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为贫困农民办“银行”

　　给患病农民发放“无息贷款”，助其恢复劳动能力；提供“付息贷款”，让借贷人带着压力致富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白菊梅

　　“不能说，非要说；不能做，非要做。”这是一些媒体对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评论。确实，茅于轼这几年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在房地产、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遭到“炮轰”。但他依然故我，坚持着最初的经济理想——“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

　　让“穷人拥有自己的银行”，一直是茅于轼的一个梦想。早在10多年前，他就以运作私人资本的方式，从事小额贷款扶贫工作。现在，这一梦想越来越接近现实。春节前，记者在位于北京市南沙沟小区的茅于轼家，见到了这位久负盛名的教授。对于外界的质疑，他表示：“不在乎，已经习惯了。”

　　龙水头村“实验田”

　　在我国，小额贷款是以个人或家庭为核心发放对象的经营类贷款，主要服务于“三农”(指农业、农村、农民)、中小企业；贷款金额一般在20万元以下、1000元以上。它能合理地将一些民间资金集中起来，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同时有效解决“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茅于轼从事小额贷款活动，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1992年，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一个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受到茅于轼的资助。后来，这个孩子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到龙水头村还有更困难的学生。当时，茅于轼已经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农村。“两个半农民养活一个城市人，中国农民不脱贫，中国人怎么能走向共同富裕？”这是茅于轼最朴素的想法。他认为：“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劳动、生产的能力，却没有生产的资金。”于是，设立一个民间互助基金会的想法产生了。不久，他在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个会议时，碰到了经济学家汤敏。他的想法得到了汤敏的支持。1993年9月，龙水头村开始发放小额贷款。这是茅于轼和汤敏以每笔贷款额为500元人民币开始的农村信贷实验，也是中国最早的小额贷款项目之一。

　　茅于轼在龙水头村推广的信贷实验，分为扶贫基金和付息基金两种。对于基金的用途，他作了以下规定：“扶贫基金”用于治病、治伤及求学，可贷款一年，不收利息，期满时只须还本金；“付息基金”用于生产，如买化肥、经商、出门打工等，可借款6个月，要收息，月利息为1%。茅于轼认为，用基金帮助村民治病，其实就是帮他们恢复劳动资本；而借给村民的“付息基金”，是要让欠债者琢磨着干点事儿。

　　现在，龙水头村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茅于轼。但早年间，有人叫不清他的名字，干脆叫他“茅委员”，后来才被他更正为“茅先生”。

　　从2002年起，龙水头村的基金改为商业贷款——过去是向有需要的人贷款，现在则是向有还款能力的人贷款。基金吸纳存款的年利率为6%(后改为3%)，贷款年利率为12.68%(2009年起改为21%)。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推行的小额贷款的利率最高为20%，低于茅于轼的贷款利率；存款利率最低为8.5%，又高于茅于轼的3%。很多网友及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茅于轼向记者解释说：“中国的农民迫切需要贷款，而我们的基金能够维持运转，就必须能够盈利。从这一点来说，我也是被迫的。”他还说：“不向那些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贷款，是个非常残酷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否则无法保证这一基金的持续性。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什么都好，就是歧视穷人。”他透露：“到目前为止，小额贷款项目已累计放贷600多万元，我正在以一种更为实际的方式帮助穷人。”

　　半路出家的经济学家

　　1929年1月14日，茅于轼出生于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铁道机械专家茅以新，伯父茅以升是一位桥梁专家。1946年，茅于轼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主攻铁道机车研究。1950年毕业后，他舍弃上海滩的荣华，自愿远赴千里冰封的齐齐哈尔铁路局，第一份职业是火车司机。

　　那个时候，茅于轼的脑子里总是想着如何节约能源，用最少的煤带动更多的车皮。这一想法与微观经济学的最优化原理不谋而合——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追求“如何更好地配置资源”。茅于轼对微观经济学的浓厚兴趣，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1955年，茅于轼被调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下放至山东农村劳动。在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他饱尝饥饿的滋味，“所以我分外珍惜粮食，这也是我对中国的耕地特别关注的原因”。“文革”中，他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批斗甚至殴打，最后被发配至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获得平反。即使是在被批斗得最狠的时候，茅于轼依然偷偷地进行一项研究——利用数学规划方法研究在资源受约束条件下实现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他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被学界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初，茅于轼申请调入社科院数量技术经济所，但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是学经济出身的。1985年，他终于被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主攻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但他始终游走在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边缘。半路出家的他，一直未能进入能够影响决策层的由林毅夫、吴敬琏等人组成的圈子。老百姓熟悉他的言论，更多的是通过媒体，而非其他途径。

　　1993年，退休后的茅于轼与制度经济学家盛洪等人创办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研究机构。他还创办了“扶贫基金”、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以便“为穷人办事”。

　　善良的理想主义者

　　不可否认，茅于轼是个具有人文关怀情结和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但也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经济学者。之所以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是因为他的很多观点都是依据理论得出的，未能结合社会现实和中国国情，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症良药。

　　茅于轼是个善良的人。他的夫人赵燕玲说：“茅于轼每次去超市，都挑那些包装盒被压扁了的、快过期的东西。他还说，‘帮人家减少一点成本，我们自己也没什么损失嘛’。”“茅于轼赚的钱都捐出去了，只要有人打电话说需要钱，他就捐。有时候我怕他上当，不让他捐，他就跑到邮局，偷偷给人家寄钱。知道被骗了，他也无所谓，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帮了别人。”茅于轼自己则说：“我承认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这没什么不好。我希望中国更加富有，穷人都变富，孩子们都能上得起学，人人都有钱买房子。他们认为我是乌托邦，其实我不是。”

　　但茅于轼也承认，对复杂的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他认识得并不十分深刻：“我一度提出土地私有化的政策建议，但考察菲律宾时，我了解到该国土地私有化导致农民陷入贫困，最终被迫进山打游击的事实，随即就否定了自己的土地私有化建议。”听到这番话，一旁的赵燕玲连连点头，补充道：“茅于轼的性格特别木讷，连跟别人吃个饭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一张嘴就说错话……他对社会的认识太简单了。”

　　不过，也有人说，如果对社会的认识太深入，茅于轼可能就不是现在的茅于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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