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唯铭：沉痛并乐观的写作者
王唯铭：沉痛并乐观的写作者
王唯铭希望通过作品传递城市的历史感。而在今天，特别是上海精英阶层中，历史感及反省的自觉性正在被有意识地抹去。这对一个城市而言是危险的。
主笔/沈嘉禄
早春的一天，气象预报中的细雨退却了，但王唯铭长篇小说《迷城·伤》如约在上海书城签售。王唯铭一边签名一边与读者作简短的交流，有个读者从七宝赶来，他看了新民晚报上的连载后不过瘾，非要买了新书后再读一遍。在之前，他已经购买了王唯铭的《迷城·血》。“我觉得小说中的陈山河就是我。”他说。王唯铭抬眼打量了他一番，发现他的外形居然跟自己的想象有七八分相像。“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勇气去杀死心爱的女人。”
“请不要小看每一个上海男人。”那位读者说完转身离去，让王唯铭发怔了一小会，旁边的几位女性则哈哈大笑。
王唯铭喜欢这样的交流，短促而信息充盈。36万字的《迷城·伤》提前在新民晚报连载40天，不少读者已经对小说的情节与人物有所了解，有的还与作者沟通，谈谈读后感。他们有一个共性，都与王唯铭的年龄相仿，从那个年代走过来，一路坎坷，披一肩风尘，心灵深处都藏有不同寻常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他们将王唯铭当作自己的代言人。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力推的《迷城·伤》是王唯铭“狂澜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在两年前完成，落笔不停地写了七个月，是一次灵魂的“跑酷”，问世后获得小说界的一致好评。而第二部写得很艰难，马拉松跑了一年半，累得王唯铭几乎虚脱。然而故事更具内涵，人物关系更加错综，人性的深刻性被他一一挖掘出来。与上一部长篇文学诉求一致，作者继续关注城市新富阶层，拷问缺失社会责任的富人。
上海作家沈善增认为，如果结合菲茨杰拉德、卡波特、钱德勒，甚至上溯直至海明威等美国作家的小说来考察的话，《迷城·伤》可以称作一部完整意义上的都市小说，在交待清楚城市演变中的文化支撑与经济形态后，人物的性格发展与城市的成长史有着必然的关联。这部小说的时间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写到新世纪以来的十年，这三十多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转折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道德出现了大面积沦陷，诚信缺失、情谊淡薄、价值观错位、理想幻灭、公平与正义的躲闪，都在无情地剥夺市民的幸福感与自尊。很早就在《青年报》以大特写反映当代城市生活的王唯铭，以报告文学立身扬名的王唯铭，当然敏感地感觉到人们精神世界的种种变化。以小说的体裁为时代记录，也是他责无旁贷的文学使命。
《迷城·伤》展现了王唯铭惯有的犀利观察力与深刻的表现力，在人物身上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道德沉沦前后的内心挣扎。全书以身价百亿的地产大亨丁斗天寻找以往经历中最纠结的四个女人，请她们来参加新楼盘“萨伏伊·秀”开盘的派对，进入“历史空间”为线索，经由朋友陈山河的策划，开始了一场关于“寻找真爱”的游戏。这场游戏是对旧情的回访，是对人性的拷问，是对潜规则的描红，更是对自我在社会价值观版图上的一次明确定位。
为了对小说的进一步解读，重申作者对当下城市生活的考察成果与观察立场，记者对王唯铭、上海专业作家沈善增进行了三边访谈。
中国富豪为何避谈自己的出身？
记者：据说这部小说的写作缘起于一次偶然的“问卷调查”？
王唯铭：可以这么说吧。那是在前一部小说《迷城·血》在书店上架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开车的路上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就给十位富豪朋友打电话，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你们在富起来后，还会追访昔日的情人或者朋友的友谊吗？想到过回报某一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朋友吗？有无人生的终极目标？让我惊讶的是，除了一人还有这么点淡薄的意愿外，其他九个都不愿意“回到过去”，他们急于要与历史割裂，急于要漂白自己的身世。这不仅有利于搏击商海，更担心别人知道自己卑微的身世而影响生意做大，进而影响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富豪太需要重塑自我了。至于终极目标，他们更是不予考虑。为什么呢？难道以财富为标志的所谓成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评判人生的唯一尺度？这让我疑惑，也颇费思量。我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开掘的小说主题。
沈善增：这其实是一个现代人不可回避的问题，它在解读层面上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人物与事件都可以围绕这个中心展开。许多都市小说都是通过层层剥开这个内核来推进情节的。王唯铭的这部小说，我觉得也是为了探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中“人性变异”的主题，而用“守信守义”这条原则贯通各阶层的基本人性，因为这是社会自由生存和健康发展的最基本前提。我觉得用类似电影《百万英镑》那种模式来展开情节是有明智的选择。
从叙事层面上来说，《迷城·伤》具有我所读过的世界一流通俗小说的基本元素，也具备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要素。情节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而又不惊不乍，侃侃道来，显示了叙述的老到。随着情节的推进，展示了上海20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最初十年的风俗画卷，构成了人物性格变化的典型环境。
王唯铭：小说中的男一号丁斗天，房产大亨，也许与一般的富豪不同，他的身世好像更苦一点，有点雾都孤儿的味道。他是个被继养的人，长期受到兄弟的排挤与讨嫌，他从小得不到正常家庭的关爱，所以他要出人头地是必然的。他在国企做出了成绩，也是为了这一天的扬眉吐气。改革开放的政策给了他机会，建筑设计方面的才华是他的立身之本，但最终让他成功的则是市场经济中屡试不爽的潜规则和一道很简单的“选择题”。这也是当下社会中一般富豪的致富路径，但是，我要通过寻找真爱的游戏将他的过往生活展现出来，他与几个女人的初恋和畸情，都伴随着他的致富过程，其中还有更多的肉欲，被他当作拼搏的宣泄，这些正是我拷问人物灵魂的切入口。有些富豪朋友读了这部小说后说，你写的人，我们都熟悉。其实他们就是这样的。这是上海滩的富豪群像谱。
女人很容易成为失败者
沈善增：小说借陈山河的口说：“回忆”是“最强大的心理能量”，“只有借助记忆，人才能知道自己过去的经历，而失去记忆，人的心理就出现了断层，人就会面对沙漠一般的空白……”，这个“题旨”使虚拟性很强的情节主线，在展开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真实，这反过来证明了这一观点正确性。
记者：小说中的几个女性，呈现出上海女人的多个侧面，她们是上海城市精神的传递者，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来评判，她们与丁斗天的交往以及“拗断”，都是有合理性的。我比较同情丁斗天初恋的情人胡满贞，她身上有着80年代开放之初上海女性的共性。她的结局也比较悲惨，她也不是丁要寻找的真爱。他已经练就了一副硬石心肠，不会再爱一个失败者，同情或者帮一把都是可以的。如果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胡满贞可以赚取观众的眼泪。
王唯铭：但是我着墨最重的应该是最后一位女性丁沂，她才是丁斗天的最后的致命杀手。我早就在小说中打下伏笔，丁不能爱她，虽然很喜欢她。最后我才揭开谜底，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
沈善增：情节主线这样的虚拟性，对作者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样设置有间离效果，而通俗文学、类型小说更要求现场性、真实感。但王唯铭很快就把读者带进戏中，为人物的命运牵动、感慨乃至揪心。与《迷城·血》一样，《迷城·伤》的情节主要部分其实是“回忆”，但《迷城·伤》的回忆与情节结合得更紧密，真正成为推动情节的要素，也是提升小说精神境界的要素。
记者：是的，我也注意到，王唯铭对回忆投入了更多的感情。描写也在这方面最引人入胜，动用个人生活资源最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王唯铭：我希望传递城市的历史感，而在今天，特别是上海精英阶层中，历史感及反省的自觉性正在被有意识地抹去。这对一个城市而言是危险的，今后我们如何从历史经验中获取智慧？寻找教训？这一点想过没有？
谁能面对比尔·盖茨？
记者：有人说，在丁斗天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你认为呢？
王唯铭：前一部《迷城·血》，我个人的经验动用得多一点，而这部用得少，我不是富豪，这就决定了想象多于个人经验。但是，这个人的价值观，是我提供的。我从小生活在上海石库门弄堂里，父母一直教导我对别人的帮助要感恩，要寻找机会回报。在我的文学道路上，有两部小说对我影响巨大，一部是《水浒》，另一部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白痴》，江湖义气也好，承诺也好，都是我看重的，那么在丁斗天这个人物身上，其实也传达了我的这种价值观，寄托了某种做人的理想。这也是他追寻真爱的动力与诱因。不然他可以不去，他有许多事要做，贷款，开盘，玩女人，够他忙的了。但这一寻找，使这个人物有了多面性和丰富性，更接近上海男人的集体性格。
记者：在丁斗天寻找真爱的过程中，你倒叙了往日的情感故事，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展现了上海的世俗画卷，但我也看到，你的这部小说与前一部一样，充满了阴谋、肉欲、时尚、伪善、虚荣等场景和情节的描写，你还对以豪宅、游艇、名车等奢侈品为符号的生活场景铺陈得很开阔，很淋漓，这有必要吗？
王唯铭：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我认为不能回避这些“噱头”——如果有批评家这么认为的话。细节的真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故事与人物的真实，这是我的观点与经验。当然，我不能说只有我一个人像卡波特那样出入声色场所，是一个惨绿少年，但我是记者，有自觉、也有敏感，并利用职业的便利进入各个角落去了解社会。再说到人物关系，告诉你吧，现实生活比我的描写更精彩，更丰富、更有戏剧性。
记者：所以这场寻找真爱的游戏最后是失败的。
王唯铭：小说写到最后，人物命运不再按照我的意图发展，而是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来走，一切都是必然。这就是一个族群的城市人活在当下的宿命。
沈善增：富豪已经大起来了，但在精神世界方面，我觉得他们还很幼稚。利用潜规则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似乎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做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守法的企业家才是不容易的。
王唯铭：有道理，我注意到去年11月比尔·盖茨来到中国，向中国的富豪发出倡议，捐出个人财产的一半用于慈善事业。但事实让人沮丧，很多在胡润富豪榜上的大款都不敢去，露面的都是“段位”较低的富豪。这说明什么？中国富豪还没有与世界对话的人文底蕴和道德境界。
记者：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陈山河这个人物，他好像是倒霉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个失败者。在今天，他的处境与结局是悲剧性的，除了人物性格之外，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唯铭：是的，陈山河这个人，在感情方面是一个矛盾体，爱与恨交加折磨着他，令他不能自持，终于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淖。他是有才华的，只是不走运啊。
沈善增：在小说的高潮部分，操纵这个心理实验的陈山河成了“疯子”、“杀人嫌犯”，似乎又颠覆了“寻找真爱”的宗旨，这使主题在形而上层面又翻了个跟头，或者说实现了一个飞跃。而这一切又是在情节的推进中实现的，不是在语言的思辨中实现的，“画鬼容易画人难”，这就更加难能可贵。所以，《迷城·伤》在中国的城市文学中一定有其特殊的意义与地位。
记者：最后我们要小结一下，在过去20年里，王唯铭以一种纯真的文学理想，支撑着自己撰写了十多部纪实作品，同时进行着虚构文本的写作。这种双管齐下的写作，使他成为文坛的快枪手和异类。王唯铭接近富人阶层，但真实的身份则是一名“城市狩猎者”，他以敏锐的眼睛，瞄准着经济领域的新兴势力和上流社会的生活黑幕。在“狂澜三部曲”中已经出版的《迷城·血》和《迷城·伤》中，他以作家的良知和批判精神，继续关注城市新兴阶层尤其是富人阶层的生活和精神状况，并借此呼唤整个社会的重建道德与价值。这是王唯铭对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贡献。
在《迷城·伤》问世的同时，王唯铭开始创作另一个长篇系列“早潮三部曲”，这个系列是关于都市80后和90后的生存状态的故事，这个三部曲的第一部《亲爱的·飞》已经杀青，这是一部关于城市跑酷青年生活的小说。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期待他为上海年轻一代留下一部触摸到灵魂之核的励志小说。
王唯铭：城市让生活美好，不能机械地从物质层面来评价，精神层面是决定性的，只有内心向善，生活才会真正美好。再说一点，其实我一直生活在青年之中。我是沉痛并乐观地回望历史的写作者，最重要的一点，我钟爱上海这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