沿路烂漫地开着。六库到福贡县还有200多公里山路，买了一个别人退掉的座位，是破中巴最后一排最中间的位置，人在山路上左右横扫，一拐弯就向前扑过去。六库是1972年开始建设的州府，而早年间滇西远征军曾经驻扎的碧江县，才是老的怒江峡谷的核心。离福贡县较近的碧江远在高山上，荒烟蔓草，尽管立了“碧江县城遗址”的石牌子，却已经毁损殆尽。“那里还有一个行台，就是国民党军营留下的，不过建筑都已经毁掉了。”人们迁移得干干净净，对于被遗弃的旧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建筑的木材瓦片都能拆的就拆走，到六库去建房子。作为过去的滇缅通道，更多的行走是在高丽贡山和碧罗雪山间，“我们的家，翻过去大概20公里就到了缅甸，再往前是印度”。对于很多当地人，操缅甸语和三四种少数民族语言不在话下，汉语却说得很有限，过去有句老话说：“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怒江沿江的生活习惯是在山上，只有山路。“我们以前不知道要去内陆那些地方的，翻山越岭的人，更多的是去缅甸。”邓前堆的哥哥普前堆曾经去缅甸做生意，“用个筐背点米、烟、酒过去卖，本来想带弟弟过去做生意，就去了一次他就不去了，胆子小”。普前堆胆子出名得大，他是福贡县最早拥有照相机的山民，还开着个木匠作坊，自己有个拖拉机，非常能干。两兄弟就住在隔壁。被哥哥嘲笑胆子小的弟弟上了“新闻联播”，这成了全村乃至乡里和县里的大事。

　　邓前堆说他十几岁第一次跟哥哥出门去缅甸，“有点激动，要学做生意了”。他那时已经初中毕业，“缅甸特别差，惨死了，我去了一趟就觉得那是个鬼地方，可是回来的路上不知吃了什么了，感染了疟疾，一阵冷一阵热，大概有十来天，人都快不行了，送回我们这里的卫生站。当时卫生站有一位20多岁的医生，照顾我十来天，我有点感动”。邓前堆非常喜欢那医生，“缅甸不再吸引我，医生问我想不想和他学，我说好，就到这里来了，后来又去乡里培训了6个月，就上岗了”。那位医生后来成了村干部，也去世了。“我以前也很少过溜索，我们住在江东，溜索要背东西过去非常不方便，虽然也有人能扛洗衣机、电视机过去。”

　　当地人几乎对于旅游没有任何概念。路上有一座著名的石月亮，是在高耸的雪山峰顶上，一个天然的圆拱形大洞，里面据说还有一棵松树，很多旅行者千辛万苦，只为在夜里望一眼石月亮里的明净的圆月。几乎快要错过这个洞时才发现，本地人也没有刻意推荐。“我们这只剩下这些山水，好看吗？”石月亮乡沿怒江两岸有6个村庄，拉马底村在最上游。村庄内有6个小组，除了村委会和卫生站所在地，其他几个组都分布在深山之中甚至雪山上。2月里怒江两岸已经春意盎然，山顶上却仍是白雪皑皑。作为在这里工作28年的村医，邓前堆全部走下来巡诊一次需要近一周时间。其间有两处滑索，还有一座雪山之间的独木桥。“雪山顶下那里叫阿波娃，住了6户。”邓前堆指着那座石月亮说，“都是老人家，过去那里住过20来户，后来都搬下来了。他们的土地在那，养起牛和羊，只要捡柴火方便，其实屋里并不冷。”

　　命运与信仰

　　“山民的医疗费用这两三年不断降低，如果进县里看病，门诊不能报销，住院96%可以报销。中央到云南省再到怒江自治州，我们怒江是云南最贫困的州，所以有一些试点扶贫计划。”福贡县卫生局局长张忠城对我说，“可是路费和生活费对老百姓来说还是太贵了，他们在家里只要吃点玉米糊就可以，到县城的医院吃饭都是问题。”在邓前堆的抽屉里看这些诊疗费用单据，基本上一次输液农民实际缴纳七八元钱就可以了。药费是从县到乡到村都一样的价格。所以这几年农民愿意有点病就来找邓医生。“到乡里路费是5元，到县里路费要20元。”山路崎岖蜿蜒，交通费并不便宜，对于年收入只有不到500元的福贡县山民，到乡里看病都非常困难。

　　“如果不打工的话，我们在这里可以说没有收入，只能够吃饭。”丰战友说，“所以以前有很多‘大师’，就是人生病了就搞迷信，在院子里杀鸡，念咒语。”邓前堆有一次去看一个高山上的病人，“那人我都已经看不出什么病了，没法说话，没有意识，前面还好好的突然就倒下了，家里人先作法，请大师，然后三四个小时了，才去请医生。有手机大概有七八年了，我的手机是随时开通的，号码家家都有”。号码以黑色粗水笔写在医务室的大门上，家家电话都存着，“但以前来找医生，再去家里，就已经三四个小时。眼看着那人不行了，我说送医院吧，家里人说，死不能死在外面，死人要回来埋的，怎么过溜索？所以只能放弃了”。这件事想来邓前堆一直都很痛心，“山里人信命，如果觉得救不了也不勉强了，我说往医院送也没用，如果死了就是他该着的了”。近十几年，40岁上下的人信基督教的越来越多，每到礼拜天，他们穿着最漂亮的傈僳族服装，带着一圈圈白色丝线编成的帽子，色彩鲜艳地到教堂去唱赞美诗。每个村原来只有一座教堂，现在已经每个组都有一个教堂。教堂墙角最底下，蓝色大字写着“中国移动”的广告。

　　邓前堆现在虽然一天也要出诊好几次，但大部分时间眯着眼，是看着阳光下那些来打吊针的老幼。“这里有3张床。”他极珍视每一件东西，所有的药柜、桌面、窗框用了3年了还是雪亮如新。卫生站门口的走廊铺了瓷砖，他随时都会拿拖布擦净。滑溜索过江的次数3年来已经减少了很多，就是因为国家对农村医疗的政策改革。“我们三四年前看一次感冒大概花20多元，现在七八元就能看好。”丰日娜说。邓前堆有一沓厚厚的处方单，不同于城市医院的龙飞凤舞，邓前堆的字迹工整得像一个学生。“其实生老病死，大城市和小山村差不多，我们这里经常有交通事故，也有肿瘤、慢性病，到哪里其实都是一样的。”邓前堆从来没想过要去别的地方看看，或者另谋生活。“听说打工一个月有1000多元，十几年前有很多人推选我做村干部，工资比我的高很多。”现在这里的乡村医生依然没有“编制”，退休有一笔辞职费，最高1000元。乡长介绍说，乡村医生的收入是参照村干部的，但是还差很多，村干部月入600元左右。邓前堆的考虑是：“打工和村干部，让你不干了，你回家就没用了。可我学会医术，还是能救人，是有用的知识。”

　　山里人的散漫性格使得求学这条出路没有多少认同感。大部分人家不知为何安着极大声音的录音机，以震得人耳朵嗡嗡的音量播放各种新鲜歌曲，还有缅甸的歌。吃过上午饭的男人们就围坐在太阳底下，用不锈钢茶杯喝啤酒。邓前堆自己有一双儿女，儿子上山去搞柴火，女儿去小姑家玩了。“他们都成绩不好，我们这里也不太看重学习，他们都出去打工了。儿子去过东莞。”不过儿子悄悄说：“我去过深圳和北京的平谷，在做鸡肉串的厂子串肉，一串两分钱。我还去过天安门，可是我到了前门看了看就走了，不知道那还不是天安门，后来我才明白自己没看到天安门。”因为母亲肋骨受伤，他必须回家来帮忙，不能再往外跑。对于父亲给村里做的一切，儿子说：“如果修桥了，我就回来再也不出去，外面我闯过了。”而邓前堆却有个更“贪婪”的想法：“如果再有领导来问我，我就说我想学B超，前面一个村的于医生就有一台黑白B超机，以前领导们总说我学不会。我想努力学，让这儿的人知道并不是很多病必须得死，有肿瘤也可以早点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