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单亲母亲的“奢望”

　　文/吴中华

　　一位60多岁的单亲母亲，为了与三个子女见一面，便以要求给付赡养费之名将子女起诉到了法院。但是，这个在常人看来很简单的愿望，却成了这位母亲的奢望。

　　母亲的诉求

　　这个案件已经审结近一年了，可是案件中那位渴望子女探望的母亲始终让我难忘。

　　2009年6月，一个赡养案件分到我的手上。我发现案卷极薄，原告的起诉书却很长。

　　原告董艳(化名)是一位65岁的母亲，她的起诉书大意是：“我与三个被告是母子关系，我是他们的母亲。在我30多岁时，丈夫去世了。我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并资助他们结婚，可是到头来，他们一个个拿了我的钱买了房却都离我而去了。我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在2002年得了脑血栓，右边身子行动不便。现将三个子女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判令三被告每人每月给付我赡养费200元，每人每月照料我7天。逢年过节要人到、钱到、电话到。”

　　与其说这是一份起诉书，不如说这是一位母亲对三个儿女的谴责与想念。

　　受理案件的第二天上午，董艳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她要求我们尽快为她安排开庭，并且让我一定想办法使她的儿女们到庭应诉。

　　我这边刚放下电话，书记员那边的电话又响了。电话还是董艳打的，她又把同样的话对书记员叮嘱了一番。了解到老人急切的心情，书记员马上打电话通知董艳的三个子女来法院领取起诉材料，并安排好了开庭时间。我没想到，打完电话的第二天，董艳竟跑到法院来找我。

　　那天上午，我和书记员刚刚审理完一个案子，一位中年女士便领着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走进了法庭。来者正是董艳和她的代理人。

　　董艳戴一副金边眼镜，上身穿一件POLO牌粉色T恤衫，下身穿一件米色的休闲裤，脚上是一双白色的休闲鞋。虽然走路时右腿有点儿瘸，但她的精神十足、气质不俗，完全不像一般赡养案件中穿着破旧、身形老态的原告。

　　刚刚坐定，董艳就开始“诉苦”了。她说，丈夫去世后，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特别艰难。很多人劝她趁年轻改嫁，但是考虑到三个孩子需要她抚养，她一直没再嫁。为了供孩子们读书，她承包了一家招待所，起早贪黑，苦心经营，终于有了一家人富足的生活。上世纪90年代，招待所拆迁，她作为招待所的法定代表人获得很多拆迁补偿款。她拿出其中大部分钱给三个孩子办婚事，并为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房子。但是，三个孩子都偷偷卖了她给他们买的房子，并躲着不见她。2002年，她得了脑血栓，半边身子行动不便，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常陪在身边。她恳求我：“吴法官，我不缺钱，我只是希望能通过你们法院见见孩子们，让他们以后多来看看我。”

　　董艳的讲述确实触动了我，我不清楚她的子女为什么不见这位含辛茹苦的母亲。在不了解原因的情况下，我只能告诉她：“我们会尽力的。”

　　儿女的坚持

　　送走董艳和她的代理人，我立即拨打董艳三个孩子的电话，最终联系上了她的小女儿王丽(化名)。

　　我将她母亲起诉他们兄妹三人的真实意图转告给她，并向她讲述了母亲现在孤独凄凉的生活。王丽在听我说完后，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吴法官，我们也知道我妈含辛茹苦地养育我们不容易，我们也想对她好，但是我们实在是害怕见我妈。”

　　王丽告诉我，母亲的性格特别不好，每次见母亲，母亲对他们非打即骂；而且不光对自己的子女这样，对女婿和儿媳妇也是毫不客气，“弄得我们兄妹都家庭不和，差点儿离了婚。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偷偷地卖了原来的房子，躲了起来”。

　　谈到母亲希望在法庭上见他们兄妹三人一面，王丽说，她和哥哥、姐姐已经商量过了，开庭时他们谁都不会到庭。但是，他们尊重法院，也同意每人每月给母亲200元的赡养费，但钱会打到法院指定的银行账户上，不会亲自交到母亲手上。

　　不管我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王丽始终坚持。她说：“吴法官，虽然我们不到庭应诉有些残忍，但我妈的举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自己和孩子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希望法院能够理解。”

　　王丽最后的这句话，让我一时语塞。挂了她的电话，我的心中如塞重物。

　　第二天，我收到了他们兄妹三人的书面答辩状，都写明同意每人每月给付母亲赡养费200元(打入银行账号)，有时间多给予母亲照顾关心。

　　开庭那天，董艳步履蹒跚地走进法庭，第一眼就望向被告席。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出了失望。望着空空荡荡的被告席，她没有像许多老人一样失声痛哭或者破口大骂，而是浅浅地笑了笑。她对我说：“吴法官，法院都不能让他们来，我真的没办法了。但是还是谢谢您，我知道您尽力了。”

　　最终，我在三兄妹未到庭的情况下，缺席判决，三个孩子每人每月各给付董艳赡养费200元，驳回了董艳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律规定的尴尬

　　案件虽审结了，但我真的不知道董艳是赢了还是输了。法院支持了她600元赡养费的诉讼请求，却不知道能否让孩子们“常回家看看”。

　　我在报道中见过一个为了20元赡养费打官司的案例，案件的原告是一对老夫妻。两位老人常常站在儿子下班的必经之路等着看儿子一眼，因为儿子由于家庭矛盾已经6年没登过父母家的门了。为了让儿子常回家看看，老两口跟儿子打起了20元赡养费的官司。老两口说：“我们要求他每月亲自把20元赡养费送到我们手中，就是为了每月能让他回家看看。”后经法院调解，儿子终于迈进了父母家的大门，并保证每月亲自把20元钱送到父母手中。

　　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使身居城市的老人衣食无忧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感到“精神饥渴”。“儿孙绕膝”成为老人们最大的期盼。当这种需求不能被满足时，老人们无奈之下只能诉求法律。于是，关于“精神赡养”的诉讼接连出现，不少老人在法庭上明确提出了精神赡养的诉讼请求。

　　赡养包括精神赡养和物质赡养两方面。相对于过去的以物质赡养为主，现在的城市老年人越来越重视精神赡养。所谓精神赡养，就是在家庭生活中，赡养人对被赡养人在感情、心理等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使被赡养人在家庭中得到更多的温暖，享受家庭特有的天伦之乐。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于精神赡养大多是一些原则性规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最近，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考虑到老人在精神上被孤立的现状，拟规定“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空巢老人”。

　　对于精神赡养是否具有可诉性，法律界一直存在争论。面对日益增多的精神赡养诉讼案件，法院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由于法院的判决书和调解书都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及约束力，“精神赡养”一旦被纳入法律条文，子女如果不履行的话，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目前在法律上尚无相关规定。这种对簿公堂之后的“常回家看看”，到底能否执行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给老人带来安慰，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法律一方面支持了精神赡养的请求，另一方面却在遭受着难以执行的尴尬。

　　审判实践中，许多老人是赢了官司，却输了情感。试想，法院判决赡养人每月承担探望、照料、陪护老年人的义务，但法官总不可能每个月都强拉着他去探望、照料，陪老人聊家常吧？即便由法院执行，也难以有实际效果，甚至引发更大的矛盾，给老年人造成更多的不愉快。比如，法院判决子女一个月回家看父母几次，如果法院强制他(她)去了，他能给老人好脸色吗？这样强制执行的精神赡养反倒容易成为对老人的精神折磨。

　　精神赡养，更多的应是一种精神上的沟通、慰藉与关怀。如果思想感情上缺乏亲近感，老人赢了官司后，往往有可能使本来就紧张的家庭关系变得更加不可调和。在此，我想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父母子女相互理解。子女们闲的时候可以多抽时间回家陪父母散心、聊天、做家务，忙时可以偷闲给父母打个电话问候一声，把牵挂带到。父母也应理解自己的孩子，他们身处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还要担负“上养老、下养小”的双重责任，生活负担大、经济压力重、时间紧张、精力有限等现实问题，都使他们很少有时间回家探望父母。父母应该对自己付出的爱有信心，也应该对自己的孩子有信心。想想自己年轻时不也是这样吗，忙工作、忙孩子，愧对父母。但父母总是每个孩子最踏实的港湾、最坚实的依靠。

　　第二，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精神赡养。解决精神赡养问题决定权不在原告，而在被告的表现。假如儿女将尽精神赡养义务当作纯粹的依法行事，面无表情地回家面对爹娘，或是冷冷地掏出200元钱，老爸老妈的心里是什么滋味，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所以，“孝”和“礼”一样，是发自内心的恭敬，而不是用数字来计量(每月的赡养费和探望次数)。如果靠外力来驱使，甚至是用威胁的手段来保证，如此尽孝，远不如让它顺其自然。

　　(本文作者为本案主审法官)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1年2月下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