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责任

　　文_杨玉良

　　16字治学理念

　　我回到复旦履职已经整整两年了。我是大学校长，不是官，我希望我的话永远是坦诚的。如果说，我对于治校有什么想法，可以用“学术为魂、育人为本、依法治校、民主决策”这16个字来概括，可能是老生常谈，但这些理念如果长久不谈论的话，也不行。一个知识分子有时候看起来很幼稚，这个幼稚叫什么呢？叫纯真。最近我跟复旦学生在对话的时候，我就说要依靠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有的纯真，再加上复旦大学的光荣传统，来推动改革。

　　一所大学没有学术，这所大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一所大学的各项事务必须以学术作为灵魂。但在大学里，“学术为魂”要真正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学术的优先地位，在各个环节都贯彻学术的中心位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位教师对我讲，我们大学现在最缺的就是魂，他说没有魂以后，那就是野鬼了，大学成为野鬼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

　　在大学里面，“学术为魂”是经常被想到的，但有一点我要说，学术不是讲民主的，很多人经常说错话，说“学术民主”，这不完全对，因为学术上面的正确与否不是靠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的，历史上不论哪个学科在学术上永远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所以学术是谈自由的，学术是为思想而奠基的。

　　我们要求要以学术为核心环节，以追求真理为使命。复旦培养的学生应该不畏权贵，精神高昂，抬着高昂的头，只会向真理屈服，其他的都不会屈服。“育人为本”，这是对大学办学基本目的的回归，大学不育人的话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不过讲到“依法治校”和“民主决策”，有些人会觉得有点“高深”。很有意思的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国家的法制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完善，社会上很多东西都在依法整治，非常严格地按照法律在执行，例如企业管理，但在大学里面恰恰不是。民主决策也是的，包括复旦也不够民主，即所谓用行政权力去挤占或者说替代了学术权力，有不少的现象存在。

　　有时候我觉得当领导的可以是最笨的，但是不要紧，你只要掌握一个办法，即能把智者们的思想汇拢起来，就可以使决策少犯错误，这就是“依法治校”和“民主决策”最基本的方法。最近我们复旦做了一些改革，可能大家会感兴趣，基本上遵循了16字治校理念。最近我开了一个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会议，这是我本人最后一次参加学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就提出来，所有的领导干部退出校学术委员会，这样就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隔离。

　　为了使他们的工作不是空架子，我们为此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学校学术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决议权不是决定权)。这些意见将是学校领导执行学术决策的重要依据。如果他们觉得对校内有些情况或某个问题不太了解，就可以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有人就问我，如果学术委员会的决议跟学校领导的意思不符合怎么办？我说校长无权否决学术委员会的决议，但可以要求复议，做出一个更合理的决议，然后再由学校的决策部门转到职能部门执行。

　　同样的办法，也用于教学指导委员会。我们已经付诸行动，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自讨苦吃”

　　有时候我们喜欢用“改革”这个词语，但不是什么事情都必须要改的，什么事情都需要去大改的，更多的事情实际上是需要我们去坚守或者是回归的。

　　2010年，全国教育界最重要的大事是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复旦大学一共有三个项目被列入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名单，分别是通识教育、拔尖学生培养和学校内部治理改革。主动请缨有点“自讨苦吃”，但这体现了我们的追求和责任。温总理在很多场合都说希望大家大胆试点，我胆子是比较大的，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也很难把握，有时候太大了是胆大包天怎么办？有时候太小又会止步不前，这是我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设计中，比如通识教育改革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其中要全面推进书院建设。复旦学院将会组建若干个书院。书院是学生生活、学习的天地。每个书院都会聘请院长，学生规模相当，还要配置住宿、管理和公共活动的设施设备。让书院不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还要赋予它更多的教育功能，让大量的导师住在书院。哈佛大学原来的哈佛学院就是他们的本科生院，他们的老院长曾经说过一句话，“你把课外的教育和宿舍完全交给行政人员的话，那是不可能让学生得到好教育的”。

　　大学做事，想清楚的时候就坚决干。如果还没想清楚，并且这件事情暂时还不着急，就不要急着干。如果事情还没有想清楚，但是又很着急，我们就小心翼翼地干，边干边看，摸着石头过河。教育是百年大计，有些事情没有想明白就做了，做了以后，要改回来，精力、金钱、资源都要花费好几倍才能改过来，甚至常常是改不回来的，这个损失就大了，一损失就是一代人，所以要非常谨慎。

　　为了推进改革，我们也在争取向教育部申请一些权力，例如自主招生、自主与海外合作办学、自主进行学位管理和专业审批等等。一切的改革都有其价值，但关键是怎么改、怎么改好。实际上，大学的自治权世界各国大学都在积极争取，他们只是比我们好一点。我去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听到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都在说要争取大学自治权，所以不要抱怨，我们都是在争取。我希望中国的大学能够自主和海外合作，自主招生，自主进行学位的管理和专业的审批等等。

　　问题是怎么改革，以及怎样一步步落实这些愿景。

　　追求决策不犯错

　　在2010年10月的C9会议上，我曾经讲过，依法治校和民主决策，是大学内部治理的两个基本原则。复旦大学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学校内部治理的试点单位之一。大学内部治理，概括地说，其实涉及的就是一个在学校内部如何“分权”的问题，在分权的基础上形成共同治理的结构。

　　关于大学有一个定义，即大学是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最近我们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但不要以为大学章程是为了限制谁，最主要的是限制大学校长的权力，我的权力不能是无边的，不要以校长为导向。

　　法治，即必须要有十分明确的制度和规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所以，我们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清理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并且正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民主，则要求在大学内部，我们应该创造这样的机制和环境，让师生们充分发表意见，这其实是所有正确决策的基础。

　　以耶鲁大学为例。在重大决策时，耶鲁惯常的做法是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进行充分彻底的协商讨论，因而在行动上往往显得踌躇不前。从效率的角度看，耶鲁在反应上、行动上似乎是迟缓的，但是它的决策又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必然是审慎和稳健的。正如《时代》周刊所评论的，人们可以说耶鲁的进步不快，但是，“其进步总是有选择的和基本上正确的”。大家可以去看耶鲁、哈佛、牛津、剑桥以及加州理工，他们都不是赶时髦的大学，但却一直是努力避免决策失误的国际一流大学。

　　校长们都很关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我认为这就需要民主决策。民主决策是科学决策的基础。按照“依法治校、民主决策” 的原则，学校只管宏观格局，根据宏观情况来分一个百分比，具体的资源分配和项目，完全依靠人文社科、理工和医学领域的专家。具体工作，由各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校领导担任召集人，但没有投票权。真正有投票权的，是进入委员会的各个学科的专家。

　　复旦新近有一个例子。2010年10月的教代会上，我们通过了复旦自己的《教职工违纪处分条例》。制定这个条例，不少教师当然很气愤，说为什么不制定一个奖励条例，而制定一个处罚条例？有一个律师跟我说，假如学校处罚了一个教师，因为这个条例是党政会议或者党委常委会通过的，然后我们来处罚，但是处罚后有一些教师不服处罚，他到法庭去告复旦大学，说学校的处罚不对，法院就要来取证，如果你依据的是党政联席会议或者是党委常委会通过的处罚条例就没有法律效力，你的官司肯定会输。因此，我们在立法前，专门咨询专家，凡是与教职工奖惩有关的规章、决议，都必须经由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这个《条例》明确了校内每一位教师的职业纪律准则。将来如果有教师发生违纪情况，例如学术不端行为，学校就有了处分的法律依据。

　　这个案例就属于依法治校、民主办学的范畴。目前学校的管理是有不少的漏洞，解决这些漏洞就是解决学校的“民主”和“法治”。

　　人文振兴  

　　这一次，复旦加大了对医科和人文社科的投入，尤其是人文社科。除了加大投入，还启动了“人文振兴计划”。一是大学文化自觉的需要，二是主动参与国际对话的需要。中国不是说要输出价值观，我们只是不想被人误解。现在在很多地方，中国被误解得太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挨打问题”，我们不挨打了。解放以后，我们解决了“挨饿问题”，绝大部分的老百姓不再挨饿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挨骂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文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想跟国际上著名的大学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联合组建一些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一个“挨骂问题”。

　　我的女儿在德国念博士的时候，有一位法国人在看中国的《道德经》，是英文版的，这个法国人第一句就看不懂，“道可道，非常道”，然后就问我女儿是什么意思。我女儿拿过来一看，傻了，英文是这么翻译的，“道”翻译成真理，这下就麻烦了，可以想象一个法国青年为什么看不懂，“当中国人在说真理的时候，那个真理肯定不是真理了”，这个误解太大了。中国的“道”不完全是真理，还有自然规律和某种精神的东西，他翻译成为真理以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们应该有一个宏大的、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化的发展战略，这不是一般的文化产业和战略，而大学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魂，大学也是的，是中国魂，是一个国家的脊梁骨，大学应该是一个国家神圣的殿堂。

　　还有一个考虑是纠正工具理性泛滥的需要。理性是有区分的，可以分成：道德理性，最基本的本质是正义感，这个理性是用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善和恶，或者是丑和美的，这个理性完全是属于价值领域。科学理性，其本质是求真，它的功能是用来判别真与伪的，包括逻辑、推演、分析、归纳、综合等等手段，它属于科学领域的规律探索。还有就是工具理性，其本质是功利，它是基于对手段和目标之间最佳途径的机巧理解，它的基本点在于机巧和计谋，不是技巧而是机巧。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不管这个目的是善和恶而去寻找的一种最佳的途径。

　　如果只有工具理性而没有前面两个理性的话，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是不是要利用手段，比如人脉或者其他所有的工具，调动这些东西来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工具理性泛滥，那就会导致社会功利主义盛行。学生如果受工具理性影响，就会降低个人的道德情感。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大学生的问题，最根本的来源就是我们忘掉了前面的两个理性而只剩下第三个理性，这在教育上来讲就是失误。我们希望教育能够改变这个状况。

　　工具理性没有道德可言的，它是冷冰冰的，没有情感的。我希望我们的大学生不要受太多工具理性的影响，而是要强化第一和第二的理性。我们不能因为工具理性，追逐热闹和喧嚣，而忽略某些大学里沉默而深刻的变化，并不能及时意识到它的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世界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大学是主角，责无旁贷。