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文为生

　　苗 炜

　　我要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文学节”，还要发表演讲。虽然我只写了一本小说，但已经参加两个文学节了。演讲的题目叫“Writing Life”，我把这个标题翻译了一下，叫“文字生涯”，我记得萨特好像有一本书，题目翻译过来叫“文字生涯”，我还记得马尔克斯的自传名字叫“Living To Tell The Tale”，汉语里面也有把“写文章”和“生活”联系起来的一个俗语，那就是“卖文为生”。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文人从来都是文弱的，要把自己变成官员或者大商人的宠物。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屈原》，屈原是中国第一位诗人，他非常想得到国王的赞赏，得不到就跳河自杀了。我小时候还看过一部电影叫《龙须沟》，编剧是老舍，这位老舍先生曾经被称作“人民艺术家”，非常受宠爱，但后来在“文革”中也跳河自杀了。所以，我很小就知道，作家是一个有生命危险的职业。我爹对这一危险更明白，在我还没有表现出任何文学才能的时候，他就扼杀我这方面的才能。他鼓励我踢足球、长跑、打篮球，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反对我阅读文学书籍，特别是伤感的小说，比如《红楼梦》、“家春秋”等等。我记得我读这几本书的时候，我爹勃然大怒。他希望我学中医或者西医，掌握一门手艺，一方面可以养家糊口，一方面也可以照顾他老人家。

　　我当记者，是从体育记者做起的，这让我父亲比较满意，因为这项工作安全。后来我慢慢成为一个编辑，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我父亲就更满意了。我父亲眼睛不太好，他在一所中学里教政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你知道中国有一个传统，那就是瞎子给别人算命，我父亲教了几十年政治课，讲人类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讲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讲剩余价值是怎么回事。他如今退休都20年了，我每礼拜回家陪他吃饭，他有一天忽然问我：我怎么觉得我原来讲了好几十年的东西都是错的呢？现在的社会并不是我能理解的。

　　现在的社会我也很难理解。比如说，原来有一本杂志，做贪官的封面故事，这个贪官贪了五千万，读者感兴趣；再做一个封面，这个贪官贪了两亿，发行量又上去了；再做一个封面，这个贪官贪了五亿，读者好像就无动于衷了。杂志卖不出去了。还有一次，我读村上春树的小说，里面讲报纸上有这样一个报道，政府与黑社会勾结，把一家小饭店给拆掉了，这样才能发展房地产，小说家做出评论说，这个报道非常好，但落后于时代，资本家和政府的勾结就是这样无情的。贪污腐败、拆迁和对私有财产的漠视，这本来是多么重要的题目，但在今天，这样的题目好像已经落后于时代。作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我不知道大家对什么事情感兴趣，不知道贩卖什么。特别是在新浪微博出现之后，我怀疑，好多人对新闻报道的兴趣就局限于140个字，超过140个字的东西，就没多少人看了。

　　所以我后来又写起了小说。如果有可能，我想把编辑工作辞掉，专心写小说。但我父亲很难理解这个想法，他现在每个月有两三千退休金，他希望我是一个有单位的人。他知道，当一个小说家是难以养活自己的。这时候我才理解文人为什么要变成官员或者商人的宠物，我们要假装自己被这个社会需要，我们要有责任感，而实际上，在这个国家，选择当一个小说家或诗人，基本上就是要把自己置于阴影之下。我知道，有好多艺术家、作家都实现了财务自由，想干吗就干吗。而我将继续卖文为生的勾当。在媒体工作，等于要向大众发言，而写小说，相当于自言自语。这两个行当存在天然的矛盾，好在一个作家需要某种矛盾、充满张力的状态。我就脚踩两支船，先这么干着。

　　我想在这个文学节上给那些朋友们讲讲我们的时代，可惜我不太理解这个时代。我想说的是，世间有可以用言语传递的真相，也有只能用沉默来传递的更为深刻的真相。我想说的是，记者在报纸上报道真实事件，很可能是说谎，而作家胡编乱造，很可能是在追求真理。我还想说，某些文字写出来，恰恰不是为了表达，而是为了更好的沉默。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能解释清楚“写作”和“生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