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春晚小品幕后

　　语言类节目是央视春晚的重头戏。从初稿，到定稿，修改几十遍是常态；大年二十九“被毙”，年三十又“复活”，也是寻常事

　　文 ｜《小康》记者 罗屿

　　“龙年春晚，谁是你最不想见到的演员？”——2011年央视春晚刚刚结束，一家网站上便出现了这样一项投票。或许，应了赵本山在小品《同桌的你》中最后自嘲的那句“别提赵本山，年年都上春晚，我最不爱看他”，在这项“最不想见”投票中，赵本山一度遥遥领先。

　　然而，念叨着“不想见”，却未必真的厌倦——2月17日，“2011年CCTV春节联欢晚会我最喜爱的优秀节目”评选结果公布，赵本山的《同桌的你》获小品类节目一等奖，只是，与以往动辄五成以上的支持率相比，《同桌的你》这一次的支持率只有30%。

　　这，或许可以看出人们对赵本山爱恨夹缠的暧昧态度。从1990年以小品《相亲》初登央视春晚，赵本山已22次参与这道“年夜饭”。按照80后相声演员，同时也是今年春晚参与者贾玲的说法，“以他的名气完全可以不上春晚了，不需要利用这个平台给自己造势。”看到赵本山今年小品遭人诟病，贾玲忍不住鸣不平：“你在家和父母儿女吃饺子的时候，他在台下吸氧。”

　　或许，替赵本山委屈的，还有他那支创作团队。

　　“猫鼠游戏”后的临时调整

　　1月5日，央视春晚进行终审。暖场时，语言类节目导演马东说：“我知道现场有潜伏很深的媒体，但希望大家手下留情，帮助我们对内容保密。”众所周知，为保证“年夜饭”节目不提早曝光，央视春晚的保密机制素来严格：参演者需签订“保密协议”；现场，不可拍照；创作排练时，演出人员的剧本打印，都是各个剧组用自己“上一版”反面印刷，其他剧组的内容，完全不可知；赵本山的小品更要“捂本子”，前面审核，经常只是编剧代为念词。

　　如此“严防死守”却挡不住热情的媒体。据某些资深娱记介绍，他们或乔装扮作盒饭人员，或假扮明星助理，总有办法“混”入后台。挡不住的媒体，正是让赵本山团队觉得委屈的原因一个。大年三十之前，一直传言赵本山亮相舞台的节目为《星球会议》，最终却变为《同桌的你》。编剧尹琪在此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是因之前有媒体曝光了《星球会议》的台本，还用照片拍下来，并将其中的笑点一一标注，于是，只能调整。

　　但尹琪觉得，临时调整，并不代表仓促上阵。每年，“本山团队”都会为赵本山准备多个本子，《同桌的你》打磨的时间大约有半年多。小品中，王小利写给李琳的情书，虽只有200字，他们却写了40多天，“啊”、“哎”、“我”、“你”这样的字眼都逐字斟酌。

　　虽然在剧本创作上，《同桌的你》不算“仓促”。但由于临时调整，却给排练造成影响。尹琪说，29日彩排的时候是第17稿，直播的是第21稿。每次完稿后，赵本山和他几个徒弟就开始排练，整夜不睡，直到凌晨。“每次彩排完，他都会反复看录像，纠正每个人的表演，连吃饭时都在说本子。年三十直播，上午睡个觉，下午到上场前还一直在排练。”在尹琪看来，赵本山对自己的苛求，“看了让人心疼”。于是，春晚结束后，当赵本山遭遇“没诚意”、“没新意”、“被掏空”这种种批评时，全程参与的尹琪，难免会为“赵老师”感觉惆怅。

　　指示一出，没任何回旋余地

　　“你只有在春晚的环境里，才知道，很不容易。”同为2011年央视春晚参与者，小品《新房》编剧束焕这句话，或许说出了更多人的惆怅与无奈。

　　小品《新房》关注了当下“买房难”，刘威在剧中扮演男方家长，因蔡明扮演的丈母娘要求女婿有房子才能娶自己的女儿，为了儿子婚姻大事，老实人刘威不得不帮腔撒谎。

　　和蔡明合作央视春晚，束焕不是第一次。2009年春晚小品《北京欢迎你》，就是出自他和另外两个编剧之手。当年做《北京欢迎你》，前后改了40稿。按照束焕的说法，春晚和别的艺术创作不同，有点儿像部队，修改指示一出，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于是，当年那几十天里，他们不断换方案，打磨包袱，抠细节。事后接受采访时，几个编剧忍不住揶揄自己“恨不得逃跑”。

　　但，他们非但没逃，还为今年的春晚，又心甘情愿苦熬几个月——从去年10月起，常驻北京西四环边的“中央电视台影视之家”，“每天从早到晚，就是‘轧本子’，‘啃梁子’，‘磨包袱’，要么就是排练，把食堂里所有菜单都吃腻了。”束焕说。

　　“春晚，是所有编剧干的最难的事，规矩太多。”但春晚，这样一个“规矩太多”的容器，能始终吸引束焕这样年轻编剧的原因，或许像他所说，“在春晚这样一个高端的平台上，成功创作的让大家记住的喜剧，就会变成流行文化。有好思路，不试，会不甘心。”束焕说，就像今年春晚，对他而言，虽又是一次“身心折磨”，但结束后，某天忽然想到一个新创意时，第一反应仍是：留待明年。

　　编排春晚小品时，很难使用电影手段、科技手段，只能用最传统的办法、最严格的尺度。“其实也挺有乐趣，你完成以后发现这样都能出来东西，你就会特别喜欢自己。”

　　倒不是不想尝试“高科技”。今年束焕和马东最初探讨的思路，就是用科技手法呈现一幕“狗眼看世界”：三个人，演三条狗。背后，是大屏幕。屏幕上出现走来走去的腿，还有别的狗。完全以狗的视角，推进故事。现场和屏幕随时互动。比如，一条警犬走来，就要配合警察出现。这种方式，有点像变魔术，但现场和屏幕必须严丝合缝。

　　束焕他们之所以将这个“让自己很HIGH”的思路，“自我解决”掉，很大程度上在于央视春晚的审查制度。“如果你用科技手段，前期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但一旦最后审核未通过，前期等于全部白做。即便通过，但对你细节提要求，这句话改一改，那句话调一调，一改一调，又跟画面合不上。所以，只能用最传统的舞台形式表现。”

　　这种严格审核下的束缚感，地方台的春晚就会少很多。因此，出新，也就更容易些。束焕和蔡明也合作过两次北京台春晚，有一次蔡明一人分饰一家五口人，完全用特技拍摄，表演时不带观众，先拍好，再加入笑声。“因为央视春晚是全直播的，特技手段肯定行不通。”束焕说。

　　既然科技感的“狗眼看世界”行不通，束焕和创作团队想，或者可延续蔡明2008年小品《梦幻家园》，继续讲述售楼处蔡小姐的故事。但他们发现，当小品太直面现实后，整个故事的欢喜程度会降低。“你不能靠小品，深入探讨房价。这不是12分钟的春晚舞台作品所能承担的。”于是，束焕和马东商量，“转做中国人的焦虑感吧！抢房、抢车、抢幼儿园……中国人的焦虑感体现在各个方面。”可这时，主创团队又觉得，不论单讲房、单讲车，表现焦虑感，都有点浪费。“不如改做相声！”——有人建议。于是，团队转向了相声创作。可之后，束焕看到一个电视节目，有关借房，很有趣。自然，思路又“拐”了回来——还是做小品吧。自此，做个有关借房的小品，这一节目思路才算确定。

　　思路定了，创作团队开始想结构。最初版本是：小两口借房子，想同时蒙丈母娘和公公。顺此思路向下推，故事一半，公公知道房子是借的，三个人再合力瞒丈母娘。但这个思路，却让束焕他们“进行不下去了”——“公公怎么接受这是借的房子？听着好玩，落笔的时候，弯很难拐。”为了解决掉这“难拐的弯”，有一天，马东找了六七个老师一起讨论，始终没结果。临了，忽然有人说，“如果一开始，就是三人同时瞒着丈母娘，会不会更好？因为现实中，丈母娘要房子，这很普遍。至于老实厚道的公公，只是一心想抱孙子，有没有房子反倒无所谓。”束焕说，想到这里，大家的思路马上“通”了。

　　之后，创作者们开始解决第二个问题：丈母娘是在小品中间，还是在结尾发现“借房骗局”。第一个思路是，让蔡明扮演的丈母娘很“聪明”地从小品中间就识破另外三人的小伎俩，她开始“套”公公，逼他们说实话。“可故事这样推下去，丈母娘太有心计、太不可爱了。”束焕说，最后大家还是觉得不能让丈母娘中间“变坏”，得让她最后知道事实，于是，才又设计了“房产证写谁的名字”的情节。

　　如此，《新房》结构出炉。束焕向马东汇报，后者拍板：不错，继续！

　　可这时，又出现问题——蔡明老搭档郭达，档期安排不开。“央视对语言类节目非常重视，一定要在三审出现。但郭达排不开。我们只好找演员刘威来救火。”当时，刘威正在拍摄电视剧《白鹿原》，剧组也要在春节前杀青。看好刘威的马东亲自打电话给《白鹿原》导演王全安。“我们非常走运，王全安特别配合，调整了刘威时间，提前给他杀青。这才保证他能上春晚小品。”

　　束焕说，唯一有点“不走运”，就是《新房》和春晚黄宏小品题材有点“撞”。“但确实，房子、夫妻信任、家人代沟，都是最有人缘、百姓最关心的话题。每个创作者都想在春晚这个舞台尽量贴近民生。”由于各个创作组“互不打听”，全靠马东掌控所有信息。遇到作品“撞车”，马东会提醒每个创作者。束焕记得，《新房》中“堵车”那个包袱，马东告诉他们“冯巩先说了，你们琢磨，效果可能会打折。”但经彩排试验，观众依旧很欢乐。很显然，保留！

　　除了“磨”，还是“磨”

　　在每个小品思路框架确定后，具体细节的保留取舍，就是要一点点“磨”。这种“磨”，有时，是要靠一次次“轧场”，也就是试演，看观众反馈进行包袱的调整。“上舞台的喜剧作品，应当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完善，但春晚有保密性的限制，因而轧场的机会很少。这很遗憾。”束焕说。

　　为数不多的几次轧场，让创作人员极为珍视。他们要用耳朵听，听哪里“响”，哪里不“响”，回去再讨论琢磨。意见不合怎么办？那就投票吧，票多者胜。

　　轧场时，特别考验包袱。“开始时，我们想到一个包袱，觉得好玩，和医学有点关系。轧场时，去的刚好是军事医学院的礼堂，台下坐的全是医学工作者。结果，医学工作者听懂包袱的都没几个，几乎没人乐。这样的包袱，只能忍痛删了。”束焕现在说起它，还有些遗憾。

　　轧场时，还特别考验判断力。束焕记得，有次轧场，台下坐的都是老干部，演员一个个包袱抖出来，没笑声。“这种不太准的轧场，如何取舍，只能再判断。”

　　当然，轧场，有时也会很感伤。比如，小品《新房》那句台词“你去找个不要房子的丈母娘吧”。每次轧场，都会有掌声。尤其有次在大学演，台词一出，台下立时静默，之后，掌声不断。“我们的台词不是信口雌黄，它戳到了人心里的痛点。”但同样是带点“伤痛”的台词，“我的幸福，是一堆砖头决定的么？”最终被改成了“我用这砖头给你盖个大房子”，事后有人和束焕说，还是“原版”更好些呢！“我们好多包袱都有几种方案，最后上的，是不是效果最好，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见观众少，摸不准。”束焕说。

　　不能见观众，就只能自己闷起来琢磨。时常一帮人围在一起，想：观众会乐么？想到直钻牛角尖。只好打电话，朗读给朋友听：这句话，你会笑么？“可人家只能跟你说，有意思，或者差点意思。不能帮你想替代方案。”最终，还得绕回来，继续自我折磨。

　　创作春晚小品，还要考虑一个“大问题”——演出地点，一号厅。一号厅，又叫“一号坑”。平时特别响的包袱，到了一号坑，损失30%笑声很正常。在束焕这些“行内人”看，一号厅就不适合演语言类节目。“剧场里，灯光只聚集在舞台上时，观众笑起来没有负担。但是一号厅，灯火辉煌，观众总觉得，自己也是演员。笑起来，不会自然专注。”

　　正因到了一号厅“效果”会减半，所以很多演员表演时，会肢体语言夸张，甚至还有些演员，眼见一个包袱扔出去，没声，就急忙奔向下一个包袱，完全破坏了小品节奏。这，也成了春晚小品遭人诟病的罪状之一。“所以这些年，每次春晚7、8月开策划会，都有人提：歌舞放在一号厅，语言类表演换另外厅。但这在操作上又存在难题。”束焕说，他们这些参与者，能做的，就是从创作之初，减少包袱不响等各种“隐患”。

　　白天不懂夜的黑？

　　可有时，包袱是响了，可隐患没减。小品《新房》为了蔡明的开场包袱，准备了几套方案。比如一开场，女儿问：妈，你怎么才来？蔡明答：我走错门了，把墙都砸了，才发现走错了。还有种方案，母女一起上。女儿问：妈，你怎么跑这么快？蔡明答：因为我姓“蔡”。指菜价上涨。但这几个，都让束焕他们不满意。于是，才有了被媒体曝光的彩排版本：妈，你别跑那么快，你以为自己是刘翔？蔡明答：你老追不上我，你是史冬鹏啊？ “我后来也意识到这个包袱不合适。这是我的疏忽。”束焕说，“但有些东西，我们提醒自己一开始就不要碰，比如‘给力’之类的流行语，我们知道会有人拿放大镜看你。自己会很小心。”

　　“有时，人们喜欢阴谋论。”春晚结束，马上有人电话束焕：“现场出乱子了？放录播带了。”“如果我不是从头到尾在现场，恐怕我都信了，传得有板有眼。”在束焕看，哪里有什么乱子，反倒温暖得感人。“我们的小品上去之前，总导演和明姐说，‘超时10几分钟，如果这样超，赵本山小品就要11点半以后上。’于是，明姐演时，竟然都不让包袱。所谓让包袱，就是我说完，我要等掌声笑声过去我再继续，这样效果最好。但没这个时间，我们只能飞快把它演完。”束焕说，这都是为了保后面节目不被砍，“这么久，大家风风雨雨一起扛，真的挺难。”

　　参与者觉得“难”，并不一定会换得所有观看者的“喜欢”。正如导演马东感慨的：“当春晚导演是个苦差事，首先身体得好，禁得住几个月的熬夜；其次得脸皮厚，禁得住正月里的骂声。”

　　大概正是共同体会过“难”，才让春晚参与者们面对批评时，有了风雨同舟的劲头。相声演员贾玲就忍不住在博客上为马东鸣不平：“多少次马东半夜开完会，给我们打电话商量本子和意见。第二天早上9点又在后台看到他精神抖擞地在指挥。光出租车司机就找来好多，问人家意见，看看能挖点啥新东西。”

　　贾玲今年和搭档白凯南上央视春晚，就像坐“过山车”。“大年二十九告诉你被毙了，三十中午又通知你‘复活’了”。贾玲感慨。而白凯南上场前又比贾玲多挨一刀，“三十那天晚上，有人告诉我在节目预告里没看到我们节目，我以为又上不了了，人都懵了，也没敢跟贾玲说。”直到听到名字，上了场，白凯南都没回过劲，“一上台转了两个圈，我感觉我要晕了，心里想，我就这么倒下了？”

　　面对批评意见，除了参与者互相鼓励，很多观众也对春晚态度宽容。有网友在蔡明的微博上留言表示支持。有人在贾玲的博客里说：你们得顶着多大压力。哪行都不易！还有人分析为何春晚节目幽默感降低：再有幽默感的编剧，也禁不住反复审查改动的折腾。哪个导演、编剧没点追求，谁不希望节目做得好看一点，听到的骂声少一点？但多级审查，没有点钢铁般意志的人，哪承受得了……

　　当然，批评者的意见，更多也是为让春晚更耐看。倘若站在两端的人，内心都充满善意与诚意，明年的春晚，或许才会少些遗憾，多些欢乐。

　　编排春晚小品时，很难使用电影手段、科技手段。如果用科技手段，前期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但一旦最后审核未通过，前期等于全部白做。所以，只能用最传统的舞台形式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