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群：我是不是观众叫不出名字的演员
李立群
我是不是观众叫不出名字的演员？
本刊记者 余楠 发自北京
李立群演过男一号，也演过男八号。以演戏为生，也不脱离创作。他说，当名演员多累啊，完全丧失了自我，像我这样当个演员，挺好
“那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昨天。”台湾演员李立群没有想到，北京一夜，让他重温了多年前跑码头的江湖岁月。虽然这次来京只有短短两天的行程，密集的通告从早排到晚，他还是在抵京当晚，坐在了前门东路刘老根大舞台的观众席里。在前仰后合的观众中间，看着台上二人传艺人们千锤百炼的一身功夫，李立群用4个字形容了当时的感受——“百感交集”。“这样的秀，我也做过2000多场。只不过，他们在大舞台，我在西餐厅和夜总会。”
最不想干的事就是演戏
李立群所说的“昨天”，是指他从29岁到32岁的3年。那时的他，每天晚上抱着礼服，穿着风衣，坐在小弟的摩托车上，穿梭于台北大小夜总会不停地赶场。最多的时候，一天跑7场。
其时，他刚刚拿下金钟奖最佳男演员，那是很多电视演员梦寐以求的职业褒奖。
“有点知名度的演员都不愿意再放下身段去走秀，但我认为那是本事，得去练。看我节目的人，不是带女朋友谈恋爱就是带伙伴谈生意。你要让人家放下刀叉，不谈恋爱不谈生意，看完你的节目还哈哈大笑，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多年后，回忆起这些陈年往事，李立群平静而轻松。但在当年，说服自己重新站上舞台，他却耗费了多年时间。
李立群1952年生于军人之家。爷爷毕业于黄埔军校12期，父亲也在军中过了一生。来台后的父亲对3年内战更多的是摇头叹息，他希望儿子不再从军，去从事一项体面而且待遇优厚的职业。李立群用3年时间考上了五年学制的海事商业专科学校。那是海员的黄金时代，当时，岛内公务员月薪不过1200块新台币，海员却能月入2万。
与表演初次结缘是在海专的第2年，当时青年剧团刚刚成立，对外招考。“那些老师真是一时之选，好几位都出自抗战时期的重庆艺专，教我们舞台美术的老师到今天仍然是台湾舞台设计的头一号。”很难相信，一个校外学生剧团竟然拥有这样一个令专业戏剧院校都羡慕不已的豪华师资阵容。李立群也不会想到，学生时代的一次盲打误撞，会在多年后与命运的狭路相逢中帮助自己重新赢得生机。
服完兵役后，李立群告别了海员生涯。“海员的生活太不健康，一年跟家人见一次面，长年累月在海上漂着。年轻时干一两年挺浪漫，干一辈子，受不了。”
在那之后，他尝试过很多工作：二手汽车店店员、蛋糕店送货员、地毯公司职员、盲人按摩院司机、汽车喷漆工人……如同杨德昌或者蔡明亮电影镜头下台北青年的漂流青春，在那一两年里，电动单车拖着二十出头的李立群，度日如年地穿梭在台北的大街小巷。
进入演艺圈之前的最后一份职业，是在台北远郊的一座山上农场打一份长工，种苹果、盖房子、喂猪，他干了整整一年。
“父亲从前经常批评我‘干一行怨一行’。我后来终于想清楚了自己能够干什么，该干什么。其实我最不想干的事就是演戏，但是我只会这个。很多电视机构到处找我们青年剧团那一拨人，后来我就下山了。”
强将手下无弱兵，青年剧团因为被一群名师调教，他们的很多作品都被专业院团拿去观摩，舞台上的那些年轻面孔也早已令一些电视制作机构志在必得。有意思的是，当年那一拨学生演员中，只有李立群后来以表演为生。
电视剧是泡面
李立群第一次走进电视制作公司，便遇见了凭借一副好嗓子而走红的导演、配音演员陆广浩。“当时他正在制作节目，看见我之后就问，你走不走？我说不走了。他说，你现在走不走？我说可以不走。他马上扭头跟制作人说，快，给他加点戏，先暖暖身。”
见面第二天，李立群出现在镜头前，第二个礼拜，新剧本到手，李立群扮演男一号。这个戏就是让他被很多电视观众初次认识的《今日恋》。
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为什么能够被专业制作机构如此迅速地接纳？他怎么做到拍摄长达60集的电视剧只NG一次？李立群最感谢的还是当年的青年剧团。
24岁时，他参演了话剧《一口箱子》，讲的是老大老三一对难兄难弟被老板辞退后一起寻找出路的故事。李立群扮演的是男一号老大，他至今仍念念不忘，当时一张纸的台词，表演指导老师汪其楣跟他磨了整整一个月，虽然最后在舞台上也就几分钟的篇幅。
“从那次以后，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彻底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也正是那次演出，让我跟从前的表演方法说再见。”
对舞台表演的开窍，使李立群对戏剧这门艺术产生了最初的皈依。也正因如此，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电视剧充满了厌恶。
“所有好吃的，都必须花大量的心思和时间，包饺子很费劲，擀皮儿，剁馅儿，包好，煮熟。做炸酱面也工序繁琐，配料众多。只有泡方便面，5分钟就可以。电视剧就是泡方便面，它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众多的事情。表演需要细火慢炖，你把阿尔·帕西诺放到横店影视城，让他一天拍一个45分钟的电视剧，一天拍5页纸，3天之内，他不疯掉才怪！”
这种对电视剧的态度，既让他用了很长时间来和自己的内心较量，也让他最终和后来的合作伙伴赖声川分道扬镳。说服自己从事电视剧的理由来自于硬着头皮拍了多年戏的感悟：“现在就是让你泡方便面，那就好好泡面嘛。泡面也可以很好吃，那5分钟，你可以加点葱花，加点青菜。否定了电视剧，也就否定了自己的生存环境。”
正式入行的第3年，凭借改编自卓别林电影《城市之光》的电视剧《卿须怜我我怜卿》，李立群获得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奖项，也是岛内电视最高奖：金钟奖最佳男演员。很多台北人发现，除了在电视机前，西餐厅和夜总会也总能看到这位新科影帝。出入这些场所作秀，除了练就李立群要的功夫，一个月四五十万新台币的进账对当时的他来说也很有诱惑力。
在一次跑场的间隙，李立群来到兰陵剧坊，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出新戏《摘星》。这出关于智障儿童的话剧，在创作之初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它是参与该剧的导演和演员用一种即兴创作的方式集体完成的。这位导演就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赖声川，这种创作就是后来和“表演工作坊”齐名的“集体即兴创作”。
“《摘星》深得我心，”李立群说，“我放弃舞台进入电视剧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舞台剧界已经没有什么人让我更进步了，我也不能提供给他们什么帮助。但是，赖声川的出现，让我觉得我可能会再次回到舞台了。”
如他所言，由赖声川、李立群、李国修创办的民间剧团在1984年应运而生。明朝有剧团名为“正作坊”，李立群据此给新剧团取名：表演工作坊。坊，是为了强调剧场艺术的手工质地和创作美感。“我是老板兼演员，赖声川是老板兼艺术总监。”李立群说。
和赖声川分道扬镳
当李立群为重回剧场悉心准备时，踌躇满志的赖声川也在酝酿更激烈的释放。在当时，深深刺痛这位海归戏剧博士的，是岛内传统艺术的迅速没落。
“相声死得太突然。我1978年出国留学时相声还很普遍。1983年回来，很多唱片店老板都不知道相声是什么了。一个个活生生而重要的表演艺术家好像从来没存在过，太超现实了。”7个月的案头创作结束后，赖声川拿出了那篇献给传统相声的祭文《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舞台上，李立群扮演的舜天啸和冯翊纲扮演的王地宝在捧逗之间插科打诨，始终没迎来“相声大师”的登场，台湾剧场却借此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多年未出的黄牛，开始倒起了演出门票，150元一张的门票被他们炒到了2000多，连国父纪念馆加演的门票也在两个小时之内一抢而空。首战告捷，表演工作坊声名鹊起。
学生时代排戏时，李立群遭遇过一次自己剧团和另一个民乐剧团为场地而发生的争执。他把这段往事讲给赖声川听时，对方心生一念：这样的错位也许就埋下了戏剧的种子。那群重新回到剧场开辟事业的年轻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解禁不久的文化环境里，最大的感慨还是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无奈，却又不能重来。家国悲情之外，这些深深的叹息最终化作了表演工作坊的第二部作品《暗恋·桃花源》。李立群饰演的老陶，时至今日仍然是他舞台生涯最经典的角色之一。
在相当多的剧评人看来，台湾剧场真正做到“实验性和大众共存”、“雅俗共赏”，正是始于《暗恋·桃花源》。李立群之外，金士杰、刘亮佐、萧艾、丁乃筝、冯翊纲、赵自强等，几乎台湾最优秀的舞台演员全部云集于此。表演工作坊也在此后，凭借《台湾怪谈》、《非要住院》、《红色天空》和相声剧系列，成为台湾剧场艺术头牌的代称。
表演工作坊成立的第三年，因为经营上的失利，李国修退出。赖声川担任艺术大学系主任时，曾邀请李立群出任教授，被他拒绝了。“国修已经不在了，你又要做系主任，我再一走，谁来看店？”
真正的分手是在1995年。赖声川当时决定接下300集长寿剧《我们一家都是人》的创作。这种早上看报纸，中午马上创作，晚上就进棚直播的创作方式，的确脱胎于赖氏“集体即兴创作”，但是李立群坚决反对。“赖声川认为这是一种能耐和光荣，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破坏，会把演员的惯性破坏，但是他就是听不懂。”李立群认为，好戏是磨出来的。而这种高强度的创作，需要演员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下完成情绪组合，“演员就差抽吗啡了。”更大的悲剧在于，“等这些演员再回到舞台，我们的戏就会有越来越浓的电视剧味道。如果这个舞台被电视化了，那么它就不再是我心中的那个舞台。”
“《我们一家都是人》再好，也是一笼没有蒸熟的馒头。”李立群这个说法，当年非常伤害赖声川。但直到今天，他也没有改变看法，“明明要40分钟蒸熟的馒头，你用开水一泡就当成蒸熟的馒头，这怎么行？我知道对他很伤害，但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两人为此有过激烈的辩论。 辩论无果后，李立群卖出了自己表演工作坊的股份。此后在公开场合，赖声川很少提及他们的这次分手。经营表演工作坊11年，李立群没在此间接电视剧。在话剧创作的空档，他出于帮朋友忙，客串过杨佩佩的几部古装剧《八月桂花香》、《春去春又回》、《碧海情天》。很多年轻一代的内地观众，正是凭借这几部戏开始认识李立群。
离开表演工作坊后，李立群来到内地发展。直到今天，他依然认为：内地是职场，台湾是故乡，加拿大是家园。除了他，妻子和3个孩子都在加拿大。一生没有签约经纪公司的他，也在今年签约内地一家公司。他坦言之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停下这种和家人聚少离多的艺人生活，是因为经济原因。他曾经将自己全部的积蓄拿出来给朋友作投资，却因投资失误让身外之物全部化为过眼云烟。聊起这些往事，他像是在谈别人。惟独说起表演，他不厌其烦极像一位出师训徒的手艺人。笑谈间，他突然用一口地道的京腔问我：我是不是那种观众脸儿特熟，却叫不出名字的演员？
对话李立群
这么好的朋友
就是不能在一起
人物周刊：当年你都说服自己拍电视剧了，为什么不同意赖声川让表演工作坊做电视剧？
李立群：搞电视可以，那我们安静下来，用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创作一个20集、30集的剧本，规规矩矩地拍。这样对演员没有破坏，没有杀伤，能够保护他们在另外一个战场作战。但如果二话不说，早上看完报纸吸取新闻，中午就开始写大概结构，晚上就现场演出，我不同意。
人物周刊：你对表演的要求很高。
李立群：你看北京人艺现在这些演员的戏，电视味道越来越浓，因为他们在电视环境里已经熏染了很久，他跟那些没有演过电视剧的老演员出来的色彩、舞台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在舞台剧里那么多年，再到大陆来演电视剧，你们还会觉得，怎么李立群会演那么烂的戏。那些年轻的孩子没有我这样的功底，这等于是让我们的演员面对敌人飞机大炮的精良装备赤身肉搏。
人物周刊：赖声川的决定，是出于经营上的拓展需要？
李立群：如果我们的演员当初在舞台剧上专心演，票房足以养活他们，等他们到了功底深厚的时候再去演电视剧，就毁不了多少。我曾经希望台北的舞台剧团可以养活许多专业的舞台剧演员，如果这条路走不成，这个都市里面就没有一群傲人的演员。
今天你去伦敦，他们随便拿出一线、二线、三线的莎士比亚剧团给你看，你都会服。但是我们今天能不能拿出20年以前北京人艺的那种水平，即使是一个团？大家都忙着去演电视剧、电影，舞台培养一定就会荒废。
人物周刊：赖声川在系列即兴创作成功之后，是否有创作上的个人膨胀？
李立群：也不能讲膨胀。赖声川是个谦虚的人，只是太自信。他没搞过电视剧，不知道电视剧的杀伤力有多强。他后来搞了，号称成功了，但是越成功破坏力会越大。大学刚刚毕业四五年的孩子，被推进战火里，就成了炮灰。
舞台剧今天还是戏剧的摇篮，这个艺术要长时间孤独地面对自己。非要拿泡面的方式去做一个大餐，你就惨了。《我们一家都是人》再好，它都是一笼没有蒸熟的馒头。
人物周刊：你和赖声川还来往吗？
李立群：很少，他女儿结婚没通知我，他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有误会也是很主观的误会，就不重要了，就是觉得遗憾，为什么咱们俩这么交心，到最后居然不能在一起工作？
我们永远都不会红脸，因为我们不能忘记那11年的患难感情。当时那种创作上的孤独，我们相互支撑。但是这么好的朋友，就是不能在一起，你能让我说什么？
内地15年，我内心极其孤独
人物周刊：自己创作的角色中，你回味得最多的是哪几个？
李立群：没有角色，回味得最多的还是时光。表演工作坊的11年我非常怀念，因为那11年我结婚生子，得金钟奖，不断创作出表演工作坊还不错的戏。每天的生活就是排戏之后回家，然后演戏再回家，所有的应酬交给赖声川，那段时间是幸福的；还有在青年剧团的时光，那时没有压力，想朋友了穿起衣服就去找他们玩；在西餐厅作秀的那3年，我跟杨德昌、侯孝贤在乡下家里射箭的时光，喝小酒，聊创作，聊女人，别的什么都不聊。
人物周刊：内地这15年呢？
李立群：来内地这15年的生活我珍惜，但不怀念。这15年是赶不掉的回忆，是我的家庭生活的荒废，我的煎熬。即使事后再和家人团聚也无法弥补，但这是我必须接受的事情，这些年，内心尤其孤独。
人物周刊：这种生活，你随时可以叫停，去跟家人团聚。
李立群：我的开销很大。我投资10年垮了，如果不垮的话，爷现在在家里面乐着呢。老婆讲存粮不够，说孩子还要多少钱生活，我们的贷款还有多少钱没付，我们的保险费还差多少付完，一天到晚都在算。台湾电视剧现在萎缩得厉害，电视台用最少的钱去买别的国家的戏，不顾一切降低成本。我需要赚钱，内地片酬比我们要高很多，所以现在这种生活，我不能停止。
人物周刊：但是现在内地电视剧也是一个泡沫严重的不良市场，年轻人也不及你们那个时代用功。
李立群：电视剧本身就是让观众闲来无事看的一种剧，它像自来水，强迫输入到每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市场，商品意识在慢慢建立当中。年轻的俊男美女可以靠爹妈给的先天艺术瞎混几年，可能混得还不错，开始走下坡的时候发现自己得用功了，用点功，有才气的人又上来了，没才气的人就消失了。我们不置可否，因为我们自己还时时刻刻面临表演的困惑，所以不能认为年轻人这样对与不对，那只是一个现象。
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演每一个戏的时候，再累，都以当时的体力全力以赴。已经演得蔫了，我还想想办法，剩这点油料了，我低空飞行，我慢慢演，用低能量演，同样可以把戏演得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