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宜与她的麻风学校

　　“他们还没有长大就没有未来。”从第一次踏足麻风村，台湾女记者张平宜就关注如何让在麻风村长大的孩子回归社会的问题。她不是简单写文章呼吁，而是干脆辞职、放弃原本优越的生活投入到麻风村孩子的教育上来，用一个母亲的心情去关怀抚育这些弱小的生命。10年来，几届毕业生已经开始走上各自的人生轨道，封闭的麻风村也因为有了外来的关注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记者◎杨璐  贾子建

　　化外之地麻风村

　　大营盘村距离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城并不遥远，从县城往北，沿着盘山公路行驶，再转入乡间小路，经过半个多小时让人头晕眼花的颠簸，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宽阔平整的水泥路出现在面前并且一直延伸到山上。从前这里是一条田埂间的小路，2000年台湾女记者张平宜到访村里的时候，出资10万元修了这条门面路。路的尽头就是大营盘小学，白色的3栋三层教学楼坐落在半山腰处，是村中最醒目的建筑。越西的春天已经来了，山坡对面的阳糯雪山在碧蓝的天空映衬下闪着光芒，平整的梯田从村子顺山坡一直绵延到平地，农民赶着牛马在松土，还没有播种的田地间点缀着一块块黄灿灿盛开着的油菜花田。如果没有记者们的叨扰，这是一幅世外桃源里的春耕图。

　　美景背后却是一段辛酸史，成为化外之地并非村民所愿，麻风病的阴霾长期笼罩着村庄。上世纪50年代之前，因为没有有效手段治疗和预防，麻风病被视为可怕的传染病，不幸罹患就会受到长期歧视，只能背井离乡自我放逐，长此以往，麻风病人主动聚集形成村落。在大营盘村看了35年病的医生戴崇理告诉本刊记者，解放前，大营盘村就是住麻风病人的自然村。1959年，根据国家麻风病防治“就地发现，就地隔离，集中管理”的方针，大营盘村被县政府设立为麻风病人康复村。在行政关系上它依附于隔壁的高桥村，管理上由民政局和卫生局共同负责，民政局管生活，卫生局管治病。在敬畏鬼神的彝族聚居区，得了麻风病的人被叫做麻风鬼，需要念经驱魔。老村长阿罗哈布1977年被送到康复村，3年后完全治愈，至今没有复发，但是却再没能回到家乡。“我搬来的时候户口被注销了，没过多久家里的老婆也死了。搬回村子要面对亲戚邻里的非议，不想回去了。”他告诉本刊记者，在这里娶了同样过来治病无法回乡的妻子，安家落户繁衍生息。虽然有行政上的庇护，可是健康人不愿意进来，里面的人也不出去，大营盘村便一直遗世独立，是地图上找不到位置的隐形村。

　　村里的生活却一切如常，像老村长家一样，来看病的男女结合成家庭，村里有了第二代、第三代，人口数量甚至与依附的高桥村相当了。1986年，越西县教育局和卫生局一起拨款8000元，成立了大营盘小学。高桥村的苹果技术员王文福被动员去做了代课老师。虽然他有对麻风病的恐惧，可是一个月24元的代课工资在当时相当可观，平时还可以照顾耕地和果园，对于经济窘迫的王文福来说，是一份不错的工作。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与亲友们疏远。“他们害怕我把麻风病带回村里，见到我就会立即躲开，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喊：‘麻风老师来了！’”另一位代课教师因为受不了歧视，来了两年就走了。在2001年张平宜介入学校，有新老师调入前，18年里大营盘小学一直由王文福独力支撑。第一天开学，一间半大的教室坐着80多个孩子，“从几岁到20多岁的都有，更像一个扫盲班”。“扫盲班”一直只有4个年级，因为“学校的孩子流失率很高，一般读到四年级就回去给家里干活了，所以五、六年级一直没法开”，教学质量也没法保证。王文福不会彝语，孩子们不会汉语，老师和学生大量时间都在互相学习，“我在台上用汉语说‘一’，他们就在台下告诉我彝语怎么说”。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孩子虽然生活得与世隔绝，却也免不了背负着麻风病父母的原罪。王文福告诉本刊记者，孩子们最早听懂和学会的汉语都是骂人的话，因为他们想弄懂外面人跟他们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带着孩子们出村的经历更是刻骨铭心。因为没有教育经费，王文福被获准带着几个学生去其他学校拉废弃的桌椅回来用。在华阳小学，学生们不让这些孩子进门，还齐声骂“麻风娃”。到了大屯乡中心小学，王文福吸取经验教训，让孩子们待在校外，自己一个人进去搬，但是大屯乡的学生们喊着不让“癞子娃”坐，王文福搬出一张，他们就抢回去一张。“那天带着学生们回学校，路上谁也没说话。”王文福回忆。直到遇上张平宜，大营盘村小学的境遇才发生变化。

　　女记者上凉山

　　离开新闻界10年，张平宜言行依旧有很深的记者痕迹，讲起话来直爽干练滔滔不绝并且爱问问题。最近网上广泛转发她在麻风村被抓拍的工作照：戴一双厚手套，左手拄着一根破木棍当手杖，穿着挽裤脚的工装裤，双脚踩在烂泥里，但是一点都没有“苦大仇深”的意思。相反她笑得神采飞扬，V领T恤上还挂着太阳镜。她告诉本刊记者，这就是她的性格，调皮、苦中作乐，也讲生活品质。没有投身四川麻风村的救助工作之前，张平宜一直过着安稳幸福的生活。“我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的家庭，但是从小也是吃好的、穿好的，娇生惯养长大的。上班开跑车，非常爱漂亮、非常的Smart。”即便结婚生子后，也没有被生活琐事拖入家庭妇女的行列，生了孩子都丢给妈妈带，因为讨厌厨房的油烟味，从来没有做过一顿饭。她有一份热爱并且引以为豪的工作，作为台湾《中国时报》的专题记者，经常“满世界地跑，拿到一个专题就消失三个星期”。当记者十几年，她制作的新闻专题获得过台湾地区新闻界最重要的奖项。

　　人生的转折来得既富有戏剧性又不知不觉。1999年夏天，张平宜生完第二个孩子，考虑做全职妈妈。“这些年大部分时间都给了工作，很少陪家人。我在工作上已经非常自信了，想退回到家庭里做个好妈妈陪孩子长大。”辞职前，张平宜做的最后一个专题是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麻风村考察。“12天探访四川、云南边缘的6个麻风村，深入到中国偏远底层社会的农村，可把我整惨了。穷山恶水，路程遥远困难不说，有时候连续几天根本无法洗澡，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不能洗澡的我，一直忍到昆明机场，在洗手间洗把脸，看见镜中自己狼狈的模样，发誓再也不进大陆麻风村了。”

　　可是，等她回台湾写完稿子，麻风村的影像却还是经常会出现在脑子里。“每一个麻风村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有的都是老残病人，有的是既有病人也有小孩。其实麻风村的小孩比他们麻风病的父母更惨。”张平宜告诉本刊记者，彝族有宰羊迎客的传统，他们到麻风村之前，会问卫生局的干部村里的人数来准备羊肉。可是，“到了村里，麻风病父母只能领到自己的那两份口粮，家里也许有10个小孩呢，全家人就分父母的这两份救济”。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和好奇心，张平宜对这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小孩投入了更多的关注。“麻风病有了特效药后，集中隔离就应该取消了，回不了社会的这些麻风病人会随着时代死掉了。可是他们的小孩99%都是健康的孩子，与世隔绝，没有身份，父母是文盲。如果老人死了，这些孩子怎么办？他们还没有长大就没有未来了。我才刚刚生完小孩3个月，我的心情是一个母亲的心情。”张平宜认为，让麻风村的孩子回归社会的途径是给孩子身份，让孩子们读书。

　　可现实情况却是许多麻风村建立在有天险阻隔的荒凉地带，而且人烟稀少。张平宜之前走访的村庄里都没有学校。直到2000年冬天，远在台北的她才听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部的越西县麻风村有所特别的小学，二话不说，她立刻收拾行李直奔凉山。“大营盘村就在正常的行政村旁边，交通比较方便，孩子又多，所以有条件建学校。”

　　第一次见到大营盘村小学，它就给张平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唯一的老师王文福带着学生们站在村口的冷风里等待远方的客人。“孩子的脸都是黑的，衣服都是破的，没有一个孩子会讲普通话，学校只是两间盖在水塘边快倒了的破房子，全部校产就是教室几扇只有铁条不见玻璃的木窗，两块嵌在墙上的黑板，两张讲桌和17套破桌椅。墙外写着‘偷桌椅罚款50元’。可讽刺的是桌椅没有丢，学校的招牌却丢了。”更危急的是，唯一的王文福老师因为家庭困难，打算过完年就外出打工去了，孩子们如果没有老师，学校是办不下去的。“我赶紧劝他不要走，我回台湾想办法建小学。”张平宜告诉本刊记者。

　　“麻风贵族学校”

　　张平宜没想到，这次常规采访变成了日后割舍不断的缘分，本来要辞职做全职妈妈的她投身到了比记者更忙碌的事情上去。她成立了一个叫做“希望之翼”的慈善组织援助大营盘小学。刚开始，协会既没有知名度也没有资金，要帮助的还是对岸遥远到不知在哪里的一所麻风村小学。要筹得款项并不容易，她卖蜡烛、募款、写书、演讲，到处奔波。“我是记者耶，无冕之王，我平时说话是什么样子，让我鞠躬哈腰、抛头露脸地募款真的很尴尬。”但是，张平宜还是坚持下来，带着募得的100万元新台币，她回到大营盘，建了小学的第一批新教室。

　　台湾女记者的“好人好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张平宜告诉本刊记者，如果说她10年前建学校的时候就对目前这样的局面有计划是不真实的，她起心动念建小学的初衷很简单。但是记者的特点是爱问爱打听，住下来就发现，让麻风村的孩子回归社会光有教室远远不够，“我就去解决我发现的问题，结果越陷越深，10年就这样过来了”。几乎与世隔绝的麻风村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远道而来的张平宜把母亲抚育小孩的心情投射给了大营盘村的孩子们，不但每年负担着小学生20万元的生活费用，还给麻风村带来了文明社会的概念。

　　“村民们看到我都很新奇，每次我到村子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鼓励。我为学生提供食宿，每个年级的前5名还有奖学金，所以他们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来读书。”张平宜告诉本刊记者。教育局派来的公立老师负责学生的教学工作，她的“希望之翼”负责孩子们的吃穿住用等生活琐事。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大营盘的孩子们都长得瘦小，肚大如鼓，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健康长大，建学校的时候，张平宜特地规划了厨房和培训厨工。越西县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大营盘小学四到六年级的学生每天早上在学校食堂吃一个鸡蛋和一袋豆奶，可在整个越西除了这所学校，其他学校都没有能力保证学生每天都可以吃到鸡蛋。不仅如此，大营盘小学还有营养午餐，保证孩子们每天可以吃一顿肉，即便是在停水停电的时候，孩子们充饥的也是偏远农村很少见到的旺旺雪饼，而这在张平宜的讲述里，已经是很对不起孩子们的餐食了。

　　讲卫生也是要费心费力的一项事业，“爱漂亮，每天不洗澡就会死”的张平宜主要斗争的对象是跳蚤、苍蝇和头虱。“如果有一群孩子围着你，他们离开时，你身上就被跳蚤咬得一片红了。”张平宜把孩子洗澡纳入到一年一次的志工营工作中，“身上的污垢因为长时间不清洗，已经长成皮肤的一部分，稍微用力就会看到血迹斑斑”。而且无论男女学生都有头虱，虽然彝族的男孩子前额有留“天菩萨”的习惯，女孩子也有剪发父母会生病的传说，但是张平宜还是要求男孩子理成三分头，女孩子梳妹妹头。这些卫生习惯甚至从孩子也影响了村里的父母们，村民海来呷是5个孩子的母亲，她告诉本刊记者：“张小姐让我们吃饭要洗碗，平时要洗衣服，讲究卫生。”而村民阿罗哈布家的房门口挂着一面镜子，镜子边插着两支牙刷、一支牙膏和一瓶洗面奶。牙刷是学校发给儿子的。

　　张平宜住在学校里，还成了孩子们的课辅老师。她教孩子们讲普通话，也给孩子们修改作文。“有的孩子文辞不通，一篇作文要退回去改6遍。可能是当时注意辅导，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孩子学习成绩都很好，升初中的时候，第一届毕业的孩子里只有两个不在尖子班。”假期的时候，她邀请台湾的志工营、内地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外国人到学校来参观，麻风村的孩子们甚至比其他行政村的孩子更见过世面。“他们的普通话说得都非常好，第一届的学生里有几个英语讲得也不错。”张平宜告诉本刊记者，看着穿制服的学生们，她朋友说她建的是“麻风贵族学校”。

　　张平宜对“贵族学校”的说法并不反感，那些艰苦的农村生活经历她也乐在其中。但是麻风村和张平宜观念上的差异就像凉山离台北那么远，她的举动在本地人眼里有时过于理想化了。校园里紧挨中学教学楼的公用厕所从完工就一直没有使用过。“张小姐很爱干净，特意设计成抽水马桶，可是我们这个村子在山上，用水很不方便。现在闲置在那里，学校也在考虑怎么改造。”校长罗桂平对本刊记者说。她还计划在学校周边买下20亩地，种庄稼、养猪，建一个能让孩子吃饱饭、让年轻人就业的农场。罗桂平告诉记者，学校也确实尝试经营过，“可是主要任务还是教孩子，真的没有精力管种地的事，慢慢就不了了之了”。

　　慈善的双向选择

　　“慈善从来不是一厢情愿的。”张平宜告诉本刊记者，这是她从这10年的经历中悟出的道理。她从远方来，对这里有不求回报的付出，希望这些生活在麻风病父母的阴影里的孩子们有身份、有书读，能够回归正常社会。但是麻风村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他们也有自己的运转规则和习俗，面对外来的援助，他们也有自己的选择自由。介入大营盘小学10年后，张平宜告诉本刊记者，她尽力给孩子们创造的是一个读书乐园，把一个机会放在孩子们的面前，孩子们怎么选择是缘分。几年前，她不能这么冷静面对，离开学校的孩子，她会觉得是“感情上的背叛”。

　　张平宜到来之前的大营盘小学同其他普通的小学不同，不但接收学龄儿童上学，还有一些重返校园的超龄学生。第一届毕业生吉潘木牛告诉本刊记者，他正式上小学时候已经十几岁了。“我第一次上学时才上了一两天，因为不会讲汉话，王老师上课我也听不懂，小孩子又爱玩就不念了，我父母也没有读书这个概念。直到张阿姨来村子之后，我爸爸才让我又去上学的。”

　　吉潘木牛这样的大龄小学生一多问题也来了。彝族都有早婚的传统，许多孩子都定有娃娃亲，十几岁就可以结婚了。2005年寒假过后，四年级的木课阿依辍学嫁人，新郎是六年级的毛木基。在张平宜的生活经验里，早婚和包办婚姻本就不能接受，她的学生因为嫁人中断学业更让她很火大。她又暗自调查，发现五年级的吉布依布也在寒假结婚了，两年内新娘就可以过门。她于是告诉吉布，如果想继续读书，没有拿到小学毕业文凭之前就不能辍学结婚。还请来了吉布的妈妈劝告，但是家长的态度是不置可否。为了刹住这个风气，张平宜甚至颁布了“木基条款”：在校生不能结婚，结婚就要离开学校。但是效果却并不理想，既有村长女儿达新闪烁其词的隐婚，也有考取新民中学并且拿到半额奖学金的阿尔阿沙为了结婚而中途辍学。虽然后来学校以贷款的形式帮助阿尔阿沙还清聘礼，离婚重返学校，可是除非学生自己的强烈意愿，张平宜同彝族生活礼仪抢学生并不总能占上风。

　　除了因为结婚辍学，打工挣钱也成了张平宜拦也拦不住的辍学原因。14岁的吉克依布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张阿姨鼓励她要努力学习，可是她读完小学就不想再念书了。吉克依布家住在一间又黑又空的泥土房里，唯一的光源是去年12月刚刚买来的电视机。另外一件像样的家具是角落里的单人床，平时这张单人床要睡吉克依布和她的两个妹妹。家里原来还有两个弟弟，但是都死了。依布的妈妈完全听不懂汉语，两年前麻风病再次复发，现在还在接受治疗。因为父亲去山西修公路了，患病的妈妈还要耕种家里的一亩多地。懂事的依布虽然很喜欢上学，特别是喜欢上语文课，可还是筹划着要去玩具厂打工。她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大了，“村里有的孩子13岁就出去打工了呢”。张平宜最开始知道学生辍学打工的事情也很痛苦、生气。她还跑到学生家里去找，可是学生的父母都不知道孩子跑到哪里去了，“想骂都不知道到哪里去骂”。

　　温室大棚里的实验

　　让麻风村孩子回归社会的理想碰上各种复杂的现实，张平宜告诉本刊记者，她一面用“机会论”调整自己的心态，一面执著于自己的设想。“我不可能要求百分之百的孩子都按照我设计的道路走，我也不可能因为有孩子离开而什么都不做。”今年2月，张平宜把自己同麻风村的故事结集出版，按照惯例，版税全部捐给麻风村的援助事业，最近频繁接受采访也是2005年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后的第二次宣传高潮，当记者出身的张平宜很知道如何用舆论来推动自己的救助事业，她这次的诉求是在大营盘村建造一所麻风村完全中学。

　　大营盘的毕业生都在隔壁的新民中学上学，来回要走3个半小时，如果要节省一个小时的路程就要每天涉水过河，夏天涨水的时候，水会没过人的头顶。因为担心传染问题和彝族对麻风病的特别恐惧，来自麻风村的孩子要到正常的中学读书通常会被拒绝。“从前零星有人毕业的时候，父母会把孩子送到亲戚家里，以寄住在亲戚家来隐瞒。但是2005年大营盘有一批学生毕业升学，是隐瞒不住的。”经过多次协调，新民中学成了麻风村孩子回归正常社会的第一个考验。第一届的毕业生吉潘木牛告诉本刊记者，学校里互相害怕对方，行政村的孩子不知道麻风村的同学会不会传染自己，他们麻风村的学生害怕别人的歧视和嫌弃的目光。虽然品学兼优的吉潘木牛后来在学校里交到了行政村的朋友，但是也有很多麻风村的孩子跟行政村的孩子起冲突，张平宜的管理人员就处理过好几次打群架事件。更令张平宜担心的是，孩子们进了新民中学就像进入了花花世界，失去了原本的纯真，有了其他的心思，辍学不再是天大的事情，成了一个轻易的选择。“学生越念越少，我有时候甚至都说如果退学就要赔这些年的生活费，或者大孩子跑了在小学读书的弟妹生活费就要赔钱。这在台湾的教育专家来看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是希望孩子们可以好好读书。”张平宜说。

　　新民中学仅是权宜之计，许多孩子们在这一关中并不能顺利按照张平宜的设想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学业。为了能留住更多的孩子读书，张平宜要建一所麻风村中学。最初，这所温室大棚一样的试验学校被选择在距离西昌很近的普格县。“这里交通方便，还在正常的行政区域，孩子们可以从完全的麻风村生活到住校的半正常社会过渡。”可是等张平宜在台湾筹好了钱，设计好图纸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原来同意她建学校的县长调走了，新领导有新想法，普格学校的计划就搁置下来。

　　汶川地震后，越西县政府出资260万元在大营盘建了中学的教学楼，可是因为没有老师，房子已经空了一段日子了。张平宜很担心，如果今年9月份还没有老师来上课，学校又要闲置一年时间才能开张。生源也是一个问题，根据国家规定，要开设一个中学班必须有45～50名适龄学生，而大营盘村每年的毕业生都稳定在20名左右，不能达到开班要求。她在媒体上的呼吁是想让舆论再次关注到这个遥远的村落。一方面要有关部门快些派出老师，一方面她想办法解决生源问题。她拜访了附近的喜德县和美姑县，希望可以吸纳其他县麻风村的学生来读书，如果人数还凑不够，她还想招收一些正常村落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就读，交通费用和生活费用都由她来负责。

　　对那些从新民中学毕业的孩子们，张平宜还是不放心撒手让他们自己闯世界。她把弟弟在青岛的健身器材厂变成了大营盘职业训练基地。前三届毕业的超龄学生在这里继续深造。“这些十几岁上小学的孩子初中毕业继续读书不现实，一个是基础差升学无望，一个是即使读上高中、大学，毕业时候都快30岁了。”张平宜把孩子们送到青岛两年，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集中上课，在这里作为孩子们回归社会的正式过渡。“我告诉孩子们，他们踏入工厂的时候就算是进入社会了，要自己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和处理问题。工厂里发生的事情我不管，但是你们做了什么我都知道。”晚上集中学习的是张平宜设计的类似于素质教育的“生命教育课”。“我们集体看电影《教宗保罗二世》，孩子们看不懂，我们就给孩子讲波兰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然后他们再看《钢琴师》就很轻松，有时候也看“探索频道”(Discovery)的纪录片。还有台湾去的语文老师教他们《诗经》。孩子们学会后我特别高兴，这方圆几百里的工人可能都再找不到会背《诗经》的。”这些与白天的工厂技能完全不搭边的文艺课程在张平宜看来很重要，她告诉本刊记者，通过这些内容，她想让孩子们知道文凭很重要，但是人生的阅历更重要。这个世界好精彩，要好好活。

　　有了这些准备，张平宜才觉得时机成熟，放心孩子们自己闯世界。第一届的毕业生她倾注的心血最多，也最符合她规划的人生道路。他们两年的职训已经结束，走出张平宜搭造的温室大棚与工厂签约。周日晚上记者采访吉潘木牛的时候，他刚刚上电脑课回来。谈吐中可见张平宜对他的影响。他告诉本刊记者，一辈子是很长时间，不是一天两天，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所以3个月前他跟工厂申请从质检岗位调去当电焊学徒工，还在业余时间学习电脑。其他同学也有相似的选择，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国际贸易或者英语。

　　新身份新农村

　　2005年夏天，惨淡经营了18年的大营盘村小学有了第一届毕业生。虽然大部分是十几岁的超龄学生，在未来的人生里这张小学文凭不免太过卑微，可是在大营盘村和张平宜看来，却是里程碑式的头等大事。张平宜带着30名志工浩浩荡荡从台湾赶来，给孩子们办了一个隆重的毕业典礼。麻风村小学的故事也被各媒体高度关注，连带着大营盘村的命运也峰回路转起了变化：大营盘村脱离高桥村而“独立”，成为越西县第288个行政村，从此之后，行政资源和惠民政策可以直接落实到这里。村民们也由集体户口换成了独立的户口本和身份证。2008年政府投资改造了张平宜当年援建的那条路，还陆续通上了自来水、电、广播和电视网。2009年，国家贫困县越西财政刚刚突破1个亿，累计在大营盘一个村的投资已经达到1300多万元。

　　本刊记者到达大营盘村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神秘与破败，村民房屋的外墙都被粉刷成了白色，同白色的教学楼相得益彰。屋子里也不时传来电视的声音，上过学的孩子都能看懂汉语频道了，还不会说汉语的彝族孩子也能听着电视里的汉语歌学着唱起来。更年轻的村民们也已经体会不到曾经有的歧视和孤立。14岁的吉克依布在高桥村有好朋友，她们一同上学，互相到对方家里玩耍。更大的变化是，有了身份的村民们不再安于在家务农的现状，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有身份证、会说汉语的青壮年村民就出去打工了。

　　宽容的环境让大营盘小学的学生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第一届毕业生16人中有12人到张平宜的青岛职训基地学习，第二届和第三届就减少到了四五个人。吉潘木牛告诉本刊记者，他们这代学生因为年纪大不能继续升学，可是，下面的学弟学妹逐渐跟正常的农村孩子一样了。他们更好的机会应该是读书。村里现在已经有了高中生，未来一定会出大学生。

　　吉潘木牛在离家到青岛两年后，去年7月份回去一次，对比之下他感慨颇多，村里虽然现在已经吃饱穿暖了，可是跟外面还是没法比。这不仅是经济收入上的，封闭这么多年思想观念和各种素质差距也很大。好在原来没有人认识到这些问题，而现在走出去的年轻人都积极想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吉潘木牛按照风俗本来与表妹定有娃娃亲，可是当年为了继续读书而解除了婚约，现在也还没考虑这个问题。他想学好一技之长闯世界，也想寻找到自己真心喜欢也喜欢自己的女孩生活。

　　张平宜与县里的关系都改变了许多，因为互相陌生和文化差异，张平宜以前同县里的干部有摩擦，每次到大营盘村只待在学校里处理日常杂事，很少交往应酬。县里也不清楚这个远道而来的台湾女人一头扎进麻风村到底要做些什么。可是张平宜的慈善行动把两岸媒体的目光都引向了这个群山包围下的无名县城，县里的财政收入就想从传统的农业和采矿往旅游业上尝试发展。2007年办起了第一届油菜花节，还打出了“文昌故里”的概念，报道麻风村和慈善事业的时候也能搭便车造声势。“我们也希望这能成为全国关注到越西的一个点，进而让更多人关注到越西的其他方面。”越西县负责宣传工作的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3月1日开学后，张平宜也要从台湾回到大营盘，她主要来谈麻风中学的事情，虽然校舍已经空置两年，能否开张前途未卜，但是这一次她却很乐观，她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大营盘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老师和生源的问题解决起来就会顺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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