赳赳的腔调

　　撰稿·流 马

　　赳赳到底还是个诗人。他割舍不下诗，即使出一本随笔集子，也要有诗的一席之地；甚至一些随笔，也都是诗的写法。你也可以说他脱不掉文青的外衣，写一篇时评，做一个艺术评论，处处都是诗人才有的对语言、词汇的那种摆放和讲究。但这恰恰是赳赳的腔调。

　　一个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腔调，不论说话还是写字。腔调一旦确立，就好比打架有了块趁手的板砖，怎么使怎么顺手，怎么拍怎么有劲，顺带着身体姿态也挥洒自如，打架简直成了舞蹈，兼有了美感和韵味。要论到写字，腔调甚至先于主题，它是一个人特有的形式，或者工具；不这么说，不这么写，就会别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腔调有时候就是“器”，有时候又是“事”，对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来说，器就是事，事就是器。赳赳这本《北京的腔调》，的确是用他特有的腔调表达了对“腔调”本身的赞美。

　　据说，喜欢《新周刊》就会喜欢胡赳赳，胡赳赳的腔调脱不开《新周刊》的合唱。我对此无法评价，因为我很少看《新周刊》。但对赳赳自认了解一些。在他还没到《新周刊》的时候，就看过他的诗和小说。很难想象一个早就在写作上形成观念的人会因为一个杂志而改变腔调。所以我读这本书，并没有《新周刊》的概念在，而所感受到的，也尽是赳赳的腔调。

　　到底是什么腔调呢？我以为是一个采用文学的价值观和生命态度来观照世相，审视社会的风格。唯其是文学的价值观，他的见解才不像一般时评家那样就事论事、有一说一、非此即彼，甚至在文风上简白伧俗、言之无文、索然寡味；唯其是文学的价值观，他的态度才不是置身事外，冷漠隔绝，而是和光同尘却又湛然清醒，他的批判里有抚慰，讽喻里有挑逗，战斗的投枪上蘸有蜜糖，调情的酒杯上抹有春药。有时他即是他的对立面，一个时时警戒自己远离酒桌的社交红人，常常劝勉自己珍惜光阴的浪荡骑士，一个悲观主义的享乐主义者，一个医学院出身的口腔溃疡病人。

　　但我还真的不够了解赳赳。陈丹青先生在序言里说他有“无可掩饰的易感和善良”，初时还颇不以为然，这也值得拿出来一说吗？但读完书便同意了。“易感和善良”诚然不值得拿来一说，但没有这样基础的天性，就不会有这样的态度和文字。

　　他有自己的坚守，但是并不以此苛责于他人，即便是批评和忠告，讽刺和调侃，都释放出一种无处不在的善意和温暖。他懂得推己及人，所以即便是批评和讽刺，也要把自己放在里面，时时给自己一个警告。他不厌其烦，近乎变态地写那些“忠告”和“建议”，给艺术家，给知识分子，给剩女，给情人，给儿子，给最讨厌的人等等，这么多的“忠告”和“建议”仿佛都是在自省。

　　说实在的，我最不爱看的，就是这种格言警句式的人生忠告了，赳赳居然热衷于此，让我很意外。我怀疑这些忠告有人真的能够看完。给剩女，四十九条；给情人，三十六条，给儿子，二十七条，给最讨厌的人，二十条。我倒真情愿做那个最讨厌的人，可以少看几条。

　　这类东西写多了，作者也未免会世故起来，但赳赳仿佛不觉得，即便觉得也不在意。也许正是因为世故一点，所以才能更温情，更多些宽容和理解，才没有那种记者的“职业性冷漠”。善良的人更容易世故，易感的人更容易多情，但多情总比无情好。

　　这本书里最精华的部分应该是《仿聊斋》那个系列。几个短篇小说很见功力，让人感觉一个好底子的文学家整天把多余的热情耗费在给剩女和情人提忠告上，实在是一大浪费。赳赳在给自己的人生忠告上应该多加一条：多写小说，少写忠告！

　　每个人总有一个渊源。看完《重做小镇青年》之后，我突然觉得，赳赳的腔调里其实还是残留着小镇青年的味道的。这东西是胎记，除非使用外科手术、化学药水，否则很难抹去。我不能用一些词汇来描述什么是小镇青年的腔调，但读读这本书吧，也许你可以体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